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读书之一：读经杂感

       业余时间，曾读过若干佛经，非是要信佛，而是兴之所至打发时间，但的确体会到佛家大能之所以千百年香火鼎盛，确有高深之处。比如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如果不是心怀博大、意志坚定，不但做不到，更绝想不到。再有，我们都知道，佛家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打破了中土道家三界五行的桎梏，变道家内外丹的修炼渠道为修功德，讲究渡人渡己，这比道教更加容易吸附香火之力，更加容易被信徒接受。

      据说修佛到了极致，就会：菩提非树、明镜非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在佛家大能眼里，众生平等，是是非非都化作了虚无，了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这又和道家：天道不仁，万物为刍狗的说法异曲同工。

       有本书，大家都熟悉：《西游记》，据比较神道的人讲，很多热衷修炼的人把这部神话名著作为了修炼指南，好奇之下，重翻了一次，别说，在里面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痕迹。

       比如里面说：栓意马、锁心猿，这在道家功法里面的确有这种说法，说它有意思，是说这种说法出现在了以宣扬佛教的著作里，有人说这正应了本土道教神话传说的：白藕红花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然，此三教非彼三教。

       本土神话中的三教是指人教、阐教、截教，白藕是指太清太上老君，红花指玉清元始天尊，青莲叶指上清通天教主。根据道家传说，佛教创始人是西方接引佛祖、准提佛祖，也是在鸿钧座下听过道的，而不是佛教所说的佛祖释迦摩尼，我估计这可能是道派之间的斗争吧。

       问题是，如果说作为女娲补天遗石化形的孙悟空，从出生就打上了佛教烙印的话，为什么修炼的是道教的八九玄功，而不是佛教的功法？再有，为什么他拜的授业师傅叫做菩提道人，而不是佛教大能？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倒是相对容易解释，所谓的菩提道人，我查了很多神话传说，都不存在，最可疑的是他的道号，居然叫做菩提，这其实是佛教的说法，而不是道教的说法，所以很多人大胆揣测，这个菩提道人其实就是准提佛祖，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最难解释的是第一个问题，反正现在我解释不清楚。

       关于佛家教人向善的问题，我们在很多书上都能见到，民间至今尚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念一起即是佛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等，我从小接触的古代著作里这些事例非常之多，对于民间信佛的人来说，大多信之不疑，都期盼着通过信奉佛祖真能做到八风吹不动，哪八风：利、衰、苦、乐、称、讥、毁、誉，能够门前万事不挂眼，在我看来，这是把阿Q精神真正的理论化了。通过修佛果真能够消弭欲望？果真能够到达“彼岸”？难说。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的确需要象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上大学那会儿，买了本《老子》，想看看到底道德经里说的是什么。现在看来，什么都没有看懂，只记得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后来，陆陆续续地看了《黄庭内景经》、《云笈七签》等等，甚至还买了台湾著名的道教居士萧天石的《道海玄微》来看，可惜的是，自己既没有修佛的悟性，也没有修道的根骨，看来看去，云山雾罩，糊里八涂，只有一些很浅薄的见识。

       在上篇帖子中，我提到《西游记》，不知道同仁还记得孙悟空到灵台方寸山拜师时说的话吗？当菩提祖师问他学什么的时候，悟空只问：可得长生？长生二字可谓道尽了修道的根本，纵有千万道法，我只求长生。我估计大多修道之人都是为了这个，只有长生了，才能万类霜天竞自由。在修道人眼里，天道之下，尽为蝼蚁，只有跳出天地窠臼，才能摆脱化为尘土的结果。老子说：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很多人翻译成对于天地来讲，万物平等。这样翻译也不为错，但是在修道人眼里，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所谓修道，就是逆天改命，天道赋予众生以寿限，要打破这个界限，就是逆天而行。

       前几天跟朋友闲聊，说起某种东西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我说那这种东西必然数量极少且繁育极难，说到这，我忽然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天之道其犹张弓与？损有余以补不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看，两千年前，老子就有这样的感悟，难怪，后世把老子作为道家鼻祖。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体会，比如，我们经常说：天老爷对人很公平，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大体如此。做生意如此，当官也是如此，很多人只看到潮起时的激宕澎湃，看不到潮落时的平静萧瑟。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调整我们的心态大有好处。

       说到这里，我觉得尽管我们不去修道，但是在修道人身上有我们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比如，现在盛行的养生之道，其实就是脱胎于道教，天地乾坤，日月阴阳，有其中的规律可循，就看我们找得到找不到。我们经常说盛极必衰，不就是阴阳转换吗？在日常生活中，心态压抑的久了，就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恣肆形骸一下，条件允许的，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条件不允许的，就去k歌、喝酒等等。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平时性格很温顺、文静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地点，却会做出让人大跌眼球的行为来，就是如此。再比如，现在很多朋友经常出去“驴”一下，并且乐此不疲，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些现象和道理，也许就是道的魅力所在。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道”无处不在。

      古往今来，家和万事兴这句话流行了成百上千年，至今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看来这个比我们那个更伟大的目标还难实现。

     只要是传统中国人，就会有自己的家庭，就会有双重父母在，对待双重父母就会有双重的标准出现，我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人是马列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永远在。这个矛盾就像根刺，时时扰乱我们的幸福感，缺少幸福的家庭会兴旺吗？肯定不会。

     家和与不和，看来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啊，幸福的钥匙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能不能开门，就看我们怎么用了。

 

      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儿，家，其实就是有房子、养着猪，宝盖头代表房子，豕代表猪--其实就是家畜，和这个字呢，禾代表庄稼----粮食，你看，有口能吃饭，就是和。在古人眼里，家、和都代表着非常朴素的寓意，有吃的、有住的，别冻着、别饿着，这就是家。这是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家，漂泊不定，一家不为，何谈万事？我们现代人又在古人的基础上，赋予了它更丰富的含义，自己的家都搞不定，都不和谐，哪会有万事兴？我的朋友曾经说：新的人生四大不幸-----家庭没温暖、社会没地位、爱情受挫折、专抽老八夺（老八夺是东北的一种低档次烟），太有哲理了。家庭、事业、爱情、经济这几项都相互关联着，家是根基，和是真理。

谨此祝各位守护幸福，家和万事兴。

      子曰：苛政猛于虎。然，子不闻政苛必有酷吏耶？
　　昔者，秦灭六国，纳四海于一统，法厉而刑暴，国虽短命，而未闻有酷吏之名，何也？盖其法令既出，上下鲜有撼者，况卫鞅变法久矣，秦人深服之，国法之施，不以为苦，反得其利。然，六国之民，数百年居宽刑缓治之下，积习日重，遽受峻法，不啻出温室而入冰窟，时久必生怨，怨重则反。故曰：秦失其鹿，非吏之罪，法刑不适于国耳。
　　汉王初入咸阳，弃秦峻法，仅以约法三章束民，故得民心。惜不久长，国立则重法大行于世，陛下动辄判以肉刑。史载汉初尚黄老术，然吾未见上古黄帝、老聃严法酷刑之论。由此视之，治政以黄老、治民以酷法，何其矛盾乃尔。
　　吾尝论：世变出英杰，国乱生奸佞。英杰、奸佞皆能人之属，取舍皆由人君。国君主神器，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以张汤之能，处嬴政之秦，可得酷吏之名乎？
　　法之严、吏之酷者，料世人皆视其如寇仇哉？不然，市井之民未有好德如趋利者，与人则论德之要，于己则逞利之趣，一旦己之利益见侵、己之身体受伤，匹夫之怨怼骤然而发，非欲借国之重器除之而后快，此时若有酷吏以严法施于恶徒，民必欢呼雀跃，视吏如包青天矣。
　　明月皎洁，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明。春雨如膏，农人喜其润泽，路人恶其泥滑。春雨明月何辜，然众人视之不同。法亦如此，利、害所属惟君上及官吏耳。吏能惩恶扬善，即非酷吏；若能奉公守法，即为循吏。古人云：良吏，蕲于朝廷安民而已。吏能安民，则政通人和，海晏河清，古今同理，惟此而已。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过秦论》，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这篇文章尽管是说理文，但是写法上却寓理于事中，通篇大段是叙事，偶尔穿插作者的议论，这些议论都是画龙点睛之言。贾谊用了很大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原因，读来如同将秦百年历史摆在面前，一览无遗，文字功底非常之深。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说得相当扼要。

结合贾谊的生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他意气风发想在朝廷上施展抱负的时候，至于本文到底给汉王朝统治者以多少启示，恐怕并不乐观。为什么？我们从贾谊的经历及李商隐的诗中可以想见，贾谊被外放至远离朝堂的长沙，任长沙王傅，后因长沙王溺水，郁郁而终。可见，这篇被后世统治者尤其是开国君主奉为经典《过秦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贾谊当然是生不逢时，历史总是沉重的，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沉思者的智慧和失败者的绝唱。《过秦论》字里行间洋溢着青春才子的自信与激情，只可惜当世的决策者不肯于倾听。好在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早已淹没于历史烟云之中，而这大气磅礴的篇章依然光耀大地。《过秦论》眼光宏阔，说理透彻，后世能与之相媲美的，惟有苏洵《六国论》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而已。

感谢老井、莲儿、絮儿、幻儿、小鬼、松声、小疯、小溪、雪山灵儿的支持与鼓励！我会努力的！

 

陈轸所辅佐的国君是秦惠文王，也即秦孝公的儿子。这时候的秦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商鞅变法，正是国力大增时期，秦惠文王手下著名的策士有张仪、陈轸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时称策士，以论辩见长，极善于把握人的心理，对症下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让对方无从反驳，进而接受建议。本文中，陈轸借“画蛇添足”的故事，从楚国的法令出发，牢牢把握昭阳自身所处的官职以及想保持官爵的心理，讲明讨伐齐国的行为不论胜利与否，都不会对昭阳带来好处，甚至会带来坏处。这也正是昭阳内心深处最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止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情况出现，于是昭阳接受陈轸的规劝，主动撤兵回国。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秦国的使臣陈轸会主动帮助齐国。那么，有两个猜测：其一，是陈轸出使齐国，一定是带着任务的，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主要取决于齐王，因此本着“欲先取之，必先与之”的想法，主动帮助齐国；其二，当时秦国国力尽管比变法初期强了很多，但是还不足以称霸诸侯，作为秦国的臣子，并不希望楚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因此帮助了齐国，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遏制了楚国扩张的势头。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策士的高明之处。

 

魏文侯名魏斯，魏国开国君主，是战国初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他在魏国建国后，好学善问，尊贤下士，吸引了众多的贤能之士来投，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他与李克（即李悝）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几个信息：一是作为魏国开国之君的魏文侯，致力于选贤任能的心态，以及对于任用国家重臣的判断能力。当李克说出考察官员的五条标准即：“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之后，魏文侯马上就知道应该选谁当魏国的相国了，足见其对于属臣的熟悉程度，不是勤于政事的君主，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二是魏国当时任用贤能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李克提出的五条标准。作为李克来讲，当时最多只是魏国当时的能人之一，为国君镇守中山而已，但是为什么魏文侯偏偏要向他请教应该任用谁当相国呢？答案就是魏文侯所说的“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由此魏文侯认为李克能够帮助他做出谁可为相的结论，这才引出李克提出的五条标准；三是当时的魏国能人众多。从翟璜的话中可以看出，只翟璜一个人就向魏文侯推荐并任用了五位大名鼎鼎的贤才，如：军事家吴起，大将乐羊，善于政事的李克、西门豹，可以做帝师的屈侯鲋。那么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魏国之所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绝非偶然。

 

    君道篇：

▲魏征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魏征的话是说给唐太宗听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应当把它作为座右铭。

人是个感情动物，不能免俗，生活中总有自己的圈子，或者总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朋友，能听到朋友的好话固然高兴，能听到朋友的劝诫也应当高兴。最重要的，除了朋友，还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人，听到他们谈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房玄龄言草创为难，而魏征言守成更难。

自古以来，开国的君主大多能够恪守君道，或亲贤臣而远小人，或者戒骄奢而尚节俭，诸如此类，所以能够保证政事清明。然而，纵观历史，也就是西汉高、文、景、武连续四代大治，清朝康、雍、乾三代治世景明，其他的朝代仅仅是开国君主创开国之治，期间或有明君，所谓景明也仅一代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守成更难。

政体篇：

▲木工言“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强劲而遗箭不直，非良弓也。”

这句话虽然是制造弓箭的木工说的，但是寓意颇深，用现代话讲，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还可以引申为，如果内心邪恶，做事再怎么冠冕堂皇，还是会露出马脚。

▲太宗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千古明君，其原因恐怕就落脚在这句话上。综合他的民贵君轻言论，看得出来，他极为重视涉及老百姓的一些“小事”，皇帝都这样做，臣子没理由不执行，上下齐心，百姓拥护，这才有了贞观之治。

任贤篇：

▲太宗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古代君王之中，在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以及重视对干部队伍的管理和任用方面，唐太宗可以说是典范。

以唐太宗治国之道、驭下之术、恤民之法，都是值得后世学习借鉴的。当时名臣云集，层出不穷，但为什么在高宗死后，政权却被武则天窃取？更是值得我们思考。

求谏篇：

▲太宗言：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唐太宗这话实际上是总结隋文帝杨坚的教训，史传杨坚是最勤勉的皇帝之一，每天在文件上批阅的文字不下五千字，非常辛苦，尽管很累，却是乐此不疲，而且喜欢乾纲独断，不论大事小事，都必须亲自去管，一应臣子集体“失声”，所以说杨坚是费心费力不讨好，以至于国家两朝即亡，成了千古笑谈。

其实，用在我们现代，也是如此，大小单位同理，当领导的不要老是想着显示自己的能力，要给下属发挥的空间，这样，下级工作很卖力，上级当得舒心，何乐而不为？

鉴戒篇：

▲太宗言：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籍股肱以致治。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

孟子曾经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话实际上就是君臣关系论，且主动权在于君主，而不在于臣子。唐太宗显然深得其道，他把臣下视作自己的兄弟，甚至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治世景明，离开大臣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公平篇：

▲蜀汉时，诸葛亮为丞相，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

这段话说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因公务原因，免了廖立、李严的官职，但是当他死后，廖立痛哭，李严病发而死。照理，任何官员被上级免职，心里都或多或少存在怨恨，即便是没有，但要说对上级仍然保持极高敬意的，却是不多见。就这件事来说，真相到底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在史书中见到了。

贪鄙篇：

▲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

贪饵二字道出了天下所有贪官的本性，所谓“饵”，既可以是钱财浮物，也可以是虚名薄誉，贪之前想不到后果，既上了钩，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有首诗说得好：点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绕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

 

春申君是楚国贵族，招揽门客三千余人，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曾以辩才出使秦国，并上书秦王言秦楚宜相善。当时楚太子完入质于秦，被扣留，春申君以命相抵设计将太子送回，随后被任为楚相。后因贪图富贵中李园圈套被谋杀。

对于春申君其人，司马迁作了大体公允的评述：“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但综观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惟系于“富贵”二字，即如他“招致宾客，以相倾夺”，无非是把宾客当作显示富贵的摆设而已，让宾客“蹑珠履”与赵使竞豪奢即为一例。因此，他不可能得到贤才，即使有朱英那样的人也只能“恐祸及身”远离而去。他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正如钟惺所言“富贵到手，器满志昏”，具有必然性。

在春申君的上书中，为了劝说秦王不要伐楚，春申君很是动了一番心思，尽管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却种下了恶果，因为春申君实际上为秦国灭楚，甚至灭齐、灭魏、灭韩献上了极为有用的计策，实在不算“明智”。

 

燕国与齐、赵、魏、韩、楚、秦相比，是正经八百的老世族，召公立国后几百年没有发生被外姓篡逆等问题，甚至一度辉煌过，在乐毅等忠臣辅佐下，荣列战国七雄之一。

燕昭王即位后，为了改变此前经常无端遭到强齐侵凌的状况，招贤纳士，发愤图强，决心报仇雪耻。当复仇时机到来时，乐毅向燕昭王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时局，提出了正确的战略主张：联合楚、赵、韩、魏四国，利用秦国，共同伐齐。昭王虚心采纳了乐毅的意见，命乐毅任上将军，率五国军队，大败齐军，取得了辉煌胜利。故《太史公自序》说：“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太史公为乐毅立传的意旨于此可见——肯定其战略主张，颂扬其历史功绩。但是，燕昭王死后，继任的燕惠王却不喜欢乐毅，使得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无端被黜，被迫逃往赵国。惠王担忧乐毅会借赵伐燕，派人指责乐毅并强作辩解，乐毅作书回答。传中不惜笔墨地引录了回信全文。在这封信里，乐毅着重缅怀昭王的知遇之恩，剖白自己对燕国的一片忠心，委婉地驳斥了惠王，并表示决不因个人恩怨，借赵伐燕。太史公引录全信的意图是清楚的，一方面揭露惠王的昏庸无能，另一方面展现乐毅坦荡宽阔的胸襟，说明惠王的担忧纯系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人、君子两相比照更加突出了乐毅的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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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在鲁仲连的早期活动中，他是以口才超群、谈锋机警的“辩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但他和一般的辩士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稷下学宫中的“天口骈”田骈、“谈天衍”邹衍等人大多务虚谈玄，斗嘴诡辩，将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挥到尽致，而鲁仲连则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而辩，为国事而辩。

鲁仲连列传是一篇感情色彩极浓的传纪文学。语言的周回反复，使文势具有强烈的节奏感，从而注入人物形象强烈的感情，使人物清晰可辨而又栩栩如生。宋·洪迈在《容斋五笔》中写道：“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然。……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指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鲁仲连见新垣衍，衍曰：‘吾视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者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是数者，重踏熟复，如骏马下注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在齐燕之战中，齐国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鲁仲连的故乡——聊城城下。由于燕国大将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田单攻城很不顺利。正一筹莫展之机，鲁仲连来了。因为鲁仲连精通势数，对当时齐、燕两国的局势和燕将的性格、心理分析透彻，把握准确，所以鲁仲连提笔给燕国大将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里，以“攻心为上”，“擒贼先擒王”。在这封信中，鲁仲连先是结合齐、燕两国的局势，谆谆告诫燕将死守孤城是非忠、勇非智；又站在燕将的角度上，分析归燕、降齐的不同好处；最后又用曹沫和管仲的例子指出“行小节，死小耻”是不明智的做法，劝诱燕将以“小节”而成“终身之名”，以“小耻”而立“累世之功”，放弃聊城。结果，鲁仲连说到心坎里的一番话令燕将心服口服，自杀谢国。就这样，鲁仲连用语言攻下了聊城，一箭书退敌百万兵，创造了中国军事史和论辩史上的奇迹。

 

邹阳，西汉初临淮（今安徽盱眙县）人，初从吴王濞。吴王谋反，邹阳上书谏，不听。邹阳又去投梁孝王。梁孝王想当太子，被袁盎所阻，谋刺袁盎，邹阳谏，被梁孝王下狱。邹阳在狱中上书梁孝王，就是想辩解一下。但是又不能提刺杀袁盎的事，提了就可能触怒梁孝王，就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然而不提就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在这种情况下，邹阳借用历史，逐一阐述因为忠心而获罪的种种事实，使得梁孝王明白了邹阳的忠心，自己谋刺袁盎的确错了，于是不但释放了邹阳，还待为了上宾。

本篇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古喻今，以事实作为引导，劝谏梁孝王应该如何认识、任用臣下，既达到了自我辩护的作用，又委婉地规劝了梁孝王。文中大量引用典故，有骈文的味道。

 

李斯对于焚书的提议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秦朝焚书的来历。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秦朝的时候，儒家的地位还不高，也就刚刚能够进入朝堂，参与国家决策而已。而占据主要地位的学说是法家，李斯则是法家的代表。第二，李斯针对博士淳于越提出的建议，看起来很激进，但是恰恰迎合了秦始皇作为统一六国的君主的喜好，那就是秦始皇不但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甚至在李斯的建议下，也想统一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第三，后世所谓的“焚书”其实有所误解，李斯提出的焚书只是禁止民间私下藏书并乱加议论，而把不允许民间私藏的书都收到国家专门机构，士子想学国家的法令，只能选择以官吏为师，而不是到民间的私学去。

本篇中着重介绍了三个人物，一个是仆射周青臣，他是借着皇家酒宴吹捧皇帝；一个是博士淳于越，这个人物借反对周青臣之机，劝秦始皇沿袭周朝的做法，分封子侄、功臣，再现国内诸侯并立的情景。表面上是劝秦始皇沿袭诸侯分封制度，实际上是想让秦朝全面复古。丞相李斯敏锐的认识到，如果淳于越的想法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对刚刚统一的秦朝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才言辞激烈的向皇帝上书进行反对。李斯的上书，短短的几句话，从古代五帝三代都不师古开始，批驳当代儒生崇古非今的做法，进而提出通过焚书统一全国上下思想的建议。言简意赅，文字精到。

衷心感谢静听老师的关注！

谢谢井哥的鞭策与鼓励，小弟现在仍在积累之中，机会合适了，会一试长篇！

     在佛教诸多经卷中，流传民间最广的，恐怕还得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仅仅有二百六十字的经文，是由著名的三藏法师唐玄奘翻译的。说它流传的广泛，是因为它被谱成了多种曲调，港台很多歌星都唱过。其中，我最喜欢听的，是齐豫版的《心经》。齐豫的声音空灵清澈，唱心经最合适不过。

     以我粗笨的理解，经文中唯有那句“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最妙，直入心底。怎么才能无挂碍呢？用佛家语说，就是怎么才能放下。要真的能放下诸般外物，自然就会八风吹不动，自然就会无有恐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才知道其难过于上青天。

     看过一位高僧的介绍，说他一生几十年都在修“苦禅”，无论寒冬酷暑，不避朔风，不避烈日，甚至不言不语。我不懂“苦禅”，但不妨碍对高僧的精神意志所折服，这也许就是《心经》所说的“度一切苦厄”的原因吧。如能渡过一切苦厄，想来便会做到“诸法空相”的境界。既然能“诸法空相”，所谓“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更是水到渠成。

     无论是“苦禅”还是“闭口禅”，无非都是力图“远离颠倒梦想”、回归虚无本真，或许，如真能达到此境界，才是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