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虽然我年轻时并不这样认为，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为时不时冒出来的写作冲动就是写作才能。

不管怎样，我自我鼓励着一篇接一篇地往下写，幸运的是，没有什么激烈事件横空出世，中断我的自我鼓励，我的极简生活一直放任我不紧不慢地写作到今天。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年的我聪明一点，机灵一点，是很有可能离开写作的，写作虽然要有一颗坚韧的心，但写作本身其实很脆弱，一不小心，就被匆忙的生活和不宁的内心给淹没了。

我很少回头分析、梳理自己的作品，一是没有机会，二是羞于谈及自己的作品，我只想埋头往前走，以为走得越远，以前令我羞愧的作品就离我越远。我经常会有一种想要跟从前的羞愧之作撇清关系的冲动，大概是潜意识里一直有一颗追求进步的心吧。

但是，该面对的终究还是要面对，《长江文艺》通知让我整理一个创作年表，这个任务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整理的过程也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从年表可以看出，自1996年到现在，我总共发表了60个中篇，29个短篇，11 部长篇，2部儿童文学。我无法衡量这个数字是偏大还是偏小，总之，我有点被自己感动到了。要知道，我是一个很笨拙的人，一篇小说，无论长篇中篇还是短篇，从拿出初稿到最后定稿，至少需要修改三遍才敢送出去……我知道不能谈论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又都意义非凡。有段时间，我相当看重书籍，每搬一次家，书籍都是重点关照对象，后来，因为搬家太频繁，过程太痛苦，不得不做个取舍，扔掉了那些慕名买来、读过之后觉得不过如此的书，下一次又扔掉了一部分虽然还不错但已反复读过的书，再下一次，我发了个狠，全部扔掉，只保存几本重要的贴身书籍，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很轻松，也很惶恐，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因为事发仓促，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只能乌青着脸站在街头发抖。为了克服这种惶恐，我又开始买书，甚至重新迎回了之前扔掉的书。

对书的感觉，与我对写作的感觉是一致的，最狂热的时候，感觉自己什么都能写，没有禁区，无所畏惧，但很快，我就发现了自己最擅长的区域，我总是更喜欢将观察点放在家庭，或者说，将机位架在家庭生活的某个角落，对我来说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家是一个人的安顿之所，也是社会的注脚，世事变迁，观念演进，最终都会在家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视野，却有着包罗万象的巨大胸襟。家其实是一个小社会，它是外面那个社会的极度浓缩。

家还是一个大漏斗，当你从外面回来，很自然地往家里带回你所遇到的一切，以及你对这一切的反应，即使出于善意而不得不有所隐瞒，它们最终还是会像沙子一样，缓慢而执着地从你身上流泄出来，无可挽回地影响到每一个家人。

这种缓慢而持久的影响，往往正是悲剧诞生的地方，也是我为之着迷的地方，每剖析一个家庭，都是一次充满痛苦和疑虑的探索，因为必须顺着人物的常识和逻辑去经历他们的遭遇，去模拟他们的体验，将虚拟的人物落实到极具现实意义的情节中去，唯有如此，才能从容不迫地输出他们的故事，这个过程有点像要先整熟土壤，然后才能播撒种子长出庄稼，有点机械，有点漫长，但非如此不可，否则我会心虚，觉得是对他们的冒犯。是的，虽然我的人物没有完整的原型，但我仍然会觉得潦草地对待一种生活，是对某一类人无法原谅的冒犯——如果我没有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痛苦的话。为了减少这种冒犯，我必须更加认真地投入生活，跟写作一样认真。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在我写下短篇小说《狡猾的父亲》一年以后，父亲因病去世，我为此深感内疚，虽然小说里的“父亲”与我的父亲相去甚远，他的故事之曲折、经历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父亲，但我自己清楚，这个“父亲”的某些皮毛、某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肯定与我的父亲有关，这是没办法的事，无论何时何地，父亲永远是孩子内心的影子，就算你刻意不去想他，他也会对你施加某种看不见的影响。所以，当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的震惊大过悲痛，因为，那个“父亲”也在《狡猾的父亲》结尾部分因病去世。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消除的愧疚折磨着我，我甚至想，如果我不写这篇小说，我的父亲是否就不会生病、不会死？那一天是否会延迟到来？从那以后，我暗暗告诫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让我小说中的人物死去，宁可让他们艰难地活着，耻辱地活着，也不要轻言死去。

慢慢地，我有了自己的禁区，我意识到，纵是百无一用、无足轻重的文字，也有它的不可承受之轻。我开始给自己树立界石。

社会新闻不会成为我的素材。我只写自己能感受到的人和事，只写自己能够理解的人和事，只写能够引起我的震撼和思索的人和事，否则，我担心自己有限的理解力亵渎了别人的人生。我不担心自己所能书写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只在乎我注目的地方是否真的击中了我，是否带给我痛感，是否不写不足以摆脱这种痛感。我所要叙述的人和事，是否真的被忽略，是否真的为人所不屑，是否真的需要有人来掀起他们头上的遮盖物。

我不虚构不熟悉的生活，也不在熟悉的生活里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叙述。我喜欢寻找熟悉里的陌生，陌生里的似曾相识。站在门里看到的，和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往里窥视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从不认为所谓素材可以直接搬上稿子，就算它们自带完整结构，看似浑然天成，我也不会有太多兴趣，它们顶多只是针织品上可以拆下来的几缕丝线，放进我的收纳柜里，聊作备用。

故事越完整，小说越无趣。以买鞋为例，在36码和37码之间，存在一个微小差异的半码，一定有人觉得这个半码更加舒适，也一定有人总是找不到这个半码，只好把自己往偏大、偏小的标准尺码上靠，久而久之，一些脚变形了。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半码。比如我的中篇小说《游刃有余》，是一个因为家人患病而一夜返贫，男主人公出招挽救濒危家庭却陷入深渊的故事。它有一个听来的原型，讲的是一对生活优越的夫妇，把自己的两处房子租出去，长期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享受各种免费VIP服务。这种生活方式乍一听让人羡慕，细想想也令人生厌，但是，当我把它改头换面到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头上时，一切都不同了，他们在薄薄的体面下挣扎，很快就全盘崩溃。

我不为写小说而去进行所谓的采访，也不相信一个人的口头表达一定会忠实于他的内心，更不相信一个人真的有着准确表达内心的能力，至于经过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双重误读的故事，我高度怀疑它是否还具备文学上的张力。我宁可当一个无意中的聆听者，一个扎根生活的参与者，时刻启动自己的感知，思考我的观察，表达我的感悟。我宁可拆解一个无意中得来的好故事，把它们装进文学这只陶罐，让它尽情发酵，直至酿出一个全新的故事，一部从未有人写过的好小说。中篇小说《基因的秘密》就是这么来的，它的源头之一是一次平平淡淡的聊天，其中的几句话像几粒火星，落在一张纸上，很快就烫出了几个洞。《基因的秘密》就是通过那几个洞推演出来的。

我也不会为了写作去四下里寻觅。我会等待一个念头来击中我，然后围绕它去组织一支队伍，如果等待无果，我就去看书，努力生活，假装忘了写作这回事。

我不写被审判过的人。他们已经被法律审判过了，被道德审判过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我无权再将他们拖到笔下，进行新一轮鞭笞。我更不会去采访他们，首先，他们不一定想对陌生人重述他们不堪回首的遭遇，其次，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处于弱势的人毫无保留地打开心扉。

我不写真正绝望的人。如果我从外面回来，从绝望者那里归来，迫不及待地坐在桌前描写一个绝望的人，而不是对绝望者施以力所能及的援手，我怕我会在半夜里惊醒过来。

我不写浅薄自大的人。哪怕只是顺着他的生活逻辑去构思一遍，就已经对我自己造成了伤害。

我不写暴力和色情，因为我对此缺乏想象的基础。

我信奉文学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广袤无边的人群，至于那粒启动写作的种子，全靠努力和幸运从生活中觅得。为了种好它们，必须去研究阳光、水和风，研究肥料和工具，而不是去讨论它们的价值、美感和可能的市场。由于写作是个极其耗时的工作，有时在桌前枯坐一天，真正有效的写作时间却只有两三个小时，这种状态让我珍视每一次外出。在屏幕聊天盛行的年代，与真人聊天多么珍贵，我喜欢听到真人的笑声，看到真人的表情，屏幕上的聊天，总让人有种二手生活的感觉，我甚至常常误读微信对话，因为我对真人对话中的语音逻辑更为敏感。

我喜欢在小说里表达理想和诗意，比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不管我以后还要写多少，写得怎么样，《像天一样高》对我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小说。

我喜欢修改，喜欢反复锤炼第一章的句子，因为我需要它们为我定下全篇的语感和基调，需要它们给我打气，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我相信勤奋是灵感的沃土，相信热爱，如果不是爱入骨髓，我不可能孤注一掷地写作这么久，今后还会一直写下去。写作让我感到，我的每一天都没有虚度，因为就算有虚度，也可狡猾地将之视为积累与调整。

我相信写作会使人不断地完善自身，因为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彻底的自我洗涤，直到最后，把自己洗得深刻如智者，天真如小孩。

我喜欢在写作中追踪一束光：理想之光，真相之光，深情之光……种种现实生活中无法企及的光，我都会以写作之名，将它们赋予到我打量过的生活中去。我喜欢真挚而诚恳的文字，喜欢用这样的文字完成一篇意味深长的叙述，我希望我的叙述能打动我自己，打动别人，然后抵达这样一种光束。

我确信，每个故事都能产生独属于自己的光束，哪怕是一块顽石，只要选中一个合适的角度，加上特别的雕琢，一样能发出喑哑的光彩。写出有光的故事，才叫小说，否则就只是一个故事，没有个性、没有灵魂、没有生命力的故事。写出有光的故事，是我的小小抱负，也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