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起源与发展

这里所说的“新诗”，指的是自由体诗歌。是五四运动时期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诗初期，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也称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较大。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新诗按发展阶段可分为：早期新诗、改革年代、网络时代三个阶段。早期新诗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是新生事物，诞生了许多流派，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如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湖畔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唯美写作的新月派；偏重于象征手法写作的象征派；以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起落沉浮，深陷政治冤狱，新时期得以“鲜花重放”诗人组成的七月派；以九位诗人发起，努力融合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追求诗歌的现实性、象征性和哲理性，注重诗人内心独特的感受的九叶派；源出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原则的现实浪漫派。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派”，这一流派的诗歌成就较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深远。他们坚持“纯诗”的概念，主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手法，重视诗的思维、情绪，但并不注重诗的音乐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

改革年代，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一个时期。新时期的朦胧诗派，也是一个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诗歌流派，伴随着“三个崛起”理论，迅速登陆中国诗坛。它的崛起，终结了专制写作时代，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包括后朦胧诗潮在内，朦胧诗派被称作第二个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诗歌的新生。

继朦胧诗后出现的一个诗歌群体——第三代诗群，以颠覆朦胧诗、解构传统、解构崇高为理论基础，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再之后新诗写作出现了两个极端——口语诗派和知识分子写作。口语诗派，也称民间写作。口语写作消解了传统的经验行写作，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鲜活的诗风，有些近乎原生状态。但无节制的口语泛滥，使一些诗写沦为口水或梦呓，破坏了良性的诗歌生态，诗坛对此毁誉不一。知识分子写作，也称新学院诗派，与民间写作相对立，是世纪之交“盘峰论剑”的产物。主张诗歌的人文结构、贵族化。

网络时代，顾名思义，就是网络普及以后兴起的网络诗歌。诞生于1993年3月，诗阳首次使用电脑大量创作诗歌并通过互联网发表。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网络诗人。网络诗歌的出现，促使更多的网络诗人不断地涌出，也促使了更多的诗歌网站出现，网络诗歌进入诗歌创作的主流时代。同时网络诗歌也造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大量诗刊停刊，诗歌曾一度陷入低谷。许多不知电脑为何物的诗人没有了舞台，诗歌成为了濒临死亡的东西。

然而，社会是发展的。来自诗歌写作现实表明，网络的出现已经为新世纪诗歌写作开辟出了一个别具诱惑力和无限创生可能的活动空间。在网络诗歌空间中，诗歌论坛因为开放、便捷、直观等特点而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成为网络诗歌的第一现场。曾一度趋于沉寂的各个诗歌流派也纷纷开设各自的论坛，重新集结力量，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民刊”或“网刊”。可以推断，网络环境下的新诗将日益变得论坛化、流派化、圈子化和江湖化，而围绕着诗歌论坛发生的诗人的分化和重组，以及各种诗学主张和写作倾向之间的对话、融合和碰撞，则将不可避免。

如果说语言的出现使人类揖别了动物，是人类信息传输方式的第一次大变革；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告别蛮荒、走向文明，是人类信息传输方式的第二次大变革的话，那么电脑的发明、网络的出现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的成为人类信息传输方式的第三次大变革。所以，必须肯定：网络诗歌的出现，给冷寂的诗坛注入了一股强盛的创作活力，也为诗歌走向大众开辟了一条崭新而广阔的道路，是诗歌传播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随着信息化的普及，网络诗歌就像感冒一样流行起来，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不同流派与风格的网络诗歌作品自出现以来就都承受了读者们依据传统美学对网络诗歌的强烈批评。新世纪之初的新诗写作非但没有从时代的精神讹诈中提取到自我拯救和自我超升的力量，相反，它转而挑战传统美学禁忌，作恶多端，诅咒成癖，消费垃圾并生产垃圾，从而使得自身逐渐变成了一种用诗歌来作贱诗歌的“反诗歌”写作。

早自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爆发所谓的“盘峰论争”的时候起，当代诗坛看似统一的格局就已经土崩瓦解。作为分水岭，“盘峰论争”使得第三方即长期以来倍受主流诗坛排斥的无数诗歌“流民”成为了话语再分配的直接受益者，后者自此开始主动寻求自我表达的权力，在网络诗歌论坛“制造”人气、火药味或狂欢气象，从而将当代诗歌带入到一个众声喧哗、群氓争锋的时代。这类诗歌从主题到题材，从诗意到意象，从话语主体立场到话语方式，一开始就表现出抢眼的低贱化特征。一时间，中国诗人们竟集群性地“引体向下”，挟持着一种叫“诗歌”的东西肆意崇低、嗜秽、纵欲、犯贱、发癫、丢丑、作孽、自残、恶搞、揭疮、闯禁、渎神、解构……批评家将之命名为“中国低诗潮”。

作为“中国低诗潮”推动力量的“低诗歌运动”，也是预期中的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的当代话语革命的第一阶段。客观的看来，“低诗歌运动”海纳百川，具有自由精神独立品格，这种以“崇低、向下”的“低”姿态，往往隐藏着“崇高、向上”的诗性冲动，循着“审丑、解构、反讽、反饰、体制外、不合作、非暴力对抗、反权力话语、诗性正治”等写作路线，参与寻求“人”的终极解放。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新世纪诗歌发展史，可以加深人们对新诗写作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对诗歌写作的未来走向作出正确的判断。当下诗歌的写作现场在民间，民间的现场在网络。

网络诗歌具有以下优点：一是自由抒写的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自由、平等、开放的平台上展示自己，享受网络所带来的灵魂自由舒展的快感。而且，网络诗人的写作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生命力的驱使，一种自我实现的渴望，一种倾诉与倾听的率性而为，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给诗歌带来了更为独立的品格；二是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网络诗歌创作主体的无限性，以及个人情感体验的丰富性和审美趣味的多样性，使当代诗歌的发展更不确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元化特征。无论谁、无论什么流派都可以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不仅为“先锋诗歌”、“探索诗歌”的出现创造了无限可能，而且也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百花齐放；三是即写即发的便捷性。网络诗歌的快捷性、即时性是纸质诗歌无法比拟的。一首诗完成后马上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得以发表，而减少了诸多门槛，从而使更多的写作人群参与到诗歌活动中，这是以往纸制出版刊物无法取代的；四是探讨交锋的互动性。网络消解了交流者之间的地域差异、身份差异，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更开放、更自由的讨论空间，他们在网络上写诗、谈诗，用鼠标和键盘寻找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寻找自己心灵栖息的场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加剧。读者可以在网络作品的页面上直接发表评论，作者可以向读者进一步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这种充分的互动性是传统文学无法实现的。而且，网络写作者兼有作者、读者、评论者三重身份，可以在写、读、评的过程中加深对于写作的理解，逐步领悟写作的真谛，网络成为提升创作水平的“练兵场”。为文本交流、情感共鸣、诗艺探讨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平台；五是传播方式的时效性。“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古人早就认识到写诗要“合”、“时”和“事”，要把握现实生活的脉律，以作者所置身、所面对的社会时事入诗，强调诗文应具有的时效性、鲜活性、现实性。而不少网络诗歌正是以其新闻的时效性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如2008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百年奥运的发生，会立即引发相应的诗歌专题写作。

然而，网络诗歌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诗歌交流娱乐化。网络诗歌在90年代末期的迅猛发展是有着多重原因的。从网络创作与阅读的主体来看，15-25周岁的城市青年占多数，他们的知识程度、年龄特点、审美趣味决定了网络文学的题材和样式。情节冗长、意义艰深的作品很难被认可，娱乐性、消费性较强的作品成为当然的主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众文化和新的网络媒介的迅速崛起和影响以及大众的后现代氛围中的狂欢意识和消费立场。很多时候，网络成了一部分人聊以度日、浪费光阴的场所；二是创作过程随意化。由于发言和投稿几乎不受人为的控制，在线性、即兴式、垃圾性、随意性的文字，就在网络生产线上大批量的生成。网络是作者的匿名化和狂欢化的广场写作，在随意性的虚拟和类像空间，作者可以用各种新奇的网名、绰号写作、灌水和批评，甚至谩骂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三是创作心态浮躁化。现代商业社会是一个快节奏、功利化、浮躁化、平面化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们自觉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目标，社会机体出现了某种精神障碍，许多人心理失去了平衡，表现为急功近利式的浮躁。网络诗人为营造所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唯有以不断写诗和贴诗来提高“出镜率”以引起关注，这就造成了网络诗歌快餐、粗糙、浅薄的现象；四是语言呈现粗鄙化。网络成全了诗，也玷污了诗。诗歌网站、论坛的不断刷新与双向互动，不容作者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式的斟酌与磋磨，也有一些人大肆玩弄起粗鄙化，甚至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审丑”之类的主张，导致网络堆积了过多的垃圾，它们集蝇散臭，不仅粗鄙，而且肮脏。“一夜情”和“下半身写作”的泛滥成灾，还有粗劣、粗俗、粗陋、粗糙、粗疏等等都是文坛粗鄙化的表现。网络似乎成了一个让人随意宣泄的茅坑，遍地流淌的污言秽语把精致精炼精美的诗歌糟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毫不客气地说，更为严重的是，粗鄙、低俗，乃至色情、淫秽在创作界、出版界已经形成了一股歪风，已经严重影响了阅读环境，影响了精神文明和诗歌文化的传播；五是文本阅读表面化。网络是这个时代孕育出的挟风带雨、横行无忌的新生事物，它以其强大的信息量和方便快捷的传播速度，令每一个手握鼠标的人激动不已。但在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面前，面临泥沙俱下，一个读者要从茫茫网海中找到精品之作，亦很不易。何况，大多读者已经习惯于走马观花式、浮光掠影式、蜻蜓点水式甚至游戏调侃式的阅读，快餐式的浅阅读成为时尚，零碎不系统、肤浅不深刻。可以说，在让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世界里，那种反复咀嚼、涵咏品味的精读细读是鲜见的，所谓的阅读对大多数人来讲只不过是一种浏览，而仅靠这样浮光掠影式的浏览是积淀不下来几分人文素养的。

正是由于网络诗歌交流娱乐化、创作主题随意化、创作心态浮躁化、语言呈现粗俗化、文本阅读表面化，才造成了以下“五多五少”的现状：第一，垃圾多、精品少。网络催生了一批缺乏文学修养的写手，他们以一天几首甚至十几首、几十首的速度炮制出大量的诗作，我们应当明白，用键盘敲打出来的、使用回车键带来的分行文字，也不见得就是诗。在这些目不暇接的数以万计的诗歌中，真正令人心动的精品寥若晨星。这些浮光掠影式的作品缺乏起码的生命体验，缺少挖掘人类灵魂、精神本身的东西，更不具备历史的穿透力和延展性；第二，作者多、名家少。诗歌论坛的铺天盖地让所有人都可以随时过把诗人瘾，在诗歌领域里面，谁也不服谁。诗人写诗，诗人读诗，诗人骂人，就是所谓的诗生活。诗歌的沉沦已经到了极点，一向作为精英文化的诗歌，一下变成人人都可以把玩的大众品。但遗憾的是，伪诗歌多、真诗歌少；伪诗人多、真诗人少；无名之辈多、有影响力的名家少，网络文学大家更少；第三，圈子多、建树少。很多诗人在网络上发布样式纷繁的诗歌流派宣言和诗学见解，仔细品一下，这些写作倡导与理念，大相径庭。有趣的是，其中一些倡导者仿佛窥到诗歌一个“奥秘”，倘若不把观念推向极端，命名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们竭力把某些诗歌元素强调到极端，所谓诗歌的流派，就在激烈的命名“注册”中——抢占先机与收获影响。网络的纷争极多。同时，网络上诗人结党立派的情况很普遍，这样一来，圈子之内、之外、之间的利益会造成冲突，再加上网络言论无限制，出言不逊、互相挖苦、揭私抖秘、穷追猛打、陷人不义的情况就层出不穷了；第四，游戏多、思考少。网络创作的的娱乐性是首位的，网络的出现也使诗歌丧失了神圣的和光环和高傲的尊严，而网络诗人的年轻化和反叛精神，甚至使网络诗歌更多地体现着一种游戏性。在网络诗歌繁荣的表象下，一些人为了迎合读者口味，以娱乐化的心态自娱自乐、自得其乐，不负责任地制作着大量低级趣味的内容，甚至采取各种方式哄抬其文章点击率来进行炒作，也使得网络诗歌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个体关怀大于社会关怀、审美关怀大于人文关怀、终极关怀大于现实关怀的趋势；第五，随意多、学理少。尽管网络点评是一种不乏真诚的鲜活的批评，但严格来讲，网络的回复贴子绝大部分不能算作一种批评，而是更多地体现了当下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表现为口无遮拦，措辞尖锐，各执一端，既不乏庸俗的不着边际的相互吹捧，又充斥着刻薄的谩骂或攻讦，远远谈不上深入作品本身。相形之下，基于学理的、严肃而认真的批评太少，使网络的反馈功能、提升功能大打折扣。网络诗歌呼唤理性批评。这种批评，应当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应当是冷静客观而非主观偏见，应当是以手术刀式的进入作品而非凌空挥舞大棒。

诗歌语言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一个诗人终其一生，要是能够有几行精美的语言闪烁在诗歌的星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新诗之初我们知道的著名诗人有胡适、郭沫若、田汉、徐志摩等，改革年代，我们知道了北岛、舒婷、顾城等，七十年代我们还读过海子和北川的诗，现在网络普及了，我们反而没见到一个著名诗人，这是为什么？

分析当下新诗的现状，我以为有五：一是心语倾诉。言为心声，“诗是人们心里烧燃起来的火焰，这火焰烧着，发出热，发出光。”诗歌是心灵的外现，心里有，诗歌里才会有；心里没有，诗歌里也不会有。一句话，诗歌是表达心灵的艺术。在这样一个精神荒漠化、文学边缘化、诗意奇缺化的时代，极少数甘于寂寞的诗人仍然进行着独自的心灵跋涉，坚持着他们的精神操守，在价值观念上并不随波逐流。这些人始终都是诗坛的脊梁，也是时代精神的承载着。对这些坚守心语倾诉的诗意跋涉者，我们充满敬意，可是这类人太少了；二是口语泛滥。口语是诗意表达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诗歌走向大众的最佳通道。但口语诗是有难度的，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似容易却艰辛”。须知，很多时候看起来没什么看头的东西，往往是大有可赏之处的；不过，这需要落在“高手”笔下，才能有功力展现。遗憾的是，当口语泛滥，甚至被嘲笑为“口水”诗时，它就将诗歌创作本身降低到只是一种文字形式的组合游戏而已。那种违反诗的规律写出来的文字，然后在这些文字的头上安上一顶“诗”的帽子，字句上徒具诗的形式，而丝毫不具备诗的本质。这种了无诗意的“口语”，不仅与诗歌语言的精致化、精美化要求相去甚远，且导致诗歌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出现“无难度、无标准、无序化”写作。一个“人人皆可写诗时代”的到来，让“伪诗”和“伪诗人”甚嚣尘上，也让“真诗”和“真诗人”斯文落地；三是私语呢喃。一些人错误地把“个性写作”等同于“个人写作”，呈现出“私人化”和“私密化”的倾向，用谁也看不懂的方式了来表达“小我”，晦涩地书写个人的隐秘世界且自以为是、自鸣得意，形单影只地孤芳自赏。虽说诗歌是人们的精神产物，但绝不能仅仅运用一些诗歌手法去表达我们琐碎阴郁的个人情感，这样的诗歌使作者的路子越走越窄，读者越来越少，最后这样的作品只能成为关起门来的自赏品；四是怨语充斥。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舞台。网络恢复了诗歌的娱乐性，网络放纵了诗歌里自由的天才、愤青、性压抑者、厌世者，使得一些人以各种粗俗、肮脏、下流、嚣张、粗俗的骂语，狂荡放纵、寡廉鲜耻、极端不负责任地投入到各个网络论坛，玩世不恭，情绪化的作品太多。遗憾的是，中国的小资多是真小资，但中国的愤青却多是假愤青；五是秽语描述。种种令人难以启齿、不堪入目的语词与乌烟瘴气的色调充满了网络诗歌的字里行间，把粗俗当卖点，把粗俗当个性，把粗俗当技巧，把粗俗当革命，充斥了让人无法阅读的丑恶与肮脏，成为网络时代糟蹋母语、作践诗人、污染大众、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大“黄毒”。所以，我们应强调诗歌的“严肃性”而不是“随意性”，强调诗的“社会性”而不是“自我性”，强调诗的“高雅性”而不是“陋俗性”。

个性的同时是大众的、激情的同时是理性的、活跃的同时是节制的、真诚的同时是担当的，这样网络诗歌创作，才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与诗歌评价标准的紊乱有关，更与互联网的出现和它所孕育、所催生的网络诗歌话语有关。

艺术从来都是强调个性化的。“诗歌是一门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它必须立足于诗人个体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爱憎褒贬，用个性的独特而真诚的感情去影响读者。但网络创作的主体性、隐匿性等，使得一些人把诗只看作是“自我表现”的载体，忽视乃至无视大众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使大众疏远了诗歌。所以，必须在诗歌创作中把个人性和大众性努力统一起来，走出孤芳自赏的“个人化”写作，走进读者、走进大众的心灵。

激情的同时是理性的。诗歌是激情的，网络更是孵化着、催生着人们的激情和创作力，但激情的喷发时常冲出诗歌艺术的基本边界，而变成一堆发泄的文字。所以，必须使激情在理性的规制下诗意地流动。一个更开放的网络，需要更理性的诗人以更加真切的态度挥洒激情，而不是肆意放纵。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则应理性地、自觉地远离诗坛的噪杂与纷争，让心灵贴近诗歌。“面对诗歌，背对诗坛”是现今诗人应该持有的态度。

活跃的同时是节制的。开放的网络空间和现代化的操作手段，让诗人们如虎添翼，并成为互联网上的活跃人群。他们期望凭借自身言论的质量和频率，引人关注，引人注目，成为新诗的引导者、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因而，争先恐后、滔滔不绝的“发言”成为一种“在场”的标志，逐渐导致了网络诗歌创作的高产化、应急化和高频率、无节制。我们的诗人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在任何事情上，节制与适度都是一种公认的美德。有节制才有质量，有节制才有精品，有节制才有未来，有节制才能充分享受生命的舒展和自由。

真诚的同时是担当的。尽管网络的娱乐性、游戏性是大众或者是诗人的一种需要，但诗歌决不是一种纯粹的娱乐，也不是闭门养眼的花瓶。诗歌应有时代使命感，有厚重的社会烙印。诗歌时刻都应执行着，类似于传递新感悟的信息，或阐述已知经验，或表达我们用言辞难于表达的那种感受。可以说诗歌使我们的精神大餐，绝不能忽视诗歌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为此，我们呼唤着诗人的真诚、责任和担当！

新诗的发展史是一部坎坷史，也是一部争论史。从新诗诞生之初就伴随着无止休的争论。其实从概念上来讲，新诗并不等同于自由体诗歌，自由体其实是新诗的一个分支。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有人将它简化成一个创作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30年代初，冯文炳在北大课堂上体系化地阐述他“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理论，同时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他说：我发现了一个界线，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

冯文炳的诗歌观念与胡适不大相同，胡适相信进化论，冯文炳则受周作人“循环论”文学史观和散文理论的影响。强调的“内容”不同而已：胡适强调的“内容”是现实，郭沫若强调的“内容”是自我，而冯文炳强调的“内容”则是感觉和想象。他认为胡适“白话新诗”的问题是“诗的内容不够”，不像是在写诗，而是在用诗来推广白话文；诗的内容应该是不同的感觉和幻想。

就诗歌鉴赏而言，冯文炳的这些阐述可谓体贴入微。他把感觉与想象作为诗之为诗的关键因素，认为“白话诗”不该像胡适那样以散文的语言写散文的内容，不该像郭沫若那样直写感情，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但当他把古典诗歌一律指认为用诗的语言写散文的内容，认为新诗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以散文的语言写诗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走向了真理的反面：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思维方法上也是二元对立式的。

那么，什么是散文的句子或散文的文字？他说得非常含糊，像他的许多论述一样，使用的往往不是说理的方法，而是举例的方法，冯文炳的“散文的文字”的范围的确很宽，不属于旧诗形式约束范围之内的一切文字都是散文的文字。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新诗与散文诗又该怎么区分呢？

新诗的形式是自由的、内涵是开放的、意象经营重于修辞。在内容上要有美丽的想象，让人在平凡中看到不平凡；在思想上要写出动人的情意。要融入个人的情感和体会；在格式上要善于分行，不管是依句分行还是依内容分行，最终要依据诗的节奏分行。在新诗中，诗节的作用取代了诗行的作用，诗行本身变成了韵律的组成部分，而且诗行的长短变化形成了一定的节奏。它是一种贬抑韵律强调节奏的诗歌体式。要使新诗有张力就必须要考虑旋律的因素：第一，由于诗歌的媒介是语言而不是音乐，声韵的地位不是独立的，既受到语言变化的影响，也受着意义的规约，因此不可能有永远不变的诗歌格律，不可能有绝对的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第二，对等的功能和意义并不是要服从一个先定的框架，而是对应心灵与感情的内在节奏的，即是说，诗的思维是情绪思维，不是对等原则决定情感的节拍，而是感情律动借助对等原则发出个人的声音。诗歌无法回避的是节奏，而不是格律。第三，由于诗歌的灵魂是节奏，而语言的表现即使没有严格的韵律也仍然可能获得节奏，对等原则的运用可以说是相当宽松的。

新诗的不足非常明显：一方面诗的语言和形式自由自在地开放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并且损害了新诗的正面性。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但要使用精确的词，凝练是诗歌的灵魂。另一方面以太多太盛的说理入诗，使理念多于情感，这亦反映出诗人体验生活的肤浅和对诗歌抒情特点的幼稚把握。与此相联系的是，那些描述社会人生苦难生活的诗作的写实手法也较肤浅，多以旁观姿态和一些生活表象的罗列堆集手法，因而缺乏对现实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更深刻的分析。没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诗歌是文类模糊、缺少本体精神的诗歌，偶然的、权宜性的诗歌，是无法被普遍认同和被传统分享的诗歌。这些都是新诗的通病。

意识到抛弃传统格律的必要和自由诗的可能性，却不意味着诗歌的原则的消解，我们可以“作诗如作文”，用散文的语言写诗，用“散文美”代替诗美。我们可以认为新诗是一种充分利用了对等原则在语言中的各种张力，更自由、更具有民主性的诗歌形式。但仅仅将其看成是对格律诗层层相叠的“极度工整化”的对等原则的反抗，从而抛弃诗的原则是不行的。

应当视新诗为中国诗歌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一种承担了革新传统、探索未来的功能的桥梁性诗歌形式，却不宜将其看成是新诗的至尊形式而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防止形式与语言运用的二元对立，正视新诗的可能和局限，改变格律探索的长期压抑状态，形成律诗和新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格局。事实上，新诗与律诗的并存，有助于诗歌内部的竞争和参照系的形成，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保持“诗质”与“诗形”探索的平衡：新诗在弥合工具语言与现代感性的分裂，探索感觉意识的真实和语言的表现策略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在诸多方面可以为形式探讨的危机提供解困策略；而律诗对语言节奏、诗行、诗节的统一性和延续性的摸索，则可以防止新诗迷信“自由”而轻视规律的倾向。中国新诗的发展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美学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