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志》老藤/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锐意创新　别开生面

■白烨

在近期纷至沓来的乡土题材小说中，老藤的长篇新作《草木志》，因有不少锐意十足的艺术出新，读来令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部《草木志》，无论是从老藤个人的小说创作来看，还是从乡土小说创作的方面来看，都带有某种标志性，特别值得人们予以关注。

我一直觉着我们的小说创作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疏于精心描写人物形象，缺少光彩照人的“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小说是以人物为中心，来构筑故事，表现主题，反映生活的。对于乡土题材的小说来说，写好人物尤为重要。当代乡土题材写作的小说大师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都是把人物当做现实生活的主角，时代情绪的符号来看待和打造的。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可以说，鲜活又独特的人物形象支撑着他们的小说，成就了他们的写作，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文学经典。我觉得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写好人物，塑造典型，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老藤的长篇新作《草木志》，读来清新引人，让人感到新奇的，有很多方面。从我最为深刻的印象来看，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别具匠心，卓显优长。

首先，作品以写人见长，塑造了众多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作品在一开始写到“我”的政策研究室的同事时，无论是郑高，还是老雷，都性格鲜明，有声有色。而写到“我”被派驻墟里村之后，从副镇长老毕到几位村干部，方姓与石姓的两家，以及墟里的“一金三老”，无不是人人自有性情，个个形象鲜明，让人们突出地感受到不同性格的碰撞与相互关系的纷杂。

在作品的众多人物里，更为独特也更有光彩的，当属绰号“哨花吹”的彭震天。彭震天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喇叭匠，因喇叭吹得好又能说会道，人送绰号“哨花吹”。墟里村因方家、石家两大阵营相互斗气，互不相让，一直选不出村主任。在毕副镇长的力荐下，“哨花吹”被选为村主任。在面对和处理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过程中，“哨花吹”显示出了他由较高的综合素质构成的非凡能耐，这里既有民间艺人的亲民，又有农民智者的聪慧，既有乡村乡贤的公正，还有农村干部的责任。多种才力的混合和不同元素的交织，构成了“哨花吹”这个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可以说，这些都使“哨花吹”成为墟里村当仁不让的“关键人物”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形象中别树一帜的“这一个”。

第二，小说由驻村干部的所经所见，真切揭示了当下农村的另一种现实。作品里的“我”，原本是带着“必须有基层工作的经历”的目的来墟里村“补课”的。但到了墟里村之后，看到的和遇到的，都大大超出了自己原有的预想。墟里村的方家和石家是两个有影响的大家族，从老一辈闹矛盾延续下来，两个家族之间的新旧仇怨不予解决，矛盾就无法消除。长期浸淫于乡间社会的“哨花吹”，懂得农村生活的特有规律，深谙农民群众的内在心理，也善于发现问题和抓取要害。他在与“我”交谈时，就曾提出要“想做事，先去蛇”的见解。当了村主任之后，把解决方、石两大家族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成主要的“抓手”。而做好人的工作，理顺人际关系，疏通心理障碍一类的人的思想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不仅至为重要和关键，而且更为艰难和艰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思想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是一些乡村改变面貌和走向振兴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草木志》在这一方面，以切实的故事和生动的叙述，对此作出了十分形象的揭示与令人信服的诠释。这是这部作品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这部作品在乡村现实的揭示上别有发见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草木志》以草木为描写对象，内含多重意蕴。作品在内容上和叙述上最为明显可见的特点，是以草木为描写对象，既以植物为章节，又以花卉比喻人。植物在这里，不再只是人的陪衬、环境的点缀，而是与人关联密切，须臾不可分离。在作者的笔下，墟里村的“显花植物”，不仅有“感知机能”，而且与人的关系“微妙玄通”。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其脾性与人的秉性的相近与相似。在这植物与人物的联通与对应中，作者不仅以“草木若人，孰能无情”，颠覆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的传统认知，还以把植物当成另一存在主体，显示了包含植物在内的大世界观，大历史观。这些不仅为人物塑造提供了新的经验，也为看取生活和描写现实，拓展了更大的视野，开辟了更广的空间。

《草木志》在内容与写法上的多方面的求新求变，是作者老藤在小说创作上不断突破自我的又一例证。老藤之所以在小说创作上既有高频率，又有高品质，原因与秘诀也正在这里。这里边可能包含了许多成因与要素，但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充分了解、认真阅读和深入研究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大千世界和总体现实，把创作建立在这样一个广袤又立体、多维又全息的生活形态之上，这是《草木志》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