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颐和园》、《宴会》。都记的是昔日的朋友。

《颐和园》相对更散，算不上小说，所记的两个朋友，一个详，一个略，最终的结局皆令人唏嘘。

文章起始，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写“我”在颐和园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颐和园里单位的休养所住过两次。由此，引出了两个曾陪“我”的朋友：H和G。H是老先生重点描写的，“素来老成持重”，是H给人的总印象。他和“我”是一个山头下来的，曾在太行山麓一同战斗八年之久，那种革命战友加朋友的关系，非一言两语描绘得清楚，也是语言形容不来的。“吃过晚饭，天气还早，我们到附近散步，然后爬到一个山顶，坐在草地上闲谈，并看落日。落日的余晖，照在我们的身上，西边玉泉山一带的山石林木，也沐浴在光辉之中。”——看起来多么闲适、优雅的生活，只可惜终归是落日，不久就将迎来长久的黑暗。

H确实够朋友，又是个心细如发的人，或者说是个对政治异常敏感的人。“我”在休养所期间，常有一位以前结识的女护士来看“我”。“我”送女护士走时，H总是陪着一直送到车站。他不过问也不干预，知道女护士好吃糖葫芦，有时还专门买回来送到“我”房间。文中有一句话，比较隐晦，又一语双关——“他是怕我一时冲动，在天黑路暗，四处无人时，发生什么意外。”字面上看，H是怕我天黑送客人返回时出现意外，实际上，做过政治工作的H是担心“我”陷入生活作风问题的泥淖，是担心“我”在已经出现苗头的政治运动中被捕风捉影所中伤。——朋友如此，何其幸也。只是这样一个朋友，却在几年后的政治运动中，于湖北干校的繁重劳动中以“心脏病”去世。

另一个朋友G，是诗人，爽朗热情。他每天晚饭之前，都要翻山越岭去接妻子，夫妻感情好得让人羡慕。他还每天清晨陪“我”划船，在有事先走时，还不忘嘱托厨师要好好照看“我”。老先生没有写“我”与他一起划船时具体所见，但在后面具体描写了他走后“我”独自划船时所见的风景——那情景是可爱的，烟波荡漾，四处静寂，那只卧在水中的小铜牛，倾头凝望，每逢划到它附近时，我都从心里向它祝福。这样的景和心境，该是与G陪同时差不离。简洁的勾画，可以看出G是热情的，也是多情的，更是热爱生活的。可造化弄人，与H命运相同，G这样一个贴心、热心的朋友，也在后来的流亡中，于河南旅舍自焚——相对于老成持重的H静悄悄地离去，G抗争的方式更符合他爽朗的诗人脾性，也更惨烈！诗人能写诗，能用诗歌颂生活，却没有诗意的生活，和诗意的命运。

无语。能够“苟活”下来，该是幸运的了。能得老先生撰文以记之，地下有知，也是不枉朋友一场吧？

《宴会》里，老先生以第一人称先举了两个实例，表明“我”脾性怪异，不巴结权贵，不逢迎名人，不好参加宴会。继而笔锋一转，“对于以上两件事，我虽然有些怕因此得罪了人，但并不觉得是多大的遗憾，只有下述的一次，至今萦系于心”，引出了后面的故事。从1965年春天与刘二的偶遇，回忆了几十年前的事情，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莫须有的“托派”之说，害死了党内、军内好多同志，比如姓侯的同口小学的教导主任，刘二的哥哥刘大。“我”那时不是党员，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所以幸免。而刘二，也受案件的牵连，被审查了多日，才让他当伙食管理员。

1965年偶遇，刘二被人称为刘书记。他约好第二日请“我”在前门外一家饭店吃饭。“我”却陪一位来看“我”的姑娘玩乐，爽了约。第二年，文革开始，刘二自杀，“我”与他之间有了一场永远也不可能赴约的宴会，自然更为悔恨。其实，恨的岂是自己的失约？如若没有运动，人生何处不相逢？

更可笑的是，当年所谓的“托派”，纯属子虚乌有，冤假错案。即便如此，刘大的历史问题仍没有定论，女儿还在东奔西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先生写到刘大的一些逸事，“他有钱，深县有饭馆，同事们常要他请客。在开生活会时，又都批评他生活不艰苦……”——矛盾、虚伪的作派，好像在哪儿都盛行。可悲的是，刘大家虽是大地主，刘大却中学就入党，曾担任北平市委书记，不明不白地被“自己人”杀了，四十几年后还是不清不楚；刘二在抗日时期也是卖力地工作，解放后做到书记，却碰上文革，大地主的崽子，又是不清不楚的刘大的弟弟，能有好？被逼自杀；而刘三，在一次对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这就是地主的三个儿子的命运！

老先生笔下的这些朋友均已作古。他们不会说话。可我们活着的人可以感知，也应该感知。很多人，成了政治和个人私欲的牺牲品。很多事情，便不能理解，也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