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自开设以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杂志的品牌之一。此栏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今年，将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国作家网与《人民文学》杂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观察专题。鉴于栏目优秀作者众多，经过认真考虑，兼顾地域、民族、体裁等因素，我们选出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朱婧、江汀、李晁、羌人六、栗鹿、沙冒智化、杨知寒、康岩、三三、蒋在、杜梨、焦典。作家访谈和相关视频将陆续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各新媒体平台、《人民文学》杂志各媒体平台推出，敬请关注。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发表小说，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等，有小说入选收获文学榜，出版小说集《雾中河》等三部。

李晁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

联系李晁时，他提到曾出版过两本小说集，多年前的作品，难免不够成熟，因而想主要谈一谈新作《雾中河》。想来，于一位青年写作者来说，这应该算得上是比较重视和重要的代表作了。

拿到书，几乎一口气读完。小说集《雾中河》给我的惊喜，远大于对它的想象。李晁心思细腻，太会讲故事，一件平凡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拆分解构，不重复厌烦，反而使人心生将文本追逐下去的好奇与动力，一个个人物就这样在他笔下生长，还有他并不熟悉的那个故乡。

列好提纲，发给他。令我没想到的是，《雾中河》之后，李晁已经一年多没怎么写小说了。问及原因，有自我的懈怠，也有一个阶段写作后余留的困扰。

“得解决自我的问题，正好借这次访谈再清理一下思路”，李晁说。

周茉：从2007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第一个小说起，至今已有十余年。早年青春体验感浓重的小说集《朝南朝北》《步履不停》，到2023年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雾中河》，你的写作明显进入新阶段，日趋成熟。2017年的短篇小说《午夜电影》可视为你写作的分水岭，至此找到方向。这期间于创作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是否有意识地纵向梳理过各创作时期的同一性与异质性？

李晁：2007年到2017年，是我写作的探路阶段，兴之所至地写，没有任何清晰的目标，就像在青训营里的球员，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热爱，但你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一名职业球员。漫长的冷板凳坐下来，是对文学热爱程度的考验。现在说是考验，当时并不知道，只是慢慢走下来，缓慢地用力，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所以会有点盲目。这阶段，阅读是比写作更为重要的事，事实上也花费了我更多的时间。明确知道写出了一个满意的作品，就是说可以确立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正是《午夜电影》，这并非来自外部的考评，而是自己对自己的定义。

从这篇小说开始，一个作家才真正出道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漫长黑暗摸索中，突然找到了出口。这么说起来，其实我没有多少创作上的阶段，就是摸索期和找到光的那一刻，中间花了十年而已。也想过这之间的变化，为什么就变了，或者严格审问自己，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是个大傻子吗？答案也是现成的，笨人走路慢，慢到要等身心一致，就像眼等着手。心和眼容易起飞，身手则要慢许多，可没想到会这么慢。

《午夜电影》之后的创作和前期有截然不同的品质，比如语言和由语言融合而成的叙述，再有就是对人的体察和发现，有了更好的磨合，而情感的力量在这一刻也自动觉醒，好像是自己知道想要怎样去写小说了，这个拯救了一个迷茫的人。

周茉：你曾说故事很难提前预知与构想，应该由作者与人物一同经历抵达，而情感作为推手，是完成文本的主要动力。很多短篇如《风过处》《裁缝店的女人》《澡堂男人》《赶在暴雨来临之前》等等，能明显感受到情感的起伏，时而喷薄浓烈，时而内敛淡漠。没有复杂的情节设置，在每一种不同的情感波动中，人物形象就这么清晰而丰满地出现了。能感受到你对人物塑造的探索与追求，以及人物与场域之间的彼此联结和影响。在每个短篇开始前，你是否设想过人物的大概形象以及想要表达的精神指向，以此来构建一个文本框架？还是在创作中任由其肆意生长？有没有哪篇小说的写作过程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李晁：写作对我是一个模糊的召唤，可能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小小的场景，更干脆也更玄学的是，可能只是坐下来面对空白文档信笔写下的第一句话，然后开始一句找另一句，如此串联。以前的写作可能更偏重语言找语言，现在有一点区分，就是在语言表现之中如何向一个人物靠近，如果有可能的话，靠得更近。同时，由其他更多的人物参与进来，完成生存场域的生成。如何表现场域的暗作用和影响，也是这个时期自己较为重视的方面，在这里，一篇小说是不够的，所以有意识地去写一批小说。

这是大的层面，回到具体的小说之中，我也想要让人物形象和场域彼此更好地相互作用，即用人物暗示场域，也让场域作用人物，这小小的博弈，是新的写作乐趣之一，而维持这一乐趣的动力，就是作者本人和人物一同去场域里慢慢经历，而不是率先预设出清晰的图景，谁谁谁要做什么，有着怎样的命运，诸如此类。我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率先结构，更本能地抵触这一方式。所以很明显，我的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和险峻的故事，但不能说它就没有雄心，它的雄心就是表现日常，而日常里就多少摒弃了较为险峻的故事因子，这既是自己对小说美学的要求，也来自于日常阔大无边的魅力，怎么能用平常的方式去抵达平常，其中的度，是我最感兴趣的，事实上这里也有着极为险峻的风景，因为多一分和少一分，就不能达到。

周茉：你的童年是流动的，出生在湖南，因父母工作三岁入川，六岁入黔，地域性对你来说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存在，但是小说的阅读体验却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空间感——在既定历史坐标下，某一特定人群的命运跌宕，他们好像只是他们，也好像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适当的距离感让你在书写“雾水”时增添了更多延展性与包容性，在创作中反观自身，你是否找寻到了文学意义上的精神原乡？对所谓故地有没有新的理解与感悟？

李晁：我觉得游离的身份以前对我是困扰，以前每次出差，尤其夜晚回到贵阳，都会自问，我到哪了？这是家吗？这种傻乎乎的自问是确实发生的，而答案是否定的，我还是很难有归属感。当然现在不会这么问了，可能是年纪增长带来的，会觉得在哪里都一样。在这样的心态下去创作，对一个所谓故乡的焦虑就没有了，也更能去回望我成长之地的人的生活情态，那时是隔膜的，甚至是抵触的，所以总是知之不多，而正是这个“知之不多”竟然变成了创作上的优势，它让写作变得更加自由，可以容纳更多自主的表现，这是另一种“旁观者清”吗，我觉得不准确。难道我写下来的氛围就是真实的吗？我也觉得不是，它应该变成了另外的东西，和自我更有关联，而非一种刻板的还原。

雾水这一坐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精神原乡，但它肯定给了我故乡所没有的一切，好像被抱养的孩子，也会长大不是？这其中的感情不应该被怀疑，所以我想自己能勇敢一点，说出这就是原乡，哪怕是被改造后的原乡，因为它本身足够复杂又足够简单，而最重要的是，碰巧，它遇上了自己的写作。

周茉：你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静水流深般的隐忍与克制，仿佛一条沉静的河流，悄无声息却在内里蕴含着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我认为来自对人物心理的层层推进与剥离，每一个微小情绪的变动都会被你捕捉并且自然呈现，这也是吸引我一直读下去的原因之一。我并没有读出普遍印象中小镇生活的冷峻、单调、闭塞、残酷，相反感受到了生命的流动与质感。生活中你是个怎样的人？性格特质是否构成了你的文学底色？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李晁：我是个天蝎座，而我对星座并无了解，据说这个星座是敏感型的，可在与人的交往中，却几乎感觉不到这点，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是有点迟钝的。抛开星座这样的玄论，性格总是知道的，是乐天派的大反面，很容易悲观，悲观带来退缩，还容易被当下的那一刻所感染，对于事物深邃背后的思索不及我对表面的着迷与欣赏，可以说很肤浅，且我对这样的肤浅感到满意。

性格特质一定影响文学书写，是它的短板或优长，看一个作家如何调和，像一把琴，校准了，就是和谐的，而校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以为的更大能量的写作是可以抛开这个的，如比托尔斯泰，那是如同太阳的存在，可以照见万物，我们能为太阳定一个性格吗？当然，一个写作者也得知道自己的能量能在什么样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如果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也只能写出小小的作品，那就在小小的作品里去不断完善它，让它成为优秀的小小的作品。这里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知道有什么样的更伟大的作品存在，它们一定悬浮在我们头顶，时时提醒自我的局限与距离，但这和自我的写作并不矛盾，接受自己的微弱并且坚持写，才是最为根本的。写作就是和自己的战斗。

周茉：《雾中河》每篇小说的结尾都让人意犹未尽，自然发生却颇有隐喻般的意味，值得无限回味。开头大多是人物行为映衬着环境描写，动静结合，恰到好处地勾连起历史与现实，过往与当下，物是人非的变化可以吸引人带着好奇继续探索你笔下的故事。你如何把控小说的开头与结尾？

李晁：恰恰开头和结尾在我的写作中是最轻松的，自然来，自然去，难的是中间。如何把握好具体进程中的人事，这一点是最难的，就是推进，就是编织过程中让图形一点点显形的过程，好像织毛衣，起针容易，收针也不难，这之间的过程才是需要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事实上也最容易出错，容易推倒重来，因为你要确保图形的正确和与其他图形的关联，尤其是关联，比如彼此的位置，无数的小位置又形成了最终的整体效果。再打个比方，我们知道火箭点火总是容易的，难的是之后的升空，升空的技术含量最高最复杂，它要面临多种情况的考验，等完成了，进入预定轨道就是水到渠成的。

这和写作有点类似，里面需要巨大的各方面的协调力量，我觉得主导的正是情感。写作就是一个积蓄情感又释放情感的过程，只有积蓄了一定的量，才可以发挥出来，很简单的道理，水池如果是枯的，如何去灌溉？所以对我而言，写作的难度不在于倾泻或者表现情感，而在于如何保持和积蓄情感，这也是我写作比较慢作品又不多的原因。

周茉：你是否阅读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有没有你所欣赏的作者？结合编辑工作，你认为目前青年写作呈现出怎样的生态？

李晁：阅读同代人的作品不光是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职业行为，在此之前，就已经是阅读的一个部分了，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年少时候读周嘉宁和春树小说带来的震撼，她们的作品那么的不同，可是都写得那么精彩，让人叹服天才的早早现身，好像不这样就不是天才了。做编辑之后，阅读就成了工作，也读到了更多优秀的同代人的作品，比如郭爽、费滢、宁不远，她们那么不同，都写出了各自世界的独特景观，且出手就很成熟，有格调，这是让人尤为羡慕的一点，好像她们根本没有来路一样，出现在视野里就是小说家，且不带任何其他标签。

青年写作是一个大的议题，从我模糊的印象来看，大家都在写自己能写的那一部分，虽然有些看上去地盘大一些，题材更为丰富，有些地盘小一点，没有那么跳跃、那么多变，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风景，且无法轻易得出结论，因为这一态势还在发展进程中。非要说什么的话，我觉得青年写作尤其新颖的一点是，它能带来更多陌生化的东西，甚至具有挑战性的东西，它和时代和专业的关联也更为紧密，能让我们在其中看到当下的人和他们的困惑，甚至能从其中看到与以往区别开来的“新人”、新事物。

周茉：《雾中河》之后，你会继续尝试主题性创作吗，以某一地域或某一空间作为基点？或者有新的方向与想法，能否谈谈未来计划？

李晁：《雾中河》集结之后，我的写作就暂时停滞了，很显然也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要不要继续写下去？当然是肯定的，可是如何在有了一批作品的情况下去持续发掘，难道要这么一成不变吗？这是到目前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新的方向似乎还没有到来。因为对雾水这一场域还没有放下，我相信我还会写一批，但是，可能的话，我希望有一定的变化，让它们与《雾中河》区别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路径，要达到，还有一定的路要走，它也是渐变的，而不是遽然之间能到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也许还会写一点别的题材，不带任何地理坐标的，是和雾水截然不同的生活，如果粗略来说的话，就是城市生活，这可能更当下一些，也更为贴近我此时此刻的困扰和对事物的理解，对我来说，这就是目前写作的两个面向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自己能明白，写作不是一种兴趣，而是像唐诺说的那样，是一种“志业”，志业需要更多的付出，且不问结果，说起来是有些悲壮的，因为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失败，但这没有关系，偏向虎山行，才是意义本身。

周茉：你是否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每一次进入新的写作，让你期待的是什么？挑战又是什么？

李晁：我想没人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但我要绝然否定也同样很难，因为写作在我个人生活里构成了极为重要的事件，这里的“写作”也包括阅读这样的行为，甚至还包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慕乃至重新学习，它们是一体的，这也让它们从生活里打开了另一个空间，可以容放自身，这里有生活中所没有的从容与自由。而生活本身，总是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困境，这实在是不可谈论的事，因为是普遍的，好像也是肉身和精神的问题，肉身有着最为当下的反应，衰老就是衰老，疼痛就是疼痛，它处在不可逆的进程中，而在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短暂忽略掉这一点，且就连“精神世界”本身，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是稀缺的事物，那么拥有了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我以为日常生活就是无法抱怨亦无所希冀的，只有面对具体的事物，比如写作，才能期望自己能变化一点，能尽量完善一点，甚至在完善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点奢望就是，能不能更出格一点，更“惹是生非”一些。小说家的生气也是一点点被消磨掉的，年少容易说愁，可是年岁大了之后，还想拥有少年的生气却是难事。所以我希望以后的小说能更“野”一点，哪怕它显得粗糙，更为“难看”，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