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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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家专刊——郭沫若2024-07-27 08:46:05经典作家专刊——郭沫若经典的魅力在于伟大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人生历程、理念哲思和学术思想，蕴含着丰赡而持久的阐释可能与意义空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为接力承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光荣传统，展示当代文学成就与经验，弘扬经典作家的当代价值，本报决定重启“经典作家专刊”，以每期四个版的容量，以“作家印象”“文学地理”“重读经典”“文史钩沉”“学术视野”“域外传真”等专栏，深入体察作家和作品背后的历史缘由，重新发现与考辨丰富复杂的史料细节，以富于学理和学术性的文字，继续向各界读者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熠熠生辉的持久魅力，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更多营养，向全社会彰显更多属于文学的精神感召和审美力量，为建设文化强国发光发热。 ——编者的话
【郭沫若年表】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家庭。 1897年，入家塾“绥山山馆”读书。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嘉定府官立中学堂。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 1913年春，考入官立高等学校正科二部九班。夏，被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 1913年底，在大哥郭开文资助下赴日本留学。 1918年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创作的诗歌《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 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创造社；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1922年5月，主持创办的《创造》季刊问世。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系统了解，从此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1926年3月，应邀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8月，参加南昌起义，撤退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经周恩来同意，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离开上海赴日本，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日本宪警监视。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版税捐给“左联”作基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 1931-1936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著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归国参加抗战；8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 1938年1月，抵武汉，组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4月就任厅长；年底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撤退至重庆。 1940年，辞去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11月，文化界开展“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 1941-1943年，完成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2月，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 1946年1月，出席政治协商会议；5月离重庆抵上海；6月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 1947年11月，由沪赴港。 1948年4月，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年末赴东北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会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1年12月，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1954年9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8年10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经典作家——郭沫若】
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闻名海内外，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来，在和一些作家和学者谈到郭沫若时，似乎总感到，有些人说到郭沫若，表示一种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气，甚至带着几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传来某些学者类似的声音，甚至颇有点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认识郭沫若的问题。一个伟大人物，总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时，做非常之事，因此总是有誉有毁。世上没有什么完人，伟大的人物更无例处。研究历史人物总要“知人论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对郭沫若，我也以为应该知人论世，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详细】 不论《女神》还是史学研究、古文字研究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女神》诞生于日本留学时期，史学研究完成于流亡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来说正是内忧外患、社会动乱且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极度艰难的时期，但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中他的爱国忧国之心从未动摇过，他利用日本当时的文化环境，孜孜不倦地汲取西方的现代思想与艺术，打下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基础，以科学的态度及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的一生伴随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提示了丰富的人生经验。【详细】 郭沫若拥有丰厚的人文学识和文化素养，杰出的学术建树与超卓的诗性创造力在他的文化人生中得到了融合与互补。他的智性与诗性、才具与才情臻于圆融，堪称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巨匠。郭沫若的形象有时给人以分裂之感，但他作为文学家与学问家的形象是彼此抱合的，因此他被视为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式人物，也就是说，其卓越才能在多个领域都得到了全面发挥。倘若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就会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主体的分裂状态。本文尝试分析的，正是郭沫若作为诗人与学者在精神人格和文化形象方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详细】
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波澜壮阔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在这群星璀璨、熠熠生辉的世纪中，郭沫若站在了那群最耀眼的历史人物之中。他一生经历了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活动，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世界之东方的全过程。“巍巍无产者，赫赫大文豪”，这是数学家苏步青《郭沫若院长挽诗》的首联，形象说明了郭沫若的身份和贡献。【详细】 作为小说家的郭沫若还是值得关注，理由有很多，一是郭沫若小说数量并不少，他先后创作《牧羊哀话》《残春》《落叶》《一只手》《骑士》《地下的笑声》等数十篇小说，收录于《郭沫若全集》第9、10两卷；二是他的小说风格多元，有自叙传抒情小说，有心理小说，有革命小说，有历史小说；三是郭沫若的小说带有自叙传色彩，是理解他及其时代的重要文学载体；最后，从小说美学的角度而言，郭沫若的小说虽然缺乏经典名篇，但他有较为明确的文体意识，部分小说有创格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有创体之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和走向成熟有一定的贡献。【详细】
【文学地理】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史进程中，他广泛涉猎新诗、戏剧、小说、散文、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并均有所建树，又以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介入到文学的思想运动之中。本期着眼于四川、日本、上海、重庆、北京等郭沫若生活、学习、工作、写作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场域，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学术梳理，感谢廖久明先生在组稿和策划方面所做的贡献。 ——主持人：阎晶明
一九五九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庆贺苏联发射宇宙火箭成功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
郭沫若本人写作的自传作品《少年时代》很明显是重要的写作素材，不过，由于主客观原因，这些属于回忆录的自传作品难免有误或遗漏，因此，有必要增加素材的来源。《郭沫若少年诗稿》《敝帚集与游学家书》收录的郭沫若四川时期写作的诗文应该得到同等重视。郭沫若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与成都高等分设中学堂的课堂讲录、课本及笔记、练习、作文等之前一直作为文物保管，一般人很难看见……【详细】 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发了郭沫若的新诗，上海迎来了中国第一位歌颂工业文明的“都会诗人”。漆咏德在《聚焦：对现代上海都市小说的宏观审视》中指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在五四时期就出现了，最初的代表作品便是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上海印象》等。孙玉石在《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中将郭沫若主要写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一些诗歌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详细】 郭沫若的一生，在日本被视为是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尤其是他经历过的四个人生阶段，一直都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着眼点。一是留日时期在白话新诗创作上的贡献引人瞩目；二是弃笔从戎参加北伐和之后亡命日本的十年，博多湾诞生的留学生诗人变成流亡政治家的戏剧性“立身出世”受到研究界的极大关注；三是秘密回国参加抗战直至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生历程，被视为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主流的人生抉择和自我实现；四是“文革”前的自我否定及“文革”中的自我迷失 ，被视为可扩展延伸到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研究的重要个案。【详细】 对于郭沫若波澜沉浮的人生历程而言，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在重庆的8年时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时段。郭沫若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他组织和团结广大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日宣传和民主斗争，同时继续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先后写出《屈原》《虎符》等６部历史剧和《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等学术论著，为推动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和文艺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所以，郭沫若刚刚辞世，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郭沫若在重庆这一话题就很快受到研究界的高度关注。【详细】 初见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郭沫若是在赴海外留学的旅途上。“北京城头的月”，让他感受到古都蕴含的些许诗意，但这里不是他驻足的地方，他眺望的是远方。30余年后，当阅尽千帆的郭沫若，又从东北经原路走进北京，这里已经“换了人间”。古都成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切都不同了，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的郭沫若也不同了。文学家、学者仍然是郭沫若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但北京之于郭沫若，俨然成为一个阔大的人生舞台，他以一个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交错期间，腾挪穿行。北京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或其他文化活动中，基本上并不表现为一种地域文化环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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