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胶东籍作家李杭育的《公猪案》

张凤英

我在居住了一年半，喜欢看文学刊物《江南》，最关注的作家是李杭育，这主要是因为他是胶东人。上世纪末的杭州文坛，李杭育的名字如雷贯耳，他是那个时候“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使得他和韩少功等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之后，李杭育的小说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间隔期，20年以后的2015年9月，他推出了新作《公猪案》。这部作品和以往的著作截然不同，引起了小说界的高度关注。

李杭育在他颇负盛名的葛川江系列作品中以静态描写见长。他写葛川江的气势、写山野的风景，在南方文学偏于柔弱纤丽的格局里，加入北方血统的刚劲风骨，他笔下的葛川江粗犷、硬朗，有水乡传统的野性和当代巨变的气息。但现在，他把静态描写看作之前小说的一大弊病，并且摒弃了它。《公猪案》不仅没有一段静态描写，反而加入了超现实、极微观的动态描写——写来福与旺财，一人一猪在不同时代的行走和遭遇；写汩汩而来的血流和鱼贯而入的蚁群；写被不同的时代裹挟而入的芸芸众生。

《公猪案》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分别是太平天国时代、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时期和当下。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叫来福，三个来福都养了一头公猪，三头猪都叫做旺财。这旺财乌黑硕大，面目狰狞，毛色铮亮，是头十分优秀的种猪。来福主要的生计便来自旺财。

　　三个来福和三个旺财搭建了故事之间的关联。不做场景切换是李杭育在《公猪案》中尝试的一种讲述方法。小说中，三个时期的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作者并不帮助读者区分，而是让读者自行辨别。在李杭育看来，这种自由穿梭的讲故事方法“能够超越”他以前的写作。

　　关于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他说，就是没想好该怎样讲那些故事，也不愿意把写作当成一件苦差事。

　　大概十年前，李杭育在一本匈牙利电影上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男人赶着一头公猪在村路上慢悠悠地走。这个没有故事的画面给了李杭育创作的灵感和动机。这动机激励着他像滚雪球一样继续思考。一次，他在课上提起这个画面，一个学生记住了。那学生毕业之后跑来问他：男人赶着公猪在路上走的小说你写了没有？这一问就问出了今天的《公猪案》。李杭育说，《公猪案》对他的真正意义在于终于可以凌驾于文本之上，不受小说规则的摆布。

李杭育说，他不愿意被文本束缚着，被过去那种“中国式写作”的模式制约着。何为“中国式写作”？一个主题，一个主要的事件。通过梳理，想方设法把事件和主题联系上。这是李杭育眼中的“中国式写作”，也是他的创作瓶颈。用了20年的时间，李杭育认为自己摆脱掉“中国式”写作，掌握了写作的主导权、获得了写作的快感。这种快感让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公猪案》让我找回写作的快乐。”李杭育总结性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