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黑色的外套里刻意穿上这件桔黄得有点扎眼的塑身衣，让一双刚刚乳过儿子的乳房挤出比任何一种黄都更加扎眼的颜色。短发仍然是黑的，也许在这个黄发泛滥的社会里，少见的黑亮有时候更能表达我一如既往鄙视流行的些许偏执本性。

快到路口的时候，我平生第二次拨通了13284419292，一个是四川号而不是四川人的电话。

刚从路口下车的我很快就看到了他。只是，他旁边一起走来的还有个燕子。很明显，这不是我要的十年后的谋面场景——至少，像是我想错了——至少，很明显这是他故意不想和我有哪怕这样一条路一样短暂的一段独处。至于黑色外套下的那点黄，这会儿，像十年的时光一样，变得迷离而无从想起。

“来了？大姨”燕子红肿着眼睛虚弱地望着我，我点头应着，也礼貌地望着他问了一句“喜子，你们也回来了”。

“嗯”。他的脸还是少年时的轮廓，只是没有了当年的气色，有点黄。

东北人的棂棚搭在东北人家的院里，平时清冷的人家此刻也不会哭得太热闹。除了燕子陪我跪下来那一刻再次响起的哭声外，再无儿女哭丧的迹象。二子跪在棺材尾的一侧，见我进来，冲着奔丧来的我磕了一个头后顺手替过来一沓黄纸，然后和我跪在一起往黑泥丧盆里继续添纸。

我知道我是应该哭的，于是，开始尽力回忆跟死者有关的一切，或者死者跟我有关的一切。

香子姐，棺材里的人，是我表姐，大姨的大女儿。

那年冬天，香子姐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地的茴香镇上跑来我家，吱吱唔唔地宣布了一件事情：二十五岁的她要嫁给一个跟比我爸还大一岁的死了老婆的男人做添房。自从得着这个信儿后，爸妈在后来的很多天里就再没能在饭后讨论过其他话题。妈咬牙切齿却又常常眼泪汪汪地说：“一个看着又精又灵的黄花大姑娘怎么就干出这傻事来呀？图个啥？听说还带两小子，这小小年纪就给人家当后妈，以后这日子可咋过呀……”。爸倒总是显得有几分悠然且深沉，还不时地说没准儿大姐以后还能享着那人的福呢，只是，他说这以后见了面可咋好意思听他叫自己“姨父”啊。

春天一到，大姐就结婚了。结婚那天她穿的红棉袄绿裤子，十一岁的我只看见大姐胖了，还不懂啥叫“有了”。

那一年的暑假里，我被大姐接去她的新家帮她看孩子。那孩子叫燕子，她大哥叫喜子，二哥叫二子。喜子比我小一岁，比二子大四岁。二子管我叫大姨，喜子不叫——就像也不叫我大姐“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