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竺可桢“两问”谈起

■李 仲

在浙江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着不少文化石。石头上镌刻的文字，散发着思想的光芒。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老校长竺可桢的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问”曾经回荡在1936年9月的浙大开学典礼上，触动了一代浙大学子。

当时正值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竺可桢把培养人才与拯救中华这一崇高使命结合起来。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的“两问”，凝聚着他对知与行的深邃思考，也饱含着他对民族兴衰的深沉忧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炽热情怀。

竺可桢的求学读书经历，就是对这“两问”身体力行的诠释。1910年，弱冠之年的竺可桢考取了赴美留学公费生。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学好农业可以改善中国农业，于是进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中，他发现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气象，于是在毕业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获取博士学位后，他放弃当时在美国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热情和救亡图存的理想，于1918年回国。回国后，他投身多门学科的研究并颇有建树，终成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竺可桢一直阅读广泛，可谓博学。除了阅读专业书刊掌握学科前沿，他还阅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书籍。在他75岁时，曾抄录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自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是他好学不倦的写照。在读书过程中，他并不盲从，只问是非。1960年1月，竺可桢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他详细阅读了这部书后评论道，李约瑟阅书之渊博无与伦比，涉及的有些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书中一些引用和理解上的错误。

广博的阅读是竺可桢在物候学上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1972年，他发表了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聚焦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等资料，以慎思明辨的理性融会贯通，梳理了古代气候与变迁的脉络，勾勒出中国几千年来气候变化的曲线。这条起起伏伏的曲线，被人称为“竺可桢曲线”。他曾翻阅《诗经》，发现有5处提到梅花，《尚书》中也有关于梅树的记载，这说明周朝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梅花很常见。唐朝时气候变暖，在元稹的诗中就有对长安梅树的描写。但到宋朝，由于气候变冷，长安与洛阳的梅树已少得可怜。宋朝苏东坡的《杏》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这些古代诗文，都成为竺可桢勾勒这条曲线的重要依据。

2012年，璀璨的天宇中，编号为224888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竺可桢星”。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颗星位于何处，但这无妨我们读书之余仰望星空，在愈发开阔的心胸中，让竺可桢的“两问”再度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