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部小说，它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它对中国许多年青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过深刻影响。由它而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早已成为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

这部小说名叫《红岩》。小说源于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当年在重庆国民党监狱渣滓洞、白公馆的亲身经历，他们都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小说中相当一部分人物，都曾是他们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战友与狱友，只是这些同志牺牲在重庆解放的前夜。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罗广斌，1924年出生在四川重庆忠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同父异母的长兄罗广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历任国民党18军军长、15兵团司令，抗战胜利后罗广文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

中学时期，年青的罗广斌强烈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并积极争取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自由，为此，罗广斌被父亲送往昆明，交由其好友马玉之儿子马识途看管。罗广斌的父亲并不知道马识途是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在马识途的影响下，罗广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期间，他不仅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还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当罗广斌家人得知他已受共产党思想影响后，赶忙来信强迫他离开昆明回到四川。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罗广斌假意无奈回到重庆家中。到达重庆后，罗广斌很快与当地中共地下党接上关系，秘密参加当地地下革命工作。随后，经中共党员江竹筠等人介绍，罗广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统。1948年秋，因中共重庆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广斌也被叛徒出卖。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先后囚禁于国民党在重庆设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监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此时，国民党在西南的统治早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早已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此时下达一道密令，要求重庆军统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共地下党全部枪杀。1949年11月27日白天，特务们开始疯狂地对囚犯进行屠杀，近300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红岩村、歌乐山。在此次大屠杀中，有35人从特务的枪口下侥幸脱险，其中有19名革命志士是由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逃出来的。

原来，早在大屠杀前，罗广斌就已经劝说、策反了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时刻准备越狱。11月27日凌晨，当杨钦典得知屠杀要开始时，他剪断了电话线，打开了大门的锁，然后回到楼下二室，对罗广斌说：“你们赶快做好准备，我到楼上看动静，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踏三声楼板，你们就跑！” 作为这次越狱的组织指挥者，罗广斌把身边的难友召集起来，严肃地部署道：“同志们，快，我们赶快做好准备，这次突围，按老中青分成几个组，分组突围；出去后分头行动，翻过歌乐山往红槽房方向走，出封锁线各自找好隐蔽处藏好，等待解放军，迎接胜利……”这时，楼上传来了杨钦典的信号，罗广斌一挥手：“同志们，我们走！”天亮后，罗广斌搀扶着狱友杨其昌（黔军爱国将领，于1948年冬和旧友陈铭枢等在重庆组织“民革”，密谋倒蒋，半年多后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一路前行。当他们冲出歌乐山，走上大路后，便加入到来往的人群中，急匆匆赶往白市驿，躲进杨其昌的一个老部下的家中，在那里等待重庆的解放。

另一名作者杨益言，1925年出生于重庆。在考取同济大学后，杨益言前往上海读书。在读书期间，他担任了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负责人和“主笔”。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杨益言被学校除名并遭缉捕。获释后回到重庆，在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执教。同年8月，由于杨益言写给女友的信件被特务查到，特务误认为他是中共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共产党，便逮捕了他，将其囚禁于渣滓洞监狱。1949年4月，因杨益言与中共地下组织及民盟、民革组织均无关系，只是一般嫌疑犯，经家人保释出狱。

小说《红岩》创作前的文学准备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死里逃生”的罗广斌不忘牺牲烈士们的嘱托，利用这段时间很快写出一份长达2万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该报告包括“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和“狱中意见”等7个部分。其中，“狱中意见”是罗广斌对狱中难友们集体意见的归纳。这八条是烈士们披沥赤诚的诉说，是他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其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被安排在“重庆市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工作，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刘德彬。他们的任务是在一个月内整理好“11·27大屠杀”中近300名遇难者的材料，以作为烈士评定的参考依据和国民党重庆集中营的档案材料。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组织派杨益言过来帮助罗广斌、刘德彬工作。经过日以继夜的工作，在追悼会举办前夕，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终于编印出20万字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其中收录了罗广斌撰写的《血染白公馆》、刘德彬撰写的《火烧渣滓洞》，杨益言写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不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被分配到重庆共青团市委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鼓舞民众努力生产、积极为抗美援朝做贡献，重庆共青团市委要求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大力宣传重庆解放前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于是，他们便开始在重庆各机关单位、学校、人民团体，以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为素材进行演讲。演讲深受广大听众欢迎。为更好地宣传烈士们的英雄事迹，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决定将其在狱中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很快，他们三人合作撰写的报告文学《圣洁的鲜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在重庆《大众文艺》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在重庆等地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1956年夏，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成立传记文学组，并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该刊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烈士及英雄人物事迹。在安排第二期稿件时，编辑室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他反映了一个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第一次约稿。1956年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书记处请创作假，想将歌颂烈士的宣传讲演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青少年受到教育。重庆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这个请求，三人便住到重庆南温泉开始紧张的创作。三人的分工是：罗广斌写陈然、“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半年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整理出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并寄给中青社。1958年2月，该革命忆录发表在杂志《红旗飘飘》上。这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这次出版，使得红岩故事在全国广为传播。

《红岩》的创作经历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和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为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组稿。在成都，四川省作协主席沙汀向朱语今推荐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人所撰写的反映革命志士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与敌人英勇斗争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回忆录。朱语今敏锐地意识到，这部作品很可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于是，朱语今和王维玲匆匆奔赴重庆，想找罗广斌等人面谈。

到重庆后，他们得知罗广斌、刘德彬正在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朱语今一行在已经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办公室主任的杨益言陪同下，前往农场拜访。在与三人面谈时，朱语今郑重其事地向他们约稿，请其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因他们从未写过小说，恐难胜任，故没有立即答应。朱语今见状，便热情地鼓励道：“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在这番话的鼓舞和激励下，罗广斌等人最终接受了小说创作任务。

朱语今、王维玲从长寿湖农场回到重庆市，立即向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汇报了向罗广斌等人约稿之事，并建议市委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肖泽宽随后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进行了汇报。经重庆市委讨论，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来创作这部小说，刘德彬因被划为右派，就不参加其后的创作。市委强调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抓。为此，市委指定肖泽宽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任白戈对肖泽宽说：“写‘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这样题材的小说，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

1959年初，罗广斌、杨益言开始小说《红岩》的创作。为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罗广斌、杨益言白天搜集素材，晚上写做。重庆冬天的夜晚很冷，他们写着写着，手便冻得有些发僵，渐渐连笔也握不住了，不得不停下来使劲地搓手，待手稍微暖和后再继续写作。为更好地了解解放前敌特情况，市委特许罗、杨二人到公安部门查看众多的敌特档案，并可采访在押的敌特分子。在此过程中，罗、杨二人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这使得他们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又相互利用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从而加深了对敌特人员的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罗、杨创作出《红岩》初稿。初稿完成后，市委以“征求意见本”形式印刷出来，送交各界人士审读、提意见。不久，有关方面在读后提了很多意见，包括小说整体“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等。还有人针对罗、杨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的实际情况考虑，建议他们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监狱的斗争，应集中笔墨写一个监狱斗争。有的则建议他们只写狱中的斗争，不要铺展开来，写狱外地下党的活动。

当罗、杨二人听到这些反馈意见后，心里十分低落。为帮助作者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面的斗争，重庆市委特意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四川、重庆文学界和一些从事过地下党的老同志参加，给“征求意见本”继续提意见，给作者提供史实、史料、背景材料。在座谈会上，罗广斌、杨益言听到了更多革命素材，这使他们掌握的资料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听了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肖泽宽不断鼓励这两位年轻作者：“三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才能进步。你们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补上这一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为提高作者的文学创作水平，重庆市委提出要罗、杨二人拜老作家沙汀为师。当重庆市委向沙汀发出邀请函后，沙汀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看完《红岩》“征求意见本”后，沙汀特地从成都赶到重庆，当面向向罗广斌、杨益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带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全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他很同意任白戈提出的“小说精神状态要翻身”的意见。为开阔罗、杨的思想和视野，解决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沙汀向重庆市委提出了一个建议，让罗、杨亲自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立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指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

1960年夏，罗广斌、杨益言到北京参观。在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他们偶然看到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这使得他们猛然醒悟到他们小说的症结所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结合起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思维立刻活跃了起来。他们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么样塑造好革命烈士的形象，找到了新的感觉、新的亮点、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北京之行后，罗、杨写出的新稿有了很大进步，该稿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有明显提高。

1961年1月，罗广斌、杨益言把重新修改的《红岩》新稿寄到北京。中青社在读完稿子后，写信给罗广斌和杨益言，希望他们来趟北京。3月7日，罗、杨来到北京。3月8日、9日，编辑室同志和他们连续开了两天讨论会，一是对稿子中一些地放再进行修改，二是确定小说的名字。当时《红岩》的书名暂定为《禁锢的世界》。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将书名确定为《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红岩》意味着这本书的主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蒋美反动派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夺取胜利，而烈士们就是大后方人民的光荣代表。

在中青社编辑的指导下，罗杨二人奋斗了3个多月，1961年6月，他们写出了《红岩》“第四稿”。6月27日，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他们先在成都下车，把“四稿”清样送给沙汀审读。沙汀看完此稿后认为：“‘四稿’可以了，作品的精神状态较过去翻了身，作品的结构基本组织起来了，再加工一下，即可出版，不必再放了。”同时，沙汀还要他们在听取重庆市委和各方面的意见后，再一次来成都，他和他们逐章地研究作品的修改问题。 1961年8月，当沙汀再次看到《红岩》书稿时，他花了9天时间对全书进行了润饰。9月中旬，罗广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12月9日，全书终于修改完毕。

《红岩》出版后的巨大影响

1961年12月，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一出版，便受到全国读者的追捧、好评如潮。人们将《红岩》称为“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当时，新中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书中革命先烈的形象和事迹，深深感染、激励着中国广大民众，它引导着广大读者以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从饥饿的困境中，从低迷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勇敢地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不到两年时间，《红岩》被多次重印，发行累计达四百万册。书中人物江姐、许云峰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历经六十年，小说《红岩》早已成为新中国最为经典的红色文学作品，至今仍畅销不衰。它不仅被中国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翻读；而且还在被翻译成英、法、苏、德、日、朝等十多国文字后走出国门，被外国读者所关注。在国外，《红岩》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今年是罗广斌先生诞辰百年，又是《红岩》出版六十三周年，谨以此文向这部红色经典小说致敬！向它的作者罗广斌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