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青春之歌》第一版，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

■武新军

《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激起了巨大反响。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一个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定格在人们心中，启示着年轻读者：一个人的一生应当如何度过，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与时代相连接，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青春之歌》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深深印刻在中国青年的记忆中，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有《青春之歌》的旋律在回响。

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六年。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在当时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杨沫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后来接触左翼进步青年及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报社编辑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杨沫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他们：《黎明报》刻字员马敦来，圆圆的脸总含着温和的笑；区委书记吕烽，常在夜间与杨沫一起穿行于敌人的心脏，找到群众开展工作；敌工科科长李守正，喜欢文学，与杨沫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区长王泰，子弹打光后牺牲在熊熊烈火中，就在牺牲前两三天，还送给杨沫一只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精致的小怀表……烈士们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的精神，使杨沫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渴望把烈士们的丰碑搬到广大群众面前，“这思想像命令似的在我心里轰响着”。

▲1942年晋察冀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排左四为杨沫。

1951年8月，杨沫明确了以女主人公的成长来建构长篇小说的想法，这就是《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林道静。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杨沫形成了革命工作至上的观念，并以此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她渴望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获得自由，拥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为参加抗战，杨沫先后把还在吃奶的女儿、刚出生的儿子寄养出去，“我跳出了感情的牢笼，走出了狭窄的家庭，投身到一个伟大的集体中来了！我知道等待我的是危险甚至死亡，也许我将永不能见到我的女儿，比起一个革命青年对于革命事业的向往，那算得了什么呢？”而作品中，林道静所遇到的各个人物，她最初的恋人余永泽、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精神导师”卢嘉川、她最终的革命伴侣江华、温柔而坚定的女共产党人林红等，都有着杨沫人生各个阶段的影子。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烈士们的奉献精神支撑杨沫战胜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为了他们，我愿用泪水做墨水，在白纸上滴滴地印上他们鲜红的血渍……”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说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外部社会因素、纸张严重紧缺等原因，小说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机拿回小说的出版权。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青年学生是《青春之歌》主要的读者群。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曾排队轮流看小说，大家都很急切，有个同学生病住院，“我们把看书的优先权给了他，这被认为是最好的关怀和很大的幸运”。有些同学好不容易拿到小说，“晚饭也不吃饱或者干脆不吃就到参考室去占座，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青春之歌》在许多工厂也很流行。北京市电子管厂一号车间二工段乙班的30位青年，竟然有27人看过《青春之歌》。《青春之歌》还抵达了边疆之地的矿山。远在祖国南岭山脉腹地的矿业工人刘铁山，在气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一天后，晚上在勉强能看清字迹的灯光下，阅读远方的朋友捎来的《青春之歌》，并积极向同伴推荐。何其芳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初读《青春之歌》时，对它吸引读者的程度“是估计不足的”，“觉得它未必能够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以外的广大的读者”。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如工人，但他们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群体。1963年底，在《文艺报》《四川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组织的调查中，发现许多青年农民都阅读过《青春之歌》，或听过史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青春之歌》。还有不少说唱艺人在茶馆、书场、集镇、车站等场所，向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群众传播《青春之歌》。在稍后浙江、上海等地农村兴起的“讲小说活动”中，《青春之歌》也是重要的讲述对象。

知识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杨沫曾任河北省安国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冀中十分区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部长，1949年后又任北京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对妇女解放问题有过深入思考。杨沫把女性解放问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合二为一，使林道静的成长更有说服力。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女性，与林道静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从寻求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们能够从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从而成为小说的忠实读者。《青春之歌》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解放问题的书写，引起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邓颖超的共鸣，邓颖超曾多次鼓励杨沫战胜疾病多写作品。习仲勋的爱人齐心、萧克的爱人骞先佛、邓拓的爱人丁一岚等，也长期关心杨沫的疾病与写作。

▲邓颖超写给杨沫的信。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青春之歌》缘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杨沫把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追求入党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小说畅销的根本原因。何其芳认为作品受读者欢迎，首先在于其“火焰一般的革命热情”，巴人、马铁丁也认为革命的激情、鲜明的爱憎、热情的笔调、正义的力量等，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要以卢嘉川、林红、林道静为榜样改造自己，一些读者表示要从余永泽、徐宁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小说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书”。现在许多人认为《青春之歌》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感情戏，这显然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观念解读革命时期的文学，而忽视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尚：当时的文学阅读并非仅是一种消遣娱乐行为，更是一种寻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并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杨翼（蒋南翔）、刘导生等参加和领导过学生运动的人，也都认为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性，勾勒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这次修改主要围绕林道静的形象展开，而卢嘉川、林红在修改本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两个伟大的党员形象“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观察、体验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杨沫对他们倾注了所有的爱，“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邓颖超给杨沫写信：“《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都想饰演这个角色，崔嵬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湖北歌剧院不知名的小演员谢芳。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过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础。”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音乐家瞿希贤为《青春之歌》写音乐时，特意重温自己、也是林道静走过的历史，并在音乐中引入《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来表达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在相关领导审看影片时，陈毅认为影片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刻我能对总理说什么呢？当影片放映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总理又对我说：‘小超身体不好，看电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这么长的影片一气看完了。’”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因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过电影后，著文《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并说“女主人公在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那充满了喜悦和自豪的目光凝视着红旗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在日本二十多个城市陆续上映，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3249次，许多青年工人看过影片，纷纷提交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期间，东京的大街上也出现了林道静的巨幅剧照和画像。在朝鲜和越南，影片也深受欢迎。

▲《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1990年，《英华之歌》出版。这两部作品是《青春之歌》的延续，但影响力远不及《青春之歌》，“青春三部曲”的代表作，仍是《青春之歌》。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在杨沫的追悼会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今天，“青春之歌”四个字，已经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语词，进入人们的常用词库之中。《青春之歌》启示着新时代的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建设结合起来，勇于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不断开阔自己的心胸和眼界，使自己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快乐、幸福与力量，让青春发出绚烂的光彩。

（作者：武新军，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