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很难再用统一的文学观念来理解今天的文学了，甚至不同的文学群落理解的“文学”都很不相同。“50后”“60后”作家与活跃在网络上的青年写手们各自为阵。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张炜、苏童、余华、格非、阿来等等，称这些刚过壮年的作家为“老树”，似乎言过其辞，但想想本世纪之初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青春写作，那就可以理解何以他们壮年刚过，就可能是壮士暮年。他们自然有着可贵的成熟，但又不得不承载着20世纪白话文学百年的暮气。新文学也就百年的历史，但在当今中国文坛的多元格局里已经成了“传统文学”。“70后”作家蒙受着“50后”“60后”作家的阴影，“80后”作家完成了转向却又去向不明，传统中国文学究竟向何处去，还能向何处去，不能不成为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2013年，贾平凹出版《带灯》，以一位年轻的乡镇女干部为主角讲述乡村中国面临的种种难题。在《废都》之后，贾平凹带着愤懑“怀念狼”，猛然间高吼“秦腔”，转而又坚韧地炼起“古炉”，看似是最有个人风格的作家，却在每一部作品中力求大变。《带灯》中贾平凹面向现实的勇气骤然加强，这是老骥不能放弃的志向，内里的那种苍劲始终要握住鲜亮，而且握得这么结实，多年练就的劲道仿佛源源不断。

　　余华沉寂七年之后出版《第七天》，这部薄薄的小说也试图向现实说话，说话的方式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50多岁的余华把小说做得相当纯净，说叙述炉火纯青也不为过。早年那么无情地撕碎家庭伦理，这部小说却把一个非血缘的父子情深写得如歌如诉。同样，到了知天命年纪的苏童出版了《黄雀记》，又回到香椿街的少年时代，那里潮湿、鲜妍却诡异多端。这部小说虽没有超出多少苏童过去的小说，但那种记忆的韧性，对命运之不可抗拒又有新的体验，语言叙述也有一种自由的松弛，不能不说是一种老到。林白这个当年沉迷于“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主义者，今年出版《北去来辞》，把一个家庭的故事写得如此真切却又能糅进当代历史的深刻变故，生活的穷途末路与不甘于命运的挣脱，令人唏嘘不已。徐小斌早已过了浪漫的年龄，却并不放弃文学的浪漫，不用说，对“80后”“90后”来说，《天鹅》关于爱情的颂扬如上个世纪的童话，但徐小斌像是要还一个宿愿一样完成这次精神性的书写。

　　也有令人惊异的“老树着花”，金宇澄的《繁花》是海上文坛厚积薄发亮出的一道风景，旧式的笔法讲述着新的传奇，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只有一步之遥，或许是冷眼看尽文坛潮起潮落，领教到千变万化不如从头再来，金宇澄这就跨出一大步。张炜在10卷本的《你在高原》之后，今年又出版18卷本的“散文随笔年编”。虽然这部编年文集有早期写下的文字，但是在今年合集出版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实际上，“50后”“60后”的诗人也是一个壮观的群体，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李亚伟、张曙光、杨克、翟永明、臧力……这个名单开列下去，恐怕要涵盖当今诗坛的半壁江山。按如此创作势头，“50后”“60后”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文坛——即使称之为传统文学的主力军。中国文坛有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忍耐”这种方式和风格的文学。

　　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以及在这一年辞世的诺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都让我们对文坛长青树不得不表示一种崇敬。然而这些年来，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对“50后”作家已经很不耐烦，虽然“50后”时有新作且势头不减，但对他们还能引领文坛多久的疑问一直不断。此种背景下，2013年的“老树着花”饶有意味。

　　固然“50后”以乡土叙事为主打的文学方式已经显现疲惫和单调，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批作家都在试图跨出自己的界线。尽管这样的跨出显得十分困难，甚至步履蹒跚，但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今在传统文学这一脉，大变革恐怕不再，但个人突破就是小小的胜利。“老树着花”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按照阿多诺和赛义德关于“晚期风格”的说法，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到了晚年艺术手法倒变得十分自由洒脱，可能会写出出人意料的作品。正如传统文学到了晚期，也可能有一种自然和自由，有一种任性和超脱，如“老树着花”般闹春，传统文学在晚期未尝不能有一番作为。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方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悲伤”温柔也残酷

　　虞金星

　　前不久，《十月》杂志创刊纪念，评选其35年来“最具影响力作品奖”，《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入选，与《黑骏马》《高山下的花环》等“老牌”名篇并列。这也是最近4年该刊所登作品中唯一入选者。据说，此次评选综合了网络、媒体、专家等三种投票方式——“涂自强”在读者中的传播口碑，或可从此中见一斑。

　　在长篇大行的当下，一部中篇写尽了一个山村少年到城市的匆匆一生，难得的是似乎并没有引来多少“太匆匆”的疑义，反而让许多人在这“匆匆”里读出了不能忘怀的“悲伤”。涂自强始终以为是个人的“悲伤”，作者方方在结尾借他的室友赵同学之口来追问：这果真只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么？读者们则用阅读和点击，给出了答案。

　　许多人觉得《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具有写实风范的新文本，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文学创作，但这部小说中温柔而残酷的“非写实”色彩也是无法忽视的。方方的笔法是节制的，那么多可以浓墨重彩煽情炫悲的地方，她都不动声色地抽开了笔，相反，她让有限篇幅里“充斥”温暖细节，这其实已经超过了写实的范畴。而在另一端，似乎命运的所有厄运又在刹那间出乎人想象地被加诸主人公一身，成为超过写实的残酷。温柔与残酷之间，似乎就在小说的某一部分打开了一道单向的阀门，让读者不得不把所有同情都倾给“涂自强”。

　　《日夜书》

　　韩少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冷却过后重回首

　　董宏君

　　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通向精神世界。而对自我的开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知青题材写作曾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潮流，但是远观与近观差异巨大。读《日夜书》，感受到某种朴实与强大，也看到了作者面对这个社会的姿态。《日夜书》讲述的是“50后”一代从知青年代到转型期社会的人生轨迹。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以及变化后面繁复的人生逻辑里，有青春的荒废，有理想的幻灭，有信心的动摇，更有奋斗中的苦苦挣扎，生活里的艰辛领悟。作品中的人物怯懦，自负，盲目，粗鄙，但又是那样的抗打击，能折腾，敢反抗，有激情。他们如同蓬勃的野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些人物与故事常常恍如电影中的跳跃与闪回，在昨天与今天之间穿插转换，自然地衔接、呼应，这种自如的掌控力，也使得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展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日夜书》可以说是一部致青春的书写。逝去的青春，经过思想冷却后的回望，过滤掉了主观与激情，提供了对一代人的青春成长史进行反思的可能性。作品写了“知青时代”，更写了“后知青时代”，昨天与今天的关联纠结，呈现了一条命运之链。“他者”的理性视角，加之作者本人也正是知青一代，在耳顺之年，其关于生命、欲望、苦难以及复杂人性的思索，使得作品在广阔的覆盖性之下，更多了一重自我审视、自我探求、自我建构的维度——人是什么及可能是什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

　　黄永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由才得真法度

　　胡妍妍

　　画家的名声遮住了黄永玉在文学上的价值。好在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在《收获》杂志上已经连载了5年仍然未完待续的作品，是黄永玉携着近90载岁月的溯流而上，从容地想，尽兴地讲，紧散相宜，庄谐纷呈，不仅“将文学、人生里的重大问题全部接管”，而且让人真切地看到，那些涵养了一个人生命的东西，如何同时也在涵养一种写作。

　　“刚摘下的花椒，油锅里炝过，齿缝里一扣，‘啵’一声纷纷流出小滴小滴喷香的花椒油来。”别以为老人的回忆总免不了啰嗦和枯燥，黄永玉讲起“古”来实在都是这样的唇齿生香。所以，“无愁河”今年结集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三卷本，60万字，刚刚讲到主人公的13岁，却丝毫不让人觉得冗长。相反，是条理，耐烦，不急不慢，有滋有味。所有见识过黄永玉特殊的好记性、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对人对事的耐心、永远言之有物的读者，都能感受到，由人和时间双双写就的舒展与美好。

　　没有偏见，从世俗生活里辨识和吮吸“好”，“无愁河”所以吐纳自如，气蒸云梦泽；见过历史的车辙，清楚苦难的斤两，“无愁河”所以又不虚缈不沉溺，从气韵生动中长出挺拔的自持、深刻的威望、准确的漂亮、有如明矾一样的严峻，这是朱雀人的品质，也是《朱雀城》的品质。以最自由的身手捕捉到最深层的写作的法度，这部来自“文学圈”以外的作品，因而照见了“圈子”的局限。

　　《印度记》

　　于坚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心安处万物通透

　　刘琼

　　散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大户，每年出版或见诸报端者难以计数。写作者众，是散文的幸事，然良莠不齐、垃圾遍野也是事实。于“洋洋大观”中，于坚的《印度记》真心让我喜欢，读后心安。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读者对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了解，多数只能借助于文学书籍如泰戈尔的诗文。文学就是这样，可以如夏日的清泉，使心灵通透，也会是一片树叶，遮蔽了视野和真相。除却朝拜，除却猎奇，除却泰戈尔，除却偏见，从同是南亚的昆明西行，当然不止印度，还有尼泊尔、不丹，捋着喜马拉雅山的脊脉，朝着恒河两岸，行走数月，可以把多少见闻感受拣到书里？生动的俗世和圣洁的灵界，在佛祖的故乡比邻而居，可敬的诗人充当了言者和信使，如椽之笔写出通透之悟，使一场原本俗气平凡的风物旅行变得雅致、安静和自在。当然不见巧言令色、浅薄恣肆，这不是曾经沧海的诗人的作风。不媚俗，不势利，不自矜，不焦躁，直抵本真的童心跃然纸上。支撑真心的人格和灵魂，坚硬，美好，让人心向往之。说到底，我喜欢的是节制的语言，它们精准、具象、生动、神秘，自然的气息和世俗感受，因此存在、传扬，具有价值。

　　别把《印度记》当作游记，它跟灵魂、哲学和生态有关。

　　《出梁庄记》

　　梁鸿著　花城出版社

　　且丈量迁徙脚步

　　张健

　　一直以来，乡村与城市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往来流通从未停歇，瞻望打量持续进行，而横亘于其间的隔阂与鸿沟却始终难以消除。无论是站在城市看乡村，还是站在乡村看城市，人们看到的常常都是变形的风景。比如在不少城里人的眼中，乡村要么等同于愚昧的化外之地，要么就是诗意的世外桃源，而实际上，真正的乡村离以上两者都很远。 

　　《出梁庄记》就记录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生于乡村，远远瞻望城市，满怀希望地操劳奔波，最后散布于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他们的悲欢离合与在城市里的遭际，折射了当今中国大地上最为常见的风景。这本书是沉重而又较真的，作者像蚂蚁搬家一样把种种生活的艰辛收拢于笔端，把这群乡村出走者面对城市文明的隔阂之痛、离开土地根本的漂泊之痛赤裸裸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描绘的虽是一个村庄的漂泊画面，折射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浮世悲欢。

　　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与更为长久的时间里，这种出走与融入的故事其实一直都在上演，只是形式各有不同而已。迁徙的脚步多是沉重的，由一个地域进入另一个地域，由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必然含辛茹苦，甚至浴火重生，有的迁徙者成功融入，有的则始终被拒斥。

　　此书实际上是众多采访素材的组合，作者力求客观叙述与呈现，以便让读者自己做价值的判断，但有时候又情不自禁地站在乡亲的立场上说话，这让写作的姿态多少有些撕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