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自立自强而绝地求生的三晋英烈群像存照
——大型记实性电视连续剧《向死而生》文学剧本创作畅想
一、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中华民族继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遭遇英国等列强侵略而饱尝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苦之后，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所咏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面对蓄谋已久而来而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不反抗，毋宁死——这就是中国人民面对的毋庸置疑的严峻选择。
日本军国主义者要吞并中国，这在不少人看来，真可算小蛇吞大象啊！凭什么？原来这并不是神话，而是严酷的现实：十七、八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等巨大事件，西方科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文思想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初显峥嵘，军工炮舰等日趋发达，我们的东邻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紧趋西方潮流，科技经济工业等飞速发达，物质财富迅速勃兴，而我们号称“天朝上邦”的大清帝国，却一味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自绝于世界潮流之外，纵有魏源、徐松龛、林则徐、“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等，也终未能挽狂澜于既倒，腐朽没落，积重难返，成为病入膏肓的“老大弱国”，如同百孔千疮的一支大破船，在风雨波涛中飘摇。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如此巨大的反差，给后世的中国人留下了多少无奈和遗憾啊！此时的日本，多的是鱼雷啊，不撞你横在它面前的这只大破船才怪呢。
世间事每每令人涕笑皆非：当时激进的中国精英们，在多少年血和泪的教训中，放眼看世界，把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道的目光撇开了中国，投向了西方，这西方却也包含了处于东方的日本，连清政府的不少达官贵人，也煞费苦心地让包括自己子弟在内的青少年去往法国或日本等先进国度去留学，学本事，以便将来既能报效国家，又能出人头地。这在二十世纪初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几成风气。清政府于1904年派大批留学生赴日留学，分配给山西四十个名额，以后多年号称“山西王”、“土皇帝”的阎锡山这一鼎鼎大名的人物，和他手下的大批谋士、军政要员，还有不少成为其政敌的显赫人物，包括赵戴文、续西峰、焦良弼、温寿泉……皆在其中。
按照多年来官方文史资料的说法，对于阎锡山这一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冠之以“山西土皇帝”、“大军阀”、“反共老手”……诸如此类的说法，几成定论。而按照许多记载比较客观的史料看，按照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前述诸定义只能说是部分的、偏颇的，根本不能算是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评价。许多翔实的资料显示，抗战前十年间（山西史称“十年建设”），阎先生作为山西的最高行政长官，留日归来，视野开阔，深为日本的迅速崛起而折服，也深为日本人对中国虎视眈眈、急欲吞并侵略的狂妄野心而忧心。尤其是在经历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阎先生的危机感更加强烈。1932年2月20日，蒋通过国民政府正式委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辖晋绥两省军政）主任，阎在下野蛰居一年多之后东山再起。这以后，鉴于中原大战的深刻教训，尤其面临强邻入侵的民族危机，他决计不再参与国内的派系之争，打出“自强救国”、“建设救国”等口号，主持编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自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这在当时国内各省中可谓只此一家，是阎先生的一个“创举”。诚如他所说过的，“鉴于古人‘未雨绸缪’的话，如果今日仍然没有确实自强的计划，实不足以言救亡图存。”
自此，酝酿了二十年的同蒲铁路建设计划和西北实业公司等付诸实施。同蒲铁路从1933年5月典礼动工开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基本贯通。其间处处精打细算，土洋并举，以最省钱的办法，仅以不及原设计宽轨路9000万元的五分之一的费用修成，创造了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同时，阎先生又创办了集官办工矿企业之大成的西北实业公司，从而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建设的基础。
全面抗战前夕，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阎先生放弃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立场，做出了他的历史抉择，即“拒蒋、联共、抗日”。准备“守土抗战。”
二、
《向死而生》的主人公陈敬棠，作为阎的亲信、幕僚、得力助手之一，其从政活动一直在围绕阎先生进行。而且作为身居山西省村政处长、山西省营业公社主任、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委等要职的政治人物，其从政生涯基本与山西政治等相伴相生。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呢，写陈必写阎，为陈立传，亦必得为阎立传，舍此别无它法。
古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剧中人物，陈敬棠从追随辛亥革命直至抗战，包括从政，始终关注民生，关注政治风云，关注地方文献，关注地方先贤，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及至抗战前夕，督修国防工事，参与抗战前的准备事宜，战时毁家纾难，忻州沦陷后率全家悲壮殉国。其他英烈：郝梦龄等血染沙场；续范亭舍身谏蒋，中山陵切腹自杀；陈敬棠曾经的恋人，五台山女尼慧圆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烈火中自焚……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剧旨在为陈敬棠立传，而在客观上，也是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自立自强而绝地求生的三晋英烈群像存照。当然也包括为阎锡山先生这位先哲立传的意思在。通过以陈敬棠为中心的一批民国传奇式人物，展示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批有血性、求尊严、有抱负、有着各自追求的人们，在那烽火岁月里，在日本人虎视眈眈，民族危机随时可能发生的生死关头，未雨绸缪，探求世界真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各展其才，舍生忘死，义无反顾，为了中华民族“大我”永恒的新生，甘愿舍弃“小我”的担当精神、牺牲精神，烈士情怀。
同时，剧本主旨还在于追求一种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诚如主题歌所吟唱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无论干什么，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从来奋斗出英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使出各自的绝招，绝活儿，创造顶尖式传奇：陈敬棠千方百计出版乡贤文献等如此；阎先生修铁路、办工厂如此；薄一波等筹办牺盟会如此；慧圆大师追求、石雕大家胡明珠设计建筑龙泉寺大牌楼如此；即使如梨园世家的一代名伶“云遮月”刘德荣为了追求卓越，宁可累死在舞台上……处处表现我们中国人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愚以为，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向小康迈进，尤其应当有这种精神。
三、
作为奉命而作的记实性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在创作之前和创作过程中，必须时时考虑作品的时代性，思想性，给人以启迪，切合时代节拍和时代精神；同时还得考虑作品的艺术性，亦即观赏性，尽量做到生动有趣，赏心悦目，环环紧扣，引人入胜；还不得不考虑其拍摄成本，商业价值，等诸多因素。作为艺术品，自然少不了形象思维，艺术构思，必要的想象，尤其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大量细节。而“记实性”，又决定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捕风捉影，尤其在大事件上面。只有遵循历史剧写作的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才有可能。
但无可非议的是，如今的投资方往往看重的是娱乐性、票房号召力、点击率、保险系数之类。难怪历年能够走向电视剧热销版的几乎都是那些“戏说”、“别传”之类，如快餐食品，风行一时，是否如过眼烟云，自是不在人们考虑的范畴。
真要弄一部不媚俗、不逢迎、有分量、有风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好电视剧，可谓难矣！但愿能美梦成真，以敬慰那些永不屈服的英魂们的在天之灵，我愿足矣，夫复何求！
写于2010-3-17

欣赏晋忻李老师的又一佳作,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