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悟牺牲与信仰的力量

——评长征题材纪实文学作品《为有牺牲》

■王敏

近日，我读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为有牺牲》一书，深受触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为有牺牲》以闽西客家儿女的长征故事为主线，紧紧围绕“牺牲”和“信仰”两个关键词，将闽西儿女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故事与长征大背景紧密关联。全书37万余字，波澜壮阔中不乏细腻动人，让读者在阅读中沉浸式感受90年前的历史现场。

为了写好《为有牺牲》这本书，作者关山远查阅了众多史料，采访了许多红军后代，沿龙岩、上杭、武平、连城、长汀一线实地考察，还专程探访广西的全州、兴安、灌阳等地，了解当年湘江血战细节。

阅读《为有牺牲》，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战例依然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湘江、金沙江、大渡河、娄山关、腊子口……横亘前方的重重阻碍仿佛要将红军逼入绝境。书中说，当红军抵达安顺场时，蒋介石就认为红军只能重蹈石达开覆辙，历史必将重演。因为，他掌握的资源之丰富、能调动的兵力之强大、拥有的武器之精良，均非当时的红军所能比。整个长征途中，这样的盲目自信在蒋介石一方屡见不鲜，这场对抗看似力量极不对称。但是，为何红军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屡屡实现绝地反击，成功挣脱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呢？

我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精神和信仰的力量。

书中说，红军官兵在滂沱大雨中拼死奔跑，饿得只能吃生米也不肯停下脚步；明知万分危险却为抢突击任务争得面红耳赤……红军的意志力，总是在关键时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为有牺牲》为我们作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对比。大渡河畔，担任前锋的红4团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一昼夜徒步行军240里，最终夺下了泸定桥，赢得制胜先机。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达开，居然因为儿子出生，在安顺场这处“死地”，下令全军暂停渡河，庆祝三日，以致陷入重围。绝境之中，他又心存幻想，企图以自己的投降，换取4万将士的性命，最终只能以全军覆没的悲剧收场。

面对艰难险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以小切口反映大历史，从牺牲的视角书写闽西客家籍指战员在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故事。

闽西是全国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建红军队伍的地方。书中写到，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在这8.6万余红军中，闽西子弟有近3万人。漫漫征途中，他们担负着前锋、后勤、侦察、救护、机要等各类繁重的任务。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多人，而闽西子弟仅幸存2000人左右。

长征初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以闽西子弟为主的红5军团第34师作为后卫师，担任断后任务，掩护红军主力突破重围，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他在担架上硬生生扯断自己的肠子，以死明志，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添上了一笔永恒的悲壮。

《为有牺牲》一书中，作者用质朴冷静的笔触写道：“此刻，他（陈树湘）孤身一人，麾下六千闽西子弟，绝大多数已经牺牲。他知道的是，在闽西子弟付出巨大牺牲后，中央红军已经突破湘江；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决定断肠就义的当天，千里之外，贵州的崇山峻岭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之后的遵义会议，更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一场艰难求生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淬炼出无可比拟的血性。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长征路上，头上有敌机，四周有敌人，道路险峻，气候无常。长征前，各根据地全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经过各种磨难曲折，红军牺牲巨大。

长征途中，不管敌人多么猖狂，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官兵都要迎难而上，咬牙拼杀，去追求胜利。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这批衣衫褴褛的英勇将士，跨越千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更塑造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坚韧气质。可以说，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淬火。

今天，人民军队走向了现代化，早已告别了火力不足、武器简陋的困境，但是长征赋予人民军队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价值，依然长存。

长征永远在路上。《为有牺牲》写道：“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是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的。成功固然令人欣慰，但起初苦苦拼搏的磨难，却更让经历者终生铭记并自豪、自信，愈发自强” “因为长征，我们注定不是一个心灵荒凉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