洛夫：诗人境界要有四个层次

诗歌遭人白眼，诗人不必喊冤

   

今天的社会不论两岸三地，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日渐开放，经济挂帅，消费市场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我们的物质欲望高涨，而精神生活日趋萎缩，而导致文学的退潮，诗歌遭到惨烈的边缘化，表面上虽然很热闹，每个月都有很多的诗的嘉年华会，但实际上诗人是寂寞的。诗歌正被冷落，除了社会的客观因素，还有主观的因素。目前，诗坛由于后现代诗歌的文本结构，口水诗的泛滥，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颠覆，不但与我们的诗歌信念背道而驰，同时也使一般读者为之瞠目结舌，退避三舍，所以今天的诗歌遭人白眼也就不足为怪了，诗人不必喊冤，实在是咎由自取。

   

写诗是一种价值的创造

   

我一向认为写诗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行为，它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创造，我从来不以市场的价格来衡量诗歌的价值，在市场消费观念来看，诗是无用之物，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诗有一种无用之用，它创造一种价值，人生意义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人生境界的创造，如王维、李白的诗；精神高度的创造，如里尔克，T·S·艾略特的诗；尤其是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李贺、马拉美的诗。诗歌的语言是创意的语言，它可使我们民族的语言变得新鲜而丰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说过这样的话：“诗是开向世界的一个美丽的窗口，是使梦想能够实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诗可使语言增值，诗是我们语言的未来。

我再顺便补充一句，诗人除了应有上面讲的这种信念之外，更应具备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不在于蓬头垢面，行为怪异，而在于一种有所不为、同流而不合污的精神，孤独、狷介而不孤傲的气质。

诗人境界要有四个层次

1．抒小我之情的诗人。只求表现个人的那种梦幻式的浪漫抒情，像徐志摩，“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评论家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我把他当做不可学习的反面教材。然而，诗的创作毕竟首先是从个人出发；诗人写的是他的内心经验，这种内心的东西极可能是对外在世界的反应，但必须从“我”投射出来。其实有时诗人写的也可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也就是诗人对外在世界的诠释。所以说诗既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形式，譬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就是一个非常强调自我的诗人，同时也是19世纪美国工业社会的代言人。这就是以小喻大，以我的说法是：“以有限暗示无限，以小我暗示大我”。可以说，自我是建立艺术风格的趋势，没有鲜明个性的作品，很难被视为一种艺术创作。

2．强调社会意识的诗人。诗人本来对社会应有责任感，但过于向社会意识倾斜，而忽视了诗的艺术创造性、抒情性和美学情绪，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结果不是成了政治的工具，便是成为商业的广告。

3．表现对社会的感悟，对人生意义追求的诗人。他不但是抒情诗人，美学意义下的诗人，他更把自己提升为一个思考性的诗人，诗中闪烁着形而上思维的智慧光辉，在我们前辈诗人中，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苏东坡的作品中都有这种耀眼的光辉。

4．我认为具有最高层次的诗人，不但要有宗教的悲悯情怀，也要有宇宙的胸襟，他的诗歌中总是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也就是一种生命的觉悟，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怀疑与叩问。

今天的诗人大部分属于第一和第二两种境界，而第三和第四种境界不是人人可以抵达的，也不必要求每个诗人都得达到这种境界，但可以作为我们的理想，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诗的语言拒绝口水和废话

下面我想谈谈诗歌的语言问题：诗人是一个清醒着做梦的人，他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也是一个超现实的人，所以诗歌介于清新与朦胧之间，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酝酿阶段，诗在我们心中只是一种感受，一份灵气，一些经验的记忆。这时，诗人受到诗情绪的控制，有些精神恍惚，好像中了魔一般，所以我说这时候，诗人是诗的奴隶，但酝酿成熟，而当内心抽象的情与思语化为活生生的意象，变成一行行的文本之时，诗人便必须清醒有效地掌握语言，成为语言的主人。

对诗歌的语言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说话的口语，一种是比较文雅精炼的书面语言，其实我不说“口语”，而宁愿说一种“生活语言”，一种真实的、提炼过的、净化的纯粹汉语，也不拒绝俚语方言，但它拒绝口沫横飞的口水诗，一种废话。我所谓的生活语言是把街坊市场等公共场所流行的两种粗糙的口语提升一个层次，使诗的声音成为生命的元音，诗的语言不仅是一种载体或符号，而是生命的呼吸和脉搏的振动。

“生活语言”或口语固然能使诗歌变得鲜活，更有生命力，但如能与雅致精炼的书面语言作恰当的有机性的交融搭配，这种诗歌语言可能是最理想的诗的语言。

  

参考西方诗歌美学，不忘祖宗智慧结晶

我们知道，现代诗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探索同步的，反传统和全方位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在当时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正常，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诗人无不是传统的反叛者，无不是奔波于西方旅途的取经者，“横的移植”几乎成了青年诗人唯一的选择。当时我担任《创世纪》诗刊的主编（1954年创刊，，比北京的《诗刊》还大两岁），有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理论与创作，我们自己也都是纷纷投入各种新风格的实验，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有了自觉，觉悟到一个中国诗人在移植的土壤中是长不大的，必须寻找更有利于茁壮和发展的因素，那就是回到本土，回到自己家园来掘宝。在当时大家称之为“回归传统”，其实“传统”是已经过去的旧东西，是回不去的，有人说我是“拥抱现代，回归传统”，这是一个不周延的命题，而我强调的是“回眸传统”，重新评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美学的参照价值，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歌意象的永恒之美，我们放弃了格律陈陈相因的语法、陈旧的审美思维模式，但我们不应放弃古典诗中那种超越时空，万古常新的美的意象，譬如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月出惊山鸟”这个意象多么美，又多么现代，我认为凡是具有创造性的美，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美。我今天在这里必须呼吁写现代汉语诗歌的朋友，在参考西方诗歌美学，追求现代或后现代精神之余，不要忘记了我们老祖宗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结晶，真正的美是万古常新的。  

       汤养宗 刘川 诗赏读 1959年农历白露生，福建霞浦人。出版诗集《水上吉普赛》《制秤者说》等六种。曾获得人民文学奖， 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储吉旺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刘川，1975年生，祖籍辽宁省阜新县。曾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中国“天马”散文诗奖、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著有诗集《拯救火车》《大街上》《打狗棒》《大富贵图》《百家姓：刘川诗选》《读经堂闲墨：刘川旧体诗选》《个人史》等。现居沈阳。 

                          汤养宗答刘川五问“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 　　　　

刘川：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　　　　

汤养宗：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语词霸占情怀”的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　　

（1）以叙述替代了滥觞式的抒情。诗人们更加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或者“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叙述”的作用在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会中拥有“私有性”情结的重要手段，使“我的话”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更为值得信任。加上辅助以情节化、戏剧化、描绘化等手段的摄入，促令诗歌在悬空式的说教降落到生活的现场中，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化，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摸不着的高谈阔论。　　

（2）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随着全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不再以传统“绝句体”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远的诗性觉悟为荣，看透了藏匿在当中轻车熟路的逻辑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转承习惯惰性，相信诗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来支撑阅读上的诗性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性。这种更为开阔复杂化的书写，给文字结构带来严重的线性脱节，变轨，移位与开合，从而也给诗人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写境地。目前，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的先锋带路，也随着它的影响性日隆，正在冲击与阻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线性，板块式的简单书写。　　

（3）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舌。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中，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使用法。一部《诗经》便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口语集成。新世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唐诗中平民化口语书写，这种书写的心态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的叙述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让文字高束在悬空中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上的水下铺路，借尸还魂，隔物说物的病灶外，最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说话，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清代人在写词，真正使诗歌砌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　　

尽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难度，口语并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种含义，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它同样一个也不能少，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句的问题。这是当下所谓的“口语诗”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的时间。　　　　　　

刘川：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汤养宗：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整合肯定还延续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部分成果，比如追求诗人个体内心的独特发现及独立的人格担承精神等。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态下的写作方向，这种方向主要表现在诗人的生活立场与文本立场两个方面。一是诗人进一步摆脱了作为神的化身居高临下的吟唱方式，而是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第一身份，统摄一个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感，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审丑的；内心的视角更为多维复杂，在林林总总甚至是琐屑庸常化的心灵揭示中，诗人的身份常常由一个主导生活的引领者变为一个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恶的或美的演出者。诗歌中的精神事件更为个人化与具体化，诗歌也随之更为碎裂，并在这种碎裂中印证出更为纷繁与个性并存的世界面貌。诗人也通过这些具体的篇目，通过担承自己在诗歌中的事件来担承对世界的态度。众多诗歌中对生活事件场景绘声绘色酣畅淋漓的描写，不但是这种诗歌美学态度的佐证，也形成了新世纪以来诗人们通过反思诗歌的精神立场后所形成的总体写作倾向。二是诗歌文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与发生分歧。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文本还相对地显得典雅的话，这个时期的诗歌则在外形上显得不再“精致”甚至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金句拾贝”。随之多元文化的相互交合与形态互为，诗歌在这一时期中被诗人们更加地割裂成作为个体的文化品味与才情品味的试验场。那种传统意义上浅白的赤裸裸的为诗而诗，为诗言志，为人世担道义的单一的美学观，已经被各种新鲜的文本意识所分化。诗歌文本从逐字逐句判别向整体的效果移位，诗歌的意味不再以字句间的精美典雅为上，而被替代为个人性情下的美学定位，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粗粝的，在场的替代了哲思的，优雅的，神性的；整齐的整体力量替代字句间的优美追求。加上口语，事件，角色等元素的大量介入，那种当下性很强的诗歌在排斥传统阅读习惯中显得十分不讲道理甚至有点粗暴，但整体上的震撼感却让人耳目一新，它是生活的，面对面的，也是亲切与受用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诗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也就是说它已不像记忆中的诗歌，而正是这种反叛，令诗歌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也使诗歌翻开了自己崭新的美学主张。　　　　　　刘川：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汤养宗：必须欢迎网络诗歌的到来。它不是坏东西，只有被它吓着的，或者因网络诗歌动摇了他自以为业已成就的诗歌地位并让他的诗歌开始变得可有可无的人，才感到它是坏东西。　　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有的格局，或者叫重新洗牌，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热闹。至少，它在当下诗坛所撑起的半边天已成事实。谁生它的气谁才是真正的老了。网络显而易见地作用于诗人与诗歌的有三点：一是冲击了官刊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诗歌的美学建设与评判标准不再由是谁与谁少数几个人说的算，谁想控制诗坛或随意给出好与坏的说法，也随之有现场中广大的网上诗人为之监督而不再有恃无恐。诗坛正按民间与官方调和后的格局走向它应该走向的去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是诗坛真正意义上把脚踩在民间的土地上，让诗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归家。二是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也许当前的诗歌只是在相对固定的人群中交流，而这毫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诗也是一门专业艺术，既然分为专业，就必定有它相对的人群创造它研究它与欣赏它。至于在更广泛的人群流传的诗歌，又必定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在当下文学期刊订户普遍下滑的情势下，如果不是网络，不是众多还热爱着诗歌的人们在网络上通过诗歌交流，相互取暖，相互维护着诗歌在人心中的位置，中国诗歌的现状势必比现有的情况更为孤冷与难堪。这一点倒是归功于让冲击了人心的网络又让人们找到了接近诗歌的捷径。毫无疑问，诗歌通过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更大面积的普及与支持。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承认。我一直认为，在网络时代，只要你真正拥有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你的。由于网络给诗歌发表所带来的便利，许多年轻的诗人已减免了他们的前辈们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的艰险期。网络的信息量及传播性，极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新人推到一个相当闪耀的平台。新人的遴选往往不再由某个编辑闭门造车说的算，而是相当于在公众中的一片掌声中被拱出来。当然，这也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需要长期艰苦沉下来苦心磨砺去取得的内功。　　网络对诗歌的好处是显然的，但处在网络时代的诗人又必须小心的。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网络，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中识别它的血与沙，还应善于抽身而出，相对清醒地保持一颗孤独的心。网络纵有千般好，作为诗人归根到底的好只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同坐牛车，点油灯的李白杜甫一样，必须潜心做好自己的诗歌功课。网络之外，诗歌写作中一切化险为夷的事，依旧靠诗人个人艰苦卓越地去拿下。唯此，诗人才能真正有立场地立身于网络的喧嚣与取舍中，还原成诗人本来的身份。这也是活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共同的命，破与立，成与败，毁与誉，聚与散，尽在当中。　　　　　　

刘川：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汤养宗：一个是人文关怀价值，一个是文本建设价值。生活在自己现时代的国度，再超脱的诗人也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一甩就把自己甩到月亮上面去。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传统精神的诗人，实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

诗人不光需要写出精炼优美的诗，还需要写出对社会的关怀和对生命的觉悟。诗人所走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