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裔加拿大女诗人兼作家苏万康·塔玛冯萨（Souvankham Thammavongsa，1978-）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How to Pronounce Knife）的汉译本近期问世。英文版在2020年出版之初就斩获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吉勒文学奖和安大略崔灵图书奖等，并获得《时代》和《纽约客》等杂志的极力推荐。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由14个独立但内部相勾连的故事组成，故事最直接的灵感来源就是塔玛冯萨的生活体验和观察，塔玛冯萨的父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挝“秘密战争”的幸存者，1978年塔玛冯萨出生在泰国廊开的难民营。移民加拿大的老挝难民的多重社会身份构成了小说集的叙事空间和故事背景——他们是做着一份没人想做的工作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他们是逃离故乡的离散者，他们是破碎家庭和社区的创伤受害者，他们是加拿大主流英语社会的边缘者。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家浓缩了移民作家观察到的属于当下的议题：作为文化身份的语言（如《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作为生存方式的工作（如《巴黎》与《美甲美足》）和作为“他者”的移民女性（如《吱嘎——》与《捉虫》）。

“K的静默”

除了光彩耀人的奖项和流光溢彩的褒奖之词，这本薄薄的集子最让中国读者好奇的或许是——中文译名和英文的不对等，“如何读刀”是怎么回事？因为“刀”在英语中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单词。

本书开篇的同名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讲述了一年级老挝女孩乔伊和英语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因为妈妈不认识英语，每次都把老师通知班级活动的纸条直接扔进垃圾桶，让穿着绿色运动服的乔伊在穿着亮闪闪的粉色的同学面前难堪（作家个人网站首页的童年照片同样穿着绿色衣服）；唯一识字的爸爸也不知道knife这个单词中的k是不发音的，念道“卡耐夫”，读错knife让乔伊成为班里唯一一个没拿过奖的学生， “一双蓝眼睛，鼻子周围长着点点雀斑”的黄发女孩取笑了她，翻了个白眼，拿走了老师的红色悠悠球奖品。在少数族裔文学中，二代移民往往想通过流利的英语融入社区和主流文化，而一代移民希望维系住和母语之“根”的联系。比如在《喜福会》中，二代移民女儿吴菁妹说着流利的英语，一代移民母亲吴夙愿的英语支离破碎，是母女文化隔阂的原因之一。但是这段取材于塔玛冯萨童年经历的情节为我们指出了“语言即力量”之外的另一层内涵：为什么英语的力量一定就是更强大的？和《喜福会》这样的20世纪少数族裔女性小说不同的是，一年级女孩没有以父母尴尬和破碎的英语为耻，而是坚持认为她父亲的发音是正确的。

塔玛冯萨解释道：“这个小小的单词‘刀’变成了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东西的象征。这变成了一种尊重她的家庭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当这个小女孩和她的老师争论k的发音时，她不仅仅是难以相处，她是在为自己经验的有效性和家庭的完整性而战。”这里，作家给了读者多重“沉默”的并置与冲击，一是单词knife中k的不发音；二是“读了一辈子书、受了一辈子良好教育”但在加拿大不得不缄默的父亲，以及无法阅读英语只会扔掉纸条的母亲，对于塔玛冯萨而言，沉默是常态，“别说老挝语，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老挝人。告诉别人你是从哪儿来的没好处”；三是女孩乔伊的沉默，在了解真相后，断定不告诉父亲k是不发音的现实。在故事结尾处，乔伊把老师蔡小姐奖励的拼图飞机分享给父亲的时候，父亲很高兴，“因为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赢得的”。最后一刻，堆叠的沉默与累积的痛苦在真实的笑容与喜悦面前崩解，留白之际仿佛生命缝隙中透出的光，“后来，他们填充出完整的画面”。

真实的痛与笑

此外，封底上作家的一段话也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对我来说，笑并不轻佻，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当事情令人难以忍受时，笑。不舒服的时候，笑。没有其他感觉的时候，笑。在快乐的时候也要笑。你必须笑，因为这是你夺回力量的方式。”

相信大部分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里不禁想问：你在笑什么？作家的这段话出自于《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访谈 “作为盾牌的笑”（Laughter as a Shield）。塔玛冯萨在访谈后续这样解释她的用意：“从痛苦中获得幽默，并让两者在同一时刻共存，这是我作为移民的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幽默似乎打开了某种东西——也许是一种重新获得的抵抗力量或空间……他把笑声当作盾牌，这样他所谈论的经历就不会摧毁他。我想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换言之，塔玛冯萨想要笑着讲述痛的故事。而作家所呈现的各类“作为盾牌的笑”也可以理解为对种种真实的“作为生存体验的痛”的抵抗——故土离散、文化无根、边缘化生存与创伤的代际传递。

第八篇短篇小说《世界之涯》（“Edge of the World”）将视野转向了处在世界“边缘”的老挝难民的家庭和社区，在寥寥数页中感受“边缘”与“中心”的切换与激荡。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处在英语世界“边缘”的老挝家庭，父亲不让孩子在外面说老挝语，但在英语世界，父亲即是边缘，他这样描述工作中英语的压迫：“他们一个个英语说得飞快，一天到晚朝我大吼大叫，让我跟上，有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活得没个人样。”但到了老挝难民的聚会上，父亲却成为了难民社区的中心，讲大家听了一次次却不厌其烦的“遵命，先生”的故事：

他告诉他们，每当工作中有人让他干什么的时候，他都用英语回以“遵命，先生！”，但他是用“去你妈的”的语调和狠劲儿说的。然后他绕着屋子大步行进，像个尽职尽责的士兵向每个人敬礼，每次都用英语说：“遵命，先生！遵命，先生！遵命，先生！”讲到他共事的人还以为他多么礼貌、多么和善，他乐得放声大笑。

一次次带着“去你妈的”的语调和狠劲儿的“遵命，先生”是社会边缘的老挝难民对英语苦涩、无奈和愤怒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塔玛冯萨以一种标志性的诗意的和自相矛盾的表达，比如老挝难民聚会上“一整晚笑声不断——一阵阵伤感、微弱的气流迸发”，所呈现的黑色幽默或是笑中带泪的呐喊，是“边缘”群体对抗存在真实之荒谬的盾牌。

如果说父亲代表着加拿大社会的“边缘”和老挝难民社会“中心”的并置与颠覆，母亲和孩子则代表了家庭的“边缘”和“中心”的错位与混乱。缺乏社会经验的母亲无知、沉默且缺乏安全感，她通过看肥皂剧学英语，她为聚会准备食物但不说话，她总是怀疑父亲在外偷情，她甚至坚信地球是平的。在塔玛冯萨的叙事中，母亲更像是需要照料的孩子，年幼的孩子却不得不被亲职化。母亲好像在女儿面前才能做自己，她在丈夫面前捂嘴笑，在女儿面前才能发出响亮而奔放的笑声；母亲向女儿索取安全感和归属感，刚上学的女儿给二十四岁的母亲读故事，安抚从噩梦惊醒的母亲，为母亲盖上毯子，并告诉母亲：“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孤单的”。当女儿有一天发现“我们是不同的人”，母亲懂的是“平的世界”所代表的战争、炸弹和死亡，而女儿生活在“圆的世界”，母亲和这个家庭的最后联系也被割断，在一天夜里拖着行李箱离开，让“如今四十五岁（的女儿）依然是个孩子，为她的离去而悲痛，一次又一次”。母亲的离开是她对“边缘”最后的反抗，被迫承担起“中心”的女儿只能感受到无力与绝望，幼小的自己努力照料的母亲“不仅离开了我，而且永远离开了我”。

在故事结尾处，女儿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发出了母亲一样的“响亮而奔放的笑声”，并提出了一个深刻而痛楚的问题——什么能让一个女人在此时的深夜放声大笑？是母亲离去不可弥合的创伤，还是成为难民时就用完的这辈子的悲痛？塔玛冯萨没有回答。在这里，我想到塔玛冯萨对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的解释或许能提供一些启发：“短篇小说能给你小说能给你的任何东西，但它不会占用你的时间。” 塔玛冯萨短篇小说中拥有长篇叙事的张力，诗歌般真实而凌厉的情感，这些都是读者思绪漫游空间的来源。

从美国的谭恩美到英国的埃瓦里斯托，英语文学中少数族裔的书写，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似乎总是和跨国迁徙、原生家庭、母女关系以及代际创伤等母题绑定，往往以个人维度的微小切口进入，缺乏“男性主流式”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宏大话题的恢宏视角。从这个角度看来，塔玛冯萨也未能跳出俗套，《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中的十四则小说都在讲述加拿大老挝移民的平凡乃至卑微的挣扎——如何在异国艰苦地寻求生存的确认，绝大部分人物和情节来自于作家的生活体验。

对于这种“约定俗成”，塔玛冯萨说道：“当我们在新闻和文学作品中遇到难民和移民时，他们往往是悲伤和悲惨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痛苦是真实的，我不想淡化它。但这也是我们的感受和我们是谁的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我们不会经常看到自己是凶残的，愤怒的，忘恩负义的，快乐的，迷恋的。我真的很想说出一些其他不太熟悉的经历。我想试着把这些感受想象成故事，并把它们与许多悲伤和愤怒的故事放在一起，形成一幅更复杂的画面。”塔玛冯萨努力将情感的厚度和人性的温度赋予“扁平化”的少数族裔标签式人物，“痛苦”的移民和难民也可以是且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故事的主人公，社会的主心骨以及人生的主宰者。在塔玛冯萨笔下，真实的分量要超过对销量的考量，笑和痛凝结了人性的最真实的脆弱和不完美，让一颗颗因创伤而陈旧的心被更多的人看到、感受、理解与共情。

（作者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