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沫若其实没有什么往来，最多是见过几面。他曾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我是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每开年会，我一定要去北京，有时就见到郭沫若到会和大科学家们见面，寒暄几句便退席了。他曾来过成都，因为他是院长，难免要以视察为名，到西南分院走走看看，还在大家的要求之下，为分院和有的研究所写过几幅字，如是而已。

但是要说到我和他的神交，那却长而且深。我上初中时，便有进步老师向我们展示当时上海出版的创造社的刊物，向我们介绍并朗诵惊天动地的《女神》里的诗歌，许多啊呀之类的呐喊声，至今还有残余印象。其后我游学上海，读过他化名“鼎堂”发表的文章和他翻译的美国小说。我也佩服他的爱国热情，他在武汉领导文化界抗日活动时，我也在武汉，和上海来的胡绳等文化人有些来往，到“三厅”去拜访过那些文化人。我当时已经入党，担任武汉的职业青年抗战组织“蚁社”的党支部书记，我通过党组织去拜请郭沫若来给这些职业青年做报告。郭老欣然答允并到汉口“蚁社”来和这些店员职员们见面，发表抗日讲演。这就是我和郭老的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他在陪都重庆作为文化界领头人，写作并演出《屈原》等话剧，轰动山城。周恩来为他举办“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活动”，宣布他和鲁迅是中国文化界的两面旗帜，奠定他的历史地位。

解放后，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他的各种文化活动，学术研究著作、文艺创作，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文学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古籍研判专家。党中央特别倚重这位文化巨人、正面文化大旗，也是他在去世前于文代会上宣布了文艺春天的到来。

他去世以后不久，文艺界建立郭沫若研究学会，我也忝列发起人之中，并被选为副会长，同时由我和四川文化界发起建立的四川的研究会，成为全国郭沫若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我们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不间断地出版了百多期《郭沫若学刊》，成为学术中心刊物，颇受全国学术界重视。我不是学者，无力也无时间研究郭沫若，但我十分崇敬他。我不自愧担任过四川郭研会的会长和参加多次学术讨论会并发了言。我一直支持《郭沫若学刊》，我不无自豪地说，我曾对研究郭沫若起过一点推动作用。

在郭沫若研究会举办的“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我辞去了会长，并作了告别发言，才最后把积压在我心中几十年的困惑吐了出来。

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来，在和一些作家和学者谈到郭沫若时，似乎总感到，有些人说到郭沫若，表示一种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气，甚至带着几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传来某些学者类似的声音，甚至颇有点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认识郭沫若的问题。

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什么完人，伟大的人物更无例处。研究历史人物总要“知人论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对郭沫若，我也以为应该知人论世，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导。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地考察。

三、必须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主观地把某一段历史放进臆测的框架中去，然后把人物放到设想的位置上，投射以预设颜色的灯光，于是轻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本来面目了。

四、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必须在特定历史的全过程中，把历史人物的有根有据的生活全过程，进行全景式的透彻的考察，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是加速或促进了，还是阻碍或迟滞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切不可看一时一事，凭个人的喜恶，妄加褒贬。

我以年逾百岁之身，告别郭研时，说出我的困惑，希望研究者诸公给郭沫若这个历史人物一个不朽的定位。

（慕津锋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