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籍甘居津。中国作协会员，创作一级，曾就读鲁迅文学院第8届高研班。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电影剧本《皇粮钟》、《断裂》、《在水一方》、《绣花鞋垫》、《借命时代的家乡》等10多部。作品被编入《五年制实验小学语文课本》及高考试卷。中短篇小说30多次被各类选刊转载或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选本。中篇《绣花鞋垫》登上2003年中国最新小说排行榜，短篇《硌牙的沙子》、《杀威棒》、《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登上2007、2011、201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13、16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根据“皇粮”系列改编的5种剧目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等奖等奖项。4部小说搬上荧幕或戏剧舞台。

小说创作之我见

                     星月诗话顾问：秦岭（主讲）

    1、角度是小说叙事的铁门

    行者，往往止于铁门槛，它会让你出不去，进不来。

小说叙事的角度，一樽铁打的门槛。一旦阻隔了你，纵有才情的恣意汪洋和语言的天花乱坠，只能像抽风。不是龙卷风，是疯的风。最终偃旗息鼓，轰然坍塌在小说的门里，或者门外。

 “无法跨越角度的创作，所有的叙事都不是自己的。”这是十年前我撂在高校讲座上的狠话，撂给我亲爱的听众，实际上是把这个长长的楔子嵌入我叙事原则的死穴，自我警醒。作为一位小说的实践者，经验和教训，使我对小说叙事的角度视若神明。若干年前信马由缰、毫无原则的叙事快感，往往让小说故事的核心袒胸露乳，和盘托出，突出的问题是：故事讲精彩了，但故事的外延却窄瘪了；自认为搞清了“写什么”和“抵达什么”的关系，却因藐视了“怎么写”而丧失了角度的优先权；对丰饶的生活积淀、对社会的所谓独特发现乱采滥挖，造成了小说叙事生态的水土流失。——惊回首，方知铁门槛是用来跨越的。面对以往叙事，痛心疾首。小说叙事的所有魅力，完全取决于这个门槛的属性和高低。木头的不行，是个犟驴就可以破门而入；它必须有高度，就像赛场上的跳高，没有记录，看点何来？

十年之后，当我在小说叙事中习惯了迂回、包抄、打援、突袭而屡获叙事角度的时候，我斗胆且合理地认为，西方小说叙事学的重要代表华莱士·马丁关于作家、叙述者、人物、读者关系的阐述，远不如早已隐遁于历史的我们的老祖宗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精神视角来的振聋发聩。

在我看来，角度不仅仅是叙事的前提，相对于故事中心，它几乎就是叙事的第二个中心。一个小孩用弹弓打下一只鸟，这是一个多么平淡无奇的、不足挂齿的过程，可是，叙事角度的选择，却可以让整个过程变得海阔天空，深邃莫测。选取小孩掉下裤子露出小鸡鸡而不察，一定比选取小孩英姿飒爽拉满弹弓更具生动性；选取空旷的树梢空无一物，必然比一只小鸟的存在更具诗性和想象空间；选取一粒鸟粪玷污了小孩的光头，必然比小孩的天真阳光更能延伸一个事件的背景；选取小孩背对一片歉收的谷子地，必然比一片森林来得深刻。——假如，请允许我更残忍一些，假如我们角度的第一视点不是小孩，也不是弹弓，而是小鸟惊恐的眼睛——因为小孩在费尽最后一点气力气拉满弓的时候死了——我们不妨继续延伸叙事的角度，孩子死在一只破碗的旁边，或者，死在一所当下美丽却空旷的乡村校园里，再者，死在期盼农民工父母回家的村口……树上的鸟儿啊！亲爱的鸟儿，从你的眼睛里，我找到了小说。我不敢说据此我可以让小说变成经典，但是我相信，本作家，已经找到了经典的叙事角度。

一如孩子脑瓜上的鸟粪，明摆着。角度不是感性的，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摄像式的固定画面。角度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残酷无情、浩渺无边、如履薄冰的地步。如果我要说，角度完全与作家的社会观、人性观、历史观以及思想、理念、学养、生活积累有关，似乎有些酸了。要说角度的发现多半与一个人的情怀、心灵有关，你一定怀疑我藐视了你心电图仪器检测下活蹦乱跳的心脏。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理性的判断和延伸，你永远也不能找到角度，角度对你来说，永远是个陌生的东西。你只能面对你咿呀学语的婴儿，不厌其烦地讲“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一样的故事。实际上，你既不会承认你是老和尚，也不会承认是小和尚，你纵然著作等身，坐拥书斋，也是个与小说无关的家伙。

角度，理所当然成为我小说叙事中规规矩矩的第一选择。就像古时富家小姐选女婿，宁可找志当高远的落难书生，也不会依附豪门纨绔，因为她面向的是未来。我习惯了面向中国的乡村，因为我清醒支撑中国时代文明的根基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工业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与历史的进步、文明完全不是一码事。拉开中国社会的窗帘，最冲击我眼球的，仍然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当生活的视角变成我小说的视角，我不会让一个独立的“我”自圆其说，我会让现实中的“你我他”全体介入。一段时期以来，我在第三人称叙事的开阔与包容中，尝试把第一人称的“我”嵌入其中，同时不忘把第二人称的“你”拽进叙事文本，变幻成与“我”对立的讲述者。这就像我打你一拳，我必须让你自己表述疼还是不疼。我试图通过农民屋顶瓦片被砸的碎裂声，用来辨析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中国农民内心的呐喊；通过孤守麦季中年迈阿婆不绝如缕的咳血的山歌，用来观察中国农民精神的底色；通过当下社会各色人等对一个弃婴无可奈何的态度，用来反映社会急剧变革时代多元的国民性特征；通过乡村孩子偷偷给教师们的饮用水中掺沙子这一事件，用来反映发展与变革带给传统道德的惨痛戕害；通过民办教师用教鞭无情抽打城市公民的孩子，用来颠覆国民对知青时代的传统认知；通过粮油鸡蛋供应制时代农村小孩把母鸡屁股捅出鲜血，用来窥视中国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历史根因……了解我的读者，一定会找到对应的表述对象，是近年来创作的《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杀威棒》、《摸蛋的男孩》、《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等系列短篇小说。

这里，“通过”是我的叙事角度，“用来”是我“要干什么”，至于之间的“怎么写”，那完全是我占领“角度”高地之后的叙事方法问题。有时候，我选择一刀致命；有时候，我选择千刀万剐，怎么有快感，就怎么来。

选择短篇说事，不光在叙事层面要比长篇、中篇更来得直截了当，来得不容掺假，另有几分底气来自佐证，这些小说，有的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入《中国当代小说经典必读》，有的被认为是“历史的碎裂声”、“历史的血”。评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秦岭选择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叙事角度”。有趣的是，我的一些叙事视角，是站在农村小孩子的立场上的，一开始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后来如梦初醒，在一个面对矛盾、欺骗、遮蔽可以集体噤声的时代，有两种人物承载的叙事视角原来如此强大：一个是孩子，一个是疯子。

我当然明白安徒生老儿为什么会让孩子的视角面对皇帝的新装，我同样明白，一个讨薪的农民工在城市实施一场爆炸之后，连社区的三岁小孩都敢质问来自乡间的保姆：“姐姐，你是来杀我的吗？”

“角度是小说叙事的铁门槛”。不是引用，是我说的。

2、心灵是文学的路径而不是避风港

当一串串文字从心灵踏出第一步，途经心灵并止于心灵，这样的文字毫无悬念地会变成文学。因为属于公认和共识，于是写作者往往好以心灵的名义为自己的文字寻求保护，当下许多神经错乱的小说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疯子，就因为有这个心灵名义的避风港。

心灵写作本是个古老的话题，而今聊起来反而新鲜地有些怪异。新鲜，是因为当下的写作与心灵过于渐行渐远；怪异，是因为我们不仅在重复古人的结论，还有一种婴幼儿教大人学走路的诙谐。历史上凡是靠谱的文字，无不从心灵的路径上一路走来。远到诸子百家，中到新文化运动，近到上世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大讨论，好一片争议、争执和争鸣，根本上是在解决心灵的问题。文学是直立行走的，它巨大的投影往往离不开心灵的呼唤、呐喊、启蒙、批判、共鸣、照应。投影一旦形成，它就不仅仅属于读者，而属于整个的历史和社会。我相信，此言不是空洞的高调，而是遵从了写作的纪律。事实是，当下的文学，到底有多少投影，在拖曳着我们靠近心灵？

绝对是出了问题的！忘记了是哪年的中国式春运期间，我毗邻的城市发生了一个系列案子，几个回不了家的青年农民工嫖了小姐，因缴不起嫖资，就合伙把小姐骗到野外一杀了事，骗一个杀一个，杀到第三个的时候，终落法网。面对这样一个趋于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中国各阶层小说家们的说法几乎众口一词：严打不力。如何理解这四个字，是感性的呐喊呢，还是理性的指责？是同情小姐的遭遇呢，还是憎恨农民工的凶残？无论怎样，小说家的心灵局限、心灵幼稚与心灵桎梏彰显无遗。嫖之又屠之，人性逻辑上当然说不过去，但在心灵层面上，我们根本没有底气和资本在谁对谁错、孰是孰非的简单天平上妄下结论，我们首先应该分析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怎么回事，反过来讲，假如是另一种社会秩序，那几个杀人不眨眼的青年嫖客，没准就会成为战场上的杀敌英雄。凶犯对记者说过的话很有意思：“我们是装修工，本来要奸杀女主人的。”事实是，他们杀掉了和他们的身份同样低廉的弱势一族。当这样一种心态、心情、心境、心绪日趋弥漫并构成公众视野的心灵秩序，必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底色。中国小说家在自身心灵的腿脚尚未发育成熟的弱势下，靠近并梳理这样的现实，谈何容易！生活，活该对中国小说家形成考验。中国小说发展到现在，才华和技巧是不用考验的，不及格的是心灵考板上的表现。可见，在中国当个小说家，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不安、警惕、心虚、害臊的事情。

去年应邀在某地参加一个小说座谈会，有人听说我的短篇拙作《杀威棒》被誉为“当年最具历史反思意味的小说”，就让我谈体会。我结合小说的历史背景重申了一个观点：知青运动伤害最严重的是中国农民。结果有位所谓的专家当场提出反驳，认为知青运动伤害最严重的是整整一代城市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停课、下岗都赶上了”，并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谓的知青文学为依据，像祥林嫂一样絮叨知青在农村如何迷茫。本来是一个高端的文学论坛，我最终选择了沉默。我清醒，在一个目光与内心同样狭窄的时代，所谓的理念、理论、理由一旦盖棺定论，避风港就会一层高筑一层，港内的，不是心灵，而是许多空洞概念、虚无观点和苍白著述的尸体。我完全相信，在世界文学的花圃里，中国所谓的知青文学更像个人日记，没人会当做文学来较真，因为这些文字用极大的个人偏见，无比自私、自恋、自负地照应并维护着个人情感和情绪，这不是真正的心灵写作，而是情绪的宣泄。如果懂得共和国农民与土地、城市人与土地的最基本的关系，懂得农民与这个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懂得政治运动对传统农耕文化、文明史无前例的戕害，懂得连几千年封建社会都不存在的城乡公民“等级”意识怎样深深嵌入了共和国公民的内心，那么，你的那颗“心”才会“灵”，情怀和境界同时得到升华，此种理念下的写作，才有可能既照应自己，同时又照应别人甚至达到普世的意味。心灵打开，知青文学必然会成为另一个的样子，即便是罂粟花，也会一样影响文学的世界和世界的文学。

那天的作家发言要求结合自身创作，我本来想以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摸蛋的男孩》为例，进一步阐述自己在关注农民精神、农民命运方面的立场：在长达几十年的城市居民供给制时代，许多山区孩子是要学会摸蛋的，黎明即起，先把手指插进母鸡的屁股眼儿里，来判断这颗上缴国家的、保证城市供应的鸡蛋是否能够顺利产于当天。当我发现满面红光的专家们的洗耳恭听完全出于好奇和猎奇，而我的发言更像普及中国乡村精神史，我不由悲从中来，我索性借故去了厕所。尿不多，但也是哗啦啦了一阵，感觉有什么东西终于释放了一点点。

当心灵的门锁锈迹斑斑，心灵的避风港里，必然堆放着腐烂的垃圾。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放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好生伤了中国作家的面子，像是人家揭了你性功能有碍的隐痛。我无意旧调重弹，更无暇为双方辩护。我只想说，至少，国人、包括作家的心灵里是有垃圾的。举个例子，这些年，中国抗战题材的影视剧组里会招募许多日本人扮演日本鬼子，这对日本人的民族觉悟和民族感情无伤大雅。相反，某次日本影视剧组邀请一位大陆名演员扮演了一个妓女，立即招致国人来自所谓心灵的声讨。文化无边界，心灵无藩篱。国人窄瘪的心灵空间，以及心灵空间里隐藏的诸如鲁迅笔下民族性、国民性的那种“小”，那种恶，那种俗，那种浅，张然若揭，臭不可闻。避风港抵挡的，恰恰是我们稀缺的，而保护的恰恰是秽物。心灵是个圈，大了，有大文学；小了，有小文学；再小，就只适合当尿痛。

既然说到国与国外，想延伸的话题是，其实文学和心灵比其他任何学科更加超越国家，超越民族，只要给心插双翅膀，就可以与任意喜欢的文学、心灵对话。因此，在某些外国文学带给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反而更容易找到心灵的我们。我阅读外国文学，往往出此动力。当下的世界文坛之所以不屑中国文学，除了中国作家在技巧上即便拾人牙慧仍然缺乏自信外，主要的还是在心灵对接上失血太多。同样的亚裔作家，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作家写出的东西不像欧美的翻译文本，而是像他们自己，像自己的心灵。他们用不着避风，他们没有港，文学素面朝天。在日本，面对8级地震的摧枯拉朽，老百姓不会抢夺食品；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为被怀疑不廉，纵深跳崖以明心志。这样的民族人文精神，这样的国人文化心理，该有怎样的心灵秩序，而这样的心灵秩序，该有怎样的写作秩序，这样的写作秩序岂能不诞生跨国界、跨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答案，随便拎个中国读者里的日丝、韩丝，都会头头是道。

在生活面前，文学必须规规矩矩服从于心灵。在心灵的避风港里，中国文学的借口实在太多，有人过多地把意识形态、市场对文学的影响当做文学堕落的源头，这是另一种诡辩和圆场。真正的文学和心灵很少谈条件，只要内心独立、自由，即便从泥淖里出来，也会一尘不染。心存敬畏，心灵就是文学的佛龛

当下的中国文学，只要列队从避风港里出来，走上心灵的路径，各种可能都会有的，我乐观这一点。

3、情怀和语境是作家心灵的双翼

有没有人反对不要紧，我是认了的：情怀和语境，作家心灵的双翼。

当真正的作家把心灵放飞，绝不会收拢翅膀，注定了长途跋涉，人间太多的烟火里，布满了平平平淡淡的奇特和奇特的平平淡淡，这是一种呛人心肺的诱惑。难以相信，一个没有情怀和语境的写作者，是否能在烟火的五味杂陈中自由穿越、拨云见日，完成从始发到目的地的全程记录。

情怀和语境是何关系，从概念层面解释就过于机械了。不久前，我在某地青年作家培训班上谈过一个观点：作家需要悲悯。就是说，悲悯可以让作家所有的毛孔都长满明亮的眼睛，眼睛之多和视野之广，让一度雄踞七窍之首的眼睛反而显得微不足道。而悲悯才是情怀之一角，仅此其一，现实世界的真相、样貌、品质、味道与气息，已经让作家的心灵目不暇给。这是一种肉眼难以摸索到、感受到、品尝到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环境自然而然地给作家提供了一种酝酿个人语境的土壤，这是情怀外化而成的语言的鸟语花香、叙事的大观园与表达的桃花源。今年春夏之交，我曾在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的偏远山区做过一次有关农民饮水安全问题的考察，“水是生命之源”这句古语让我的心灵久久难以歇下翅膀。我们是生活在水中的，而水也在我们体内，人比鱼更离不开水，哪怕是一滴。对人类来说，一滴水远远高过了一滴血的意义。这一发现丰富了我的情怀，让我对水的所有叙事变了模样，构成了我叙事语境的悲情、悲怆和悲壮。只有把喝水视作与自身生死有关的人，才明白这样的语境是怎么回事。

我敢说，不是所有的书写者都能踏进这样的土壤并在语境里种植自己。在我看来，情怀至少有五个支撑点：精神、境界、智慧、包容和良心。缺其一，我们就无法区别一滴水与一滴血的不同。一滴水的晶莹所蕴蓄的全部世界，往往会被我们像忽略空气一样若无其事。世界多小啊！贪得无厌的人习惯用自己的一生为代价，用双足周游列国的方式感受地球的边界，描绘个人时代与现实世界发生的故事，让读者进入他自恋的语境。往往是，书写者的感受与一个足不出户的智者的感受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当你承认地球本是个庞大的水球，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一滴水和偌大的水所构成的世界本是一码事儿。要说区别，恰恰在于单凭双足丈量世界的人。双足有尺码，而心灵不仅尺码无疆，尺码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至此，我不得不叹服中国古典哲学里“大无”与“大有”的辩证关系，情怀是个很哲学的东西，没有哲学思维的人，语境显得非常之遥远。

当情怀和语境成为作家心灵的双翼，穿越一滴水，不比穿越地球容易多少。假如你在一滴水里折戟沉沙，我会认为你是英雄的书写者。

有人把清高纳入情怀，我感到莫名其妙。我欣赏清高，但清高不该伤害到情怀。我认为孙犁就有这个毛病，他提出作家要远离政治，这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当伤口远离刺刀，你会忘掉刺刀原本是带尖儿的。当政治成为影响我们凡俗生活的重要外力，远离政治其实等于逃避生活中最尖锐直接的部分。这一点，外国作家永远要比中国作家地道和实在，他们了解民生的前提是搞懂政治甚至参与政治，他们很清醒政治和民众相互的、彼此的各种意味。参与、接纳、包容、反思和批判，让他们文学的语境云蒸霞蔚，生龙活虎。

当下的中国作家因为各种机缘，都会以采风、考察的名义通过行走的方式探究目的地蕴藏的秘密，似乎没有人怀疑这样的书写者会揭开怎样的谜底，反正去是去了，写是写了，主办方和书写者到头来皆大欢喜。今夏在陕，我与陈忠实做过一次对话，陈忠实告诉我：“关注现实从来都是双向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必须能够在心灵上产生交锋和融汇，否则作为作家，即便长十双眼睛，也看不懂现实，而现实即便张开渔网一样的怀抱，也会把作家漏掉。”我理解这句话，真正写作者的心灵可以像子弹一样穿越、穿透、穿过，而有些写作者偏偏就艳羡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的小小鸟，这样的精神质地注定了语境的泥淖，他提供的必然是一种荒诞的、无聊的、很小人的叙事。在我看来，这样的语境颇似身体隐秘部位的排气，很是污染语言的环境。

很是庆幸作家有心灵的双翼，怎么飞，怎么有。

所以我希望此刻的朋友们，能插上这一对儿翅膀，尽情地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翱翔，收获审美和希望。
八点了，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用宝贵的时间，听我这里吹牛，耽搁大家的时间，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