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每一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物相伴。这其中，有朋友，有匆匆的过客，或许，还有敌人。

   在我踏入社会的四十年中，有近三十年时间固定在一个地方，因而有了一批朝夕相处的朋友，他（她）们是我的同事，我们曾在一起忘情地大笑，我们也曾在一起为着某一人、某一件事而黯然神伤。即使是在分别十余年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很久以来，我萌发一种想写写他们的愿望。于是，他（她）们便一个个从我的记忆之库中清晰地走到面前。
   我与他们的性格各异，但都是以一种取长补短的互补而成为融洽的好友。
   全太，是我那班朋友加同事中最年长的。我们相识在八十年代。他原来是南京大桥的工人，因为他的年龄和资历，刚到单位就被委以门市主任。而我也在那时候被公司派去做他的副手，兼管账目。因工作关系而熟络，而相知，成为好朋友，好哥们。
    说实话，虽然他为人忠厚，却不是当官的料，太面，优柔寡断，而且隔行如隔山。因为这种性格，使他逐渐沦为我的副手。无论什么事，他都要“请示”我，然后去打头阵，虽然有时不免得罪人，但门市的人都知道真正当家的是我。反正，我觉得自己做的没错，又有什么可畏惧的？一个人，只要不存私心，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再错也不会糟到哪里去。
    工作的时候，还是以全太为主，我只是在旁边提个建议。我们合作的挺好。他也很快地与我的一帮同事朋友玩到了一起。
    由于从外地调回，全太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公司的会议室。同住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
    那时门市已经撤销，我们都调回公司。他的家与办公室在同一层楼上，因此，他的家也成为我们一班朋友的快乐大本营。
   上班的时候，感觉肚子饿了，就像进自己家那样，推开全太家门，去菜厨里找东西吃。他们家喜欢吃油炸馒头片，这是我的最爱。他们的馒头片不像别人做的那样，直接放油里炸，而是先放盐水里浸一下再入油锅，炸的外黄里嫩，吃油不多，咸咸香香的。
    遇到下雨天，我们几个不想回家，也会赖在全哥家，翻出他家所有的吃食，炮制一番，然后把两瓶老酒喝的见底。
    好怀念那段时光，不仅是我们七八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连书记经理都被我们拉了进来。我们隔三差五地在全哥家，将两张乒乓球案并在一起，开会的长椅子拖在周围，团团而坐。吃着喝着侃着。当然，那是要自己掏腰包的，我向毛主席保证，没占公家一个子儿的便宜。
    我们写上十来个纸条，一张十元的，七八个五元的，两个两元的，一个写着“白吃”，然后揉成纸团，大家分别拿一个，是几元就掏几元。抓到十元的算他冤；五元的心平气和；两元的手舞足蹈；白吃的垂头丧气。因为跑腿的是他，而且“白吃”与“白痴”谐音，谁都不想抓这个便宜，所以，抓到“白吃”的，买酒买菜之外，会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买回一瓶饮料。
    那时候，几十元就可以吃到像样的酒菜了。做菜，是我们几个女同志的事了，趁着工作不忙，悄悄溜进全哥家，煎的炒的炖的做好。下了班，那些掏了腰包的，理所当然地前来就餐。
    两张桌子旁坐了十来个人，边吃边喝边侃，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我们行酒令，打“老虎杠子”，猜火柴棒，输了的喝酒。这种时候，即使是书记经理，我们也敢捏着鼻子灌。
    我的点子和笑话层出不穷，总能让她们笑的前仰后合，所以，没有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场合。
    全太是老大哥，有时也会逗我们，经常将那些刊着八卦文章的杂志揣在怀里，走到面前神秘兮兮地露出一只角，然后又掖回去。几个小些的男同胞按倒抢过杂志，然后笑他，给他起了个外号“老流氓”。其实，那杂志根本就没啥稀罕的事。
    全哥喝了酒兴奋的时候，会“刚刚刚”地唱起来，调子是《国际歌》，只要听到他唱《国际歌》，那就准是喝高了。
    当然，快乐的全哥也有出糗的时候。有一次喝多了酒，拎起家里的尿壶（早上没倒），用尿液在屋里的地上画着圈儿写字。气的他那贤惠的妻子骂他：“一喝猫尿就这德行。”这就是全哥，厚道、乐观的全哥。
    几年前，全哥得了脑梗，不过很快恢复了健康。只是，与酒彻底划清了界限。退休后的全哥，找了一份工作，你们猜是什么？呵呵，他与尿结了缘，看管一个公厕呢。捎带着卖些卫生纸，饮料香烟什么的，几次上街远远地看到他，身边总有一些老爷们围着他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