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成了师大人

“师大门下三千蜡烛”是个微信平台，这个平台的文章我曾经读过，读完还真的很有些感慨，感慨之余又有些羡慕，羡慕之余又有些妒忌，妒忌之余不由暗暗想：为什么我的母校，就没有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单就这点而言，师大较之我的母校，似乎就多了那么一些人文气息。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上大学，班上的女生，分为好几个宿舍。我的宿舍和对门宿舍里面的女孩，个个都很可爱，然而宿舍的氛围，却大不相同。我们宿舍的五个女孩，平时关系不错，到了周末，可就一定是各自为战，各寻各的开心各找各的乐，而对面宿舍的五个女孩，平时相处融洽，到了周末，也一定是抱团出玩。说起我的母校西北大学和现在工作的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不知怎么的，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以前的两个女生宿舍。

在我的眼里，母校西大，其实正如我以前入住的宿舍，大家聚在一起关系也很不错，但闲暇时间，却很少抱团，而我现在工作的所在地师大，则如我对门宿舍的五个女孩，不但平时关系很好，到了周末，则更见其亲密无间。

可能正因为如此，师大有“师大门下三千蜡烛”，而西大，起码目前来看，似乎还未见烛光摇曳，对于师大的这一点，我是羡慕的，这正如我二十多年前对对面五个女孩的羡慕一样。

谁都知道当今的微信比QQ空间要强势得多，然而慢节拍的我，还是常常更留恋空间，至于微信，每天光顾的时间实在有限，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能够看到“师大门下三千蜡烛”里面的文章，想来也实在是非常有缘。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叫做《六零后、九零后与微信》，大概述说了微信给我带来的烦恼，这不，就在前天，打开微信圈，看到我的一个朋友，一下子就转发了美文五十多篇，文章美则美亦，但是我若能看完其中一半，估计就得要吐出来，更莫要说全部看完。而且实话说，微信里面的好多转发、好多链接，其实也都是很久以前的文字，好不容易费时费力走进去，一看却原来是一张熟识的老脸，你说我若跟他谈得来，啥话好说，你说我若对他并不感冒，难免就有上当受骗之嫌。每每遇到后者，必然立马出逃，逃出之后，心里还要不免憋屈半天。偶尔有同事或朋友为着某种福利，让我帮忙点赞，每逢此时，老眼昏花的我，总要费老鼻子劲，才能在那些快如闪电堆积如山的转发里面把他求赞的帖子给扒拉出来，哎呀，说起来，还真是累死人的节拍。

然而，在这如海的爆炸信息里，幸运的，我居然看到了“师大门下三千蜡烛”，朴实、清新而加之文章的原创，悠然、淡雅，并非急功近利的刷频节拍，这样的东西，自然，很合我的胃口，所以，当有朋友找到我，让我为着这个平台，写些跟师大之间的平常故事，虽然知道自己水平有限，虽然觉得难免班门弄斧，然而，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师大不是我的母校，就这点而言，我有些滥竽充数；然而截止今天，我跟师大已经结缘一十二载，就这点来说，我不能算是南郭先生。

2002年的春天，在愚人节这一天，我，正式成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名职员。刚进社的我，分不清码洋实洋，不懂得责编责校，被安排在校对室做文字校对工作。

时隔十余年，想起我在师大社的第一处办公地点，心里依然充满温暖。当时有两位中年女老师，一位姓郭，另一位老师的姓，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她们两个对面办公，我来了后，就在她们的身边，再加了一幅桌椅，于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国”。这两位老师，说话柔声细语，行动轻手轻脚，她们手把手地，教给我有关校对的工作常识，校样如何摆放最科学，至于校对的精准符号、稿件的版式体例，更是多拜两位老师的悉心教导。

那时候的出版业，处于急速发展期，而大批量的招人，也才刚刚起步。所以相应的业务培训，尚没有开展起来，不像今天，新招进来的员工，自然会有相应的培训，甚至对于新进的编辑校对人员，社里还会指定相应的“师傅”。

当我2002年作为一名校对人员进到出版社的时候，没有培训，没有指定的师傅，这样的好处是，遇到问题，可以很随意地问询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只要是同一间办公室的，他们也必然都是而且乐于是我的师傅，这样一来，我反而如《射雕英雄传》上那个傻傻的郭靖，师傅多多，因此反而更利于我的成长。

那时候的校对室主任姓田，他如今是社里的一名编辑，人非常好，对于像我这样的外行，耐心细致的培养，至今忆起，心底依然满怀感激。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校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似乎人人都能做，其实不然。抛开知识的储备不谈，单就一个静心坐冷板凳，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得来。记得当时跟我同期，来了一个西北大学学历史的硕士生，另外还有好几个学英语的女孩，他们看过的稿件，常常整页整页的掉内容，非常粗糙，最终，这样的他们，自然都没能在出版社留下来。

说起来，出版工作繁琐庞大，但无论多么庞大、多么繁琐，到了校对这个环节，也都只能一个字一个词地抠，一个句子一个段落的拿捏，而对一个真正热爱出版、热爱图书的人，斟酌文字的功底，自然是不可或缺。

我在校对室工作了三年多，三年下来，对文字的敏感，似乎是浸到了骨子里。有一次，别人在我桌面放了一个书稿封面，我看了一眼，说“拼音不对吧？”后来一落实，果然是弄错了。又有一回，去领办公用品，看到一沓打印好准备分发的文件，瞟了一眼，就发现了一处问题。我想，这样的文字敏感，自然是来源于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伏案校对工作。

三年多的文字校对工作，的确赋予了我很多，校对室的那群同事，如今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至今还在一个单位的，已经不超过三人。然而想起大家在校对室一起相携走过的那些时光，想起那时为了及时出书而常有的加班加点，想起办公室同事自拟的没有悬挂的口号式语言“大干一百天，校对字数超五百万”，不禁莞尔。

当2002年作为一名校对人员应聘到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的计算机，还很稀缺。常常，一个办公室，只有公用的一台电脑，大家需要机校的时候，只能排队轮流着来。那时候有年轻的同事，已经开始玩起了QQ，因为时间有限，每天也只能是中午休息的时候稍稍玩一玩，这其间就闹了一次笑话。有次下班前，我最后一个用完了电脑，考虑到时值午休，就很“环保”的将电脑关掉，等我那可爱的小同事，草草吃完饭准备玩电脑，却发现电脑黑着脸。那时候的电脑，速度很慢，这样一关一开，自然浪费掉了不少小同事的聊天娱乐时间，于是，她很不开心，脸色阴沉的快要拧出水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中午不关机的习惯。

三年之后，我换了岗位，开始从事一些管理服务方面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虽然离开文字的距离有些遥远，然而不变的是，工作的中心，始终不变的紧紧围绕着“出版”。

2002年的师大社，只有一处小小的办公场所，小小的办公场所里，有的是老旧的办公室、老旧的办公桌、老式的破门窗，后来随着业务发展，人员增多，新建了两层编辑楼，再后来随着总社成立，两社合一，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再后来，又跟曲江文化公司有了业务合作，于是，出版社在办公场所上有了增加，至于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出书，变为书、刊、盘三位一体，甚至还朝着影视的方向，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如今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比起十二年前，各方面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人员方面，不光数量增加，一批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加入，给它注入了最最新鲜的血液；作者方面，队伍的素质和水平已明显越来越高；办公设施方面，窗明几净，至于电脑，早已是人手一台。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有幸亲眼目睹了出版社十余年来的成长和变迁，内心里，自然是愉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