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笑天，真名王生文，淡雅晓荷名誉社长，1941年生，河南卢氏人，副教授，中国作家世纪论坛优秀作家，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影视家协会会员、卢氏县作家协会顾问。他曾撰写了大量优秀论文，并多次荣获河南省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他所创作的小说等文艺作品曾在《河洛风》、《宁夏群众文艺》、《洛神》、《三门峡文艺》、《百花园》、《参花》、《现代作家文学》等刊物上发表。 2001年退休以后，他潜心研究影视文学，出版有《情系玉皇山》和《月是故乡明》等影视作品集。其中《情系玉皇山》已由河南电视台拍摄播出且获得了省五个一工程奖。

                            

                      影视剧创作中的“发现”

                                  淡雅晓荷社团笑天（主讲）

 

一、“发现”的重要性。

要明确“发现”的重要性，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影视剧的“发现”？所谓影视剧的发现，就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影视剧创作中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影视剧创作所必须面对的最大的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创作，也就是说，没有好的“发现”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创作，换言之，好的“发现”是成功的一大半！

 众所周知，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要经过这三个步骤：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艺术世界，或者叫做：生活物象——主体心象——艺术形象，在这样三级跳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决定艺术品生命的关键一跳就是第二步跳跃，也就是通过作者主体的努力完成从客观世界到艺术世界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微妙的，有时是难以言说的。

 而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如何从生活中“发现”艺术要在想象构思之后的“表现”艺术更为重要、更为艰辛、更需功力。因此，无论是电影创作或是电视创作，无论是长篇巨制或是单集短剧，“发现”比“表现”都更应为我们所重视与潜心研究。

 我们都知道，相当多的影视作品是从小说改编来的，而影视精品的改编率更是高得惊人。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小说家创作的成功经验，无一不是从“发现”而走向成功的。而“发现”确是艰辛的。

 一部长篇小说，可能用一年、两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写出来。然而，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固然辛苦，但他“发现”《红楼梦》这部小说，却用了数十年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用了几乎一生的血泪与痴心。他是用他的整个生命，经历漫长的人世沧桑、风云变幻，才“发现”这部文学精品的。

 翻阅许多中外古今名著的创作过程，无一不明证“发现”比“表现”更艰辛、更重要。就中国作家而论，杨沫写的《青春之歌》，梁斌写的《红旗谱》，柳青写的《创业史》，张炜写的《古船》，还有王蒙写的《活动变人形》等，其艺术高下，自可不一，但哪一部作品都是作者长期地艰苦地潜心研究才发现的。

 至于中短篇作品的“发现”与“表现”之间的悬殊，更令人惊叹！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篇幅不长，竟是在几十年人生基础上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沉思。《阿Q正》不过是一个中篇，却浸润着作者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民病态与弊端的一思考与觉悟。

 小说创作中的“发现”是如此艰辛与重要，影视剧创作中的“发现”亦如此。《红高粱》、《菊豆》等影片之所以一炮打响，一夜走红，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如果作者没有长期在理念桎梏中承受着生命的压榨，没有全身心地感悟封建文化数千年来对健康人性的戗害，他们的艺术创作难道靠“天助”、纯靠“机遇”吗？那不是异想天开吗？

 历数中外优秀影视创作，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发现”，就不可能产生杰出的艺术影片。因此，对影视创作的“发现”必须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必须进行认真地探讨和研究。

 

二、“发现”的范畴

“发现”的范畴是广泛的。影视剧是反映生活的，因此，“发现”其根本的意义就是“发现生活”。由于生活本身的广泛性，所以决定了“发现”的广泛性。任何一部影视作品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它对生活有了新的发现。无论是一种新的义理、新的观念、新的现象、新的情感、新的感觉……这一切都属于新的内容、新的发现。

由此不难看出，“发现”的范畴是相当广泛的：

你所写的题材是别人没有写过的——这是题材的“发现”；

你在别人写过的题材中挖掘出了新的内容——这是题旨的“发现”；

你用新的切入角度，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生活顿生别一种观照——这是展示视角的“发现”；

在艺术方面，运用新的结构方式，编织迥于他人的戏剧冲突、采取新的表述风格……以至创造新的视觉形象等等，都是对客观生活的艺术“发现”。

 我们要想对生活有所新的“发现”，作为编剧，就必须有自身深厚、清明的生活积累，也就是说要有深厚广博的“生活见闻”和清明深邃的“生活见识”。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所以，我们说，“发现”的基础是生活，“发现”的导向是见识。

 

三、“发现”的基础——生活

 

1、生活积累的必要性。

我们都知道，创作必须源于生活，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要想取得更新的“发现”，取得创作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天资外，都不可能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否则，创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不会有新的“发现”，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就连最富天才的的作家也毫不例外。

 例如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可谓天才作家，他曾讲过他的创作是“天资神助、神品妙构”，在讲他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时，讲得极为轻松，他是这样讲的：我认识了舍伍德·安德森。下午我们常常一起在城里兜风，找人聊天儿。到黄昏时候再碰头，一起喝上几杯，他谈我听。我们每天这样，乐此不疲。我想，假如作家的生活就是这样，当个作家倒也适合我的口味，于是我就动手写我的第一本书。我立刻感到写作确是个乐趣。后来我的书写完了——那就是《士兵的报酬》。一天我走到街上，我遇见了安德森太太。她问我书写得如何，我说已经完稿。她说：“舍伍德说，他愿意同你作个交易：假如你不把稿子塞给他，那他就叫给他出书的出版社接受你的稿子。”我说：“一言为定。”就这样，我成了一个作家。

 照这么说，克纳成为一个作家，就真的如此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吗？非也！首先，福克纳绝非闭守书斋不涉世事的人物，他那广泛深厚的生活基础早已为他的“轻松创作”提供了可能。他出身于美国南方一个庄园主的家庭，一战期间，他在加拿大皇家空军学校接受训练，战后又上了一年大学。之后，二十几岁的他“住在新奥尔良，常常为了要挣点钱，什么活都干。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我什么活都干一点儿——当船老大、粉刷房子、驾驶飞机、……什么活都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又生动跌宕的生活，为他的创作生涯提供了长期积累，进而为他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其生活内容也必定有一定的过程与幅度，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关键是你能不能用清醒深刻的眼光，去挖掘、去发现你自己那块生活中独特新鲜又含着普遍性的深层内涵。而每个人既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个体”，也就必然有着强烈“一己”印记的“大众”内涵。当代作家刘心武有句名言：“每个人身边都有一口生活的深井。”只要用心体味，就可以发现许多东西的。

 比如，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韩晓征，他却从同学们一起复习功课的小事中，“发现”了涵盖当前整个社会的在逼迫的生存竞争中，人性的异化、童心的扭曲现象，读罢令人吃惊。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佛家有句名言挺发人深省的：“任它弱水三千，我只作一瓢饮。”文学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述，诸如“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七彩”等。因此，只要写好自己的那份生活，也就必然能写出了大千世界、七彩阳光。

 我们之所以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可写、能写的生活，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而增强从事影视创作人员的自信。但是，也不可走极端。如果一味钻进纯“一己”的牛角尖，过分地在个人化的领域或层面上作“浪漫无羁”的遨游，就会走向反面的。也就是说，你的“一瓢”如果与“弱水三千”毫无联系，你的一滴水根本没有阳光之彩，就只能被冷落被淘汰了。

 

3、要尽可能地开阔视野、增加生活积累

要搞好影视剧创作，没有独特的生活体验不行，而要想使自己的体验深刻、清明，则要尽可能地开阔视野、增加各方面的生活积累。

要想真正深入、明确地理解“自己的这一分生活”，就必须感受、认识更多的生活方面与层面。有比较才有鉴别。另外，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么有人在当时的编剧中，自以为是真正地反映了生活面目，然而时过境迁后，却往往汗颜不已，羞于再读？这就是因为写作的当时，只囿于时势，惑于潮流，而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把生活编歪了、写浅了甚至写反了。比如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中对“反右斗争”的表述，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社会现象、人生故事的反映，包括当时还很感人的影片《决裂》和《春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

 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一个好的编剧往往是在广泛接触、体验了它所处生活、多种世界之后，才能透彻地觉悟出他处身其间的那部分社会生活、那一段人生际遇的本质，也才能创作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来。

 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诗人、电影人之所以能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很大原因即在于此。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尽管它是取材于闭塞、偏僻的旧中国农村的人事，但绝不是一个只生活在闭塞、偏僻旧中国农村的小文人可能创作出来的。再如曹禺的《雷雨》，尽管反映的是我国二三十年代工商业者的家庭生活，但这部戏的内涵，要让一个根本不了解近代资产阶级野蛮的“文明”与千百年来封建传统“文明”残酷的人来把握、创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当代一些电影作品之所以有长久的历史的美学价值，也无不浸透着创作人员“高瞻远瞩”的功力。比如《甲午风云》，就不是单单表现一下战场的风烟，也没有将主旨浮浅地落在“爱国恨敌、雪耻洗辱”上，而是着重剖析“中国何以战败”的内部原因。这就体现了“大手笔”的不同凡响了。

 国外影片的成功创作也无不如是。比如美国的《阿甘正传》，它的题材涉及面相当广泛，越南战争、总统选举、人生病困、社会心态、种族纠纷、人际关系、青春爱情、生存竞争、现代心理等等，这部影片之所以在美国以至在全世界取得不同程度的轰动效应，正是由于编创者不局限于“具象”的描述，而能够从宏大高超的视点表现，进而形成一幅形而上的“意象集合”境界。要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生活面狭窄，生活体会浅薄的作者，是望尘莫及的。

 总而言之，对于生活基础的全面理解应是“深度”（自身生活的深刻感悟）与“广度”（尽可能多的生活阅历、社会见闻）的有机结合。只有前者，难免狭窄而偏颇；只有后者，一定浮夸浅薄。

 另外，对于一个致力于影视剧创作的人来说，他的生活积累还应该包括艺术实践——阅读、写作、并不断地总结、体会、感悟，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成为一个好的编剧，还是不要忘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老话，老话永远不老的。如果我们不看大量的优秀影片、剧本，不涉猎必要的影视创作理论、美学理论，对中外影视的纵向流脉与横向现状缺乏认知，就不可能具备起码的艺术觉悟。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艺术追求、百折不挠的创作韧劲，也就不可能具备不可或缺的创作感知。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实践是每个影视编剧在经过长途生活跋涉后，来到艺术大门外必须蹬踏的台阶，想越过此台阶，一下子从平地飞进门内，只能是不愿吃苦的幻想而已。

 

四、“发现”的导向——见识

1、见识是更高一层的积累。

我们知道生活的积累是“发现”的基础，而要在此基础上使“发现”进一步升华，就必须有对生活的“见识”。什么是“见识”？见识就是对生活的物象有本质的理解、把握，也就是在哲学与历史层面上有真正清醒、深刻的透视与关照。所以，见识是更高一层的积累。

 要想对生活有所见识，昏昏噩噩不行，死板记录也不成。必须要以全部的身心积极地投入生活之中，而不作客观冷静、事不关己的观潮者。钱塘江潮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描摹刻画，说晴雪者有之，喻白马者有之，拟玉龙者有之，或者描述那潮头气势：白云铺地也好，雪浪接天也罢，辞藻不可谓不壮阔雄大、精巧新奇，然而却总是让人有一种旁观的感觉，对于这江潮的力量、质感、动态、神韵、内涵，哪怕就是外貌形状，总有局外人的隔膜。试想一下，若真如弄潮儿那样，腾踏于波浪之间，劈斩于升降之际，拼身躯而共处、投性命以相接，其感受岂不更加生动逼真吗？

 比如对六十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的见识就各有不同。如果只做客观的理性裁判，不少论者均一味厌弃，视为社会与人生的悲剧。但是，作家梁晓声并非如此，由于他将几乎全部青春都付于其中，对那段生活有着浴血溶魂的“性命体验”，因此，便创作出了令人心激动、使社会肃然、赞生命昂扬的《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开创了“知青文学（影视）”创作的先河。

 比如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见识，如果只做冷眼旁观，自然会觉得：既然上边已经再三强调不要大张旗鼓纪念周恩来总理、不要在广场上集会，而且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出事”，北京的“百姓”何必硬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呢？损失既大、又意义何在呢？然而，历史进程却明确无误地证明，一时表面的失败里，正从内部摧毁着专制的根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正因为有一些有识之士判明了这个历史的趋势，才产生了天安门诗抄和《于无声处》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只有伟大的心灵，才有伟大的作品。没有真正生活过的人，没有极高见识的人，其笔下是写不出有深厚生活根基与长久艺术价值的篇章！

 

2、见识是对生活的本质把握与历史观照

第一，真正地深入生活，应该对生活有确切的理性把握，洞悉生活深层次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致曲解现实，并能对其有超乎常人的进一步见识。

 首先，影视作品应该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就是指发掘出别人尚未感受、意识到的新的内涵。这是一种创造，一种寻找，一种追求。能不能从平凡繁杂甚至是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迷人的、有趣的、有诗意的、美的、发人深省的和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是检验一个作者是否真正深入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而要获得某种发现，光凭细致观察与热心领会还是不行的，还需要对生活表象作理性剖析和更进一步的提炼后方可获得。

 比如电影《菊豆》，是根据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村民嘴边的那种猎艳寻奇、粗俗闲逸的传闻，说的是一个小伙子与叔叔的女人相好，生下的孩子明明是自己的孩子，却始终只能以兄弟相称，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一听而过，谁会认真对待呢？谁又会将它作为创作素材并从中发掘出严肃的主题来呢？

 而刘恒则不然，他是以深沉的透视历史的眼光来剖析这“粗俗逸事”，进而从中发现了一般农人“读不进也不屑一读”的超常伟阔有令人沉思的东西——这就是深沉厚重的封建文化对健康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就是被窒息的个体生命在绝望中的挣扎与哭喊！而由此改编的电影更在这个层面上作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和展示。于是，这部影片就成了享誉中外的优秀影片。其成功之基，就在于创作者能对普通的生活事件通过深入的理性剖析，能有所“发现”。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其次，影视作品还应尽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发展”

除了对客观生活的内蕴要有确切的理性剖析和本质把握外，对某些生活题材还应当通过发掘、提炼，使之升华，进而表现一种相对的“超前意识”或“进一步指向”。因为有些时候，对某些题材，若只能与生活“平行并列”，尽管做到了对它确切的理性的把握，也难免会造成作品的平庸、创作的寡淡。

 例如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其题材本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反封建意识、求婚姻自由的老套子，如果只在一般意义上把握其含意，写出的东西也就很难有新意和深意。然而，鲁迅先生则在深入剖析这个题材并对之有所把握之后，又对它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由的婚姻，自主的爱情还必须以坚实的经济基础、可靠的生存环境为基石、作动力。否则，将最终失败。这就比一般地宣扬爱情至上的同时期其他文艺作品更高、更深了一层。也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篇章。

 第二，“见识”生活，还必须能够对现实生活有准确的历史洞识与时代关照。如果不能用科学的历史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时代审视，就不能说已经对生活有所“见识”。

 不少人都以为自己“深入生活之中”了，但如果只能“遵循时势”而不能“洞晓风云”，因而对他所接触、观察以至体验的生活内容，只能作就事论事、依时论时的理解，有时就难免局限、浮浅，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对生活的认识或平淡或谬误了。既然没能总体把握社会进程、历史流脉、时代本质，怎么能算“深入生活之中”了呢？

 时代风云，瞬息万变；而历史洪流，总奔涌向前。正如黄河九曲十八弯，整个流程中尽管有片时的偏移、偶尔的逆转甚至倒流，但其总体方向、最终目标是既定的——奔流到海不复回！就社会生活而言，时代潮流不一定就是历史潮流，一时的表层风气也不一定代表根基的品格。因此，我们要对时代生活一定要有总体的历史把握。这样才能在平浅平常的生活现象中，挖掘出生活的深层本质，进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深沉雄厚的内涵，而不为一时的时尚风潮所浸染。

 真正的作家都必定要追求自己作品的时代性，没有时代特性的作品必然没有长久的历史价值。而这“时代性”的产生，只能源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随流俗而有主见的历史观照，来源于对现实生活强烈的具有时代色彩的历史反思。如果这样，无论偏居一隅，处在深山老林，还是高踞京师、遍观华夏形势——均可以说确实深入生活之中了。

在这方面，湖南作家古华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古华在一座守林人的木屋里，听到了一个十分野蛮的故事——一个在“文革”的串联中不幸失去一条胳膊的知识青年，因“表现不好”，被发配到闭塞荒凉的叫“红毛坑”的大山中，受守林人看管。守林人是一对青年夫妇，而那个丈夫没有丝毫文化，粗蛮专横至极，切勇武有力。后来，就是因为他发现妻子屋内有山里人从来没有的牙膏和牙刷，就怀疑自己的妻子跟外来的小白脸有不正当往来，竟然在一次酒后，把自己的女人与那个知识青年活活打死了！

 当初，古华只是感到吃惊，并没有“发现”这生活原型的深沉意义。然而，当他调动全部生活积累、并以历史观点对之进行时代剖析时，却一下子发现丰厚深沉的创作矿藏。在一个闭塞愚昧、保守僵化的天地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隔绝、麻木不仁的日子。无须外来文化，抵制现代科学……这不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古老国度的世代相传、历千年而不衰的缩影吗？

 正因为有了这个不同凡响的认识，才由此“发现”、“发展”出一幅深沉、剧烈的全景长画卷、社会大写真——《爬满青藤的木屋》！

 

五、如何增加“见识”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十分推崇那句老话，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老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见识的增长，无非是多经世事、多悟人情，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知书达理”这层内容。可见，见识的增长没有捷径，想在“山中一日”，就体悟“世上千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增加见识的思路或途径。

 第一，以自己的“见识”，选择好的切入角度。

“横看成岭侧成峰”，同一题材，切入角度不同，作品内涵就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

 例如，近来时有歹徒行凶、勇士制暴的社会事件发生，但在反映该事件时，见识的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就不同。突出歹徒的残忍行凶是一种切入角度，它可以激发人们对罪恶的仇视；侧重见义勇为者的高尚无私、凛然无畏，又是一种切入角度，它能够唤起观众心中的良知和正义感；而若探寻犯罪者之所以堕落的背景原因，则主旨的相异便显而易见了；还可以再换个角度，专门采访、表现当时在犯罪现场的各种旁观者的心态与说辞，这就又从另一方面获取了新的见识。

 第二，“见识”不同，展示的层面也会不同。

任何事物都有多种层面的内涵，作为影视编创者，能够截取最佳层面来反映更为深沉阔大的社会生活画面，是最难能可贵的。

 刘心武编写《五·一九长镜头》过程中，其见识的不同凡响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我们都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极不平静的。当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因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给香港队而失去进入世界二十四强的机会，引发了一场“动乱”，数千人卷入其中——骂中国队员后转向骂外国球员，打维持秩序的中国警察，围攻所有见到的外国人，接着近乎疯狂地发展到烧汽车，以至互相斗殴，一片混乱。社会反映极为强烈。

 作为报告文学该怎么写呢？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报纸，都以最高层次的愤怒为基点，从事件的最外层着眼，详细记述了闹事者几近疯狂的暴烈行为及所造成的后果，严厉谴责这些目无法纪、有损国格的“害群之马”。

 接着便有作者剥开了闹事的外包装，从观众因国家球队又一次遭到失败而生的悲愤里，体会到广大民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国家荣誉感，进而呼吁——不宜一味指责、制裁，而应因势利导，是这种潜在积极因素得以正常的发挥，其中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如果中国队惨败，而所有中国观众都无动于衷，极其绅士风度地为双方的比赛作淡淡的鼓掌后，漠然而去，——那么，我们到底是该为如此有‘修养’的百姓庆幸？还是该为这样无‘自尊’的国民悲哀？！ ”

 而刘心武却更深入了一层。他采访了“动乱”的各方面、各阶层人士，从中了解到闹事者在闹事前所处的家庭的、单位的、都市的各种社会背景及其潜在其中的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的、文化的、内在的各方面因素，从而给人们展现出一幅厚重深沉、令人沉思不已的当代《清明上河图》。

 第三，“见识”的体现——对时空背景的审视。

任何生活中的人事均有背景——大背景或小背景。每一个题材，只有置于最能表现其内在品格的适当背景中，才能最好地展示其价值。

比如，一个劳动模范，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迹十分感人。是否可以不考虑背景如实记录呢？否！如果这样，那就说明其“见识”太浅薄了。

 如果这位劳模所在的企业，管理一团糟，领导者独断专行、花天酒地、视工人如牛马，上下关系十分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记录一个劳模的什么精神，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所以，不考虑背景的适当与否，纵然确实“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原型”，其结果必然产生“反现实”的错误。

 总之，一个称职的影视编剧，应该具备全方位的文化素质，应该在理性把握历史流脉、时代风云的基础上，以自己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全部“见识”为镜头，再感性地艺术地“发现”、“发展”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层面的本质，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篇章。

我的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来了笑天老师就是晓荷人的骄傲！何叶问好老师，向老师学习！

老师讲课辛苦！

老师辛苦啦，感谢老师的倾心讲课，祝您创作愉快

生活源于发现，好文源于生活。学习了，祝好，问安老师。

很精彩，学习了，祝老师创作愉快。

老师讲得真专业！学习了！

祝老师夏日安康，万事如意！

问好笑天老师，由衷钦佩，学生给你敬茶！

笑天叔叔辛苦了，问好

学习了，老师很！

向偶像老乡学习！向偶像老乡致敬！向偶像老乡问好！跟偶像老师敬茶问安！祝福祝好！作为老乡，我沾沾自喜，我替老乡骄傲！

很精彩，学习了。

老师辛苦了！很精彩，有见地！

笑天老师讲座精彩精典精辟，学习，致敬！

笑天前辈是晓荷的旗帜，引领我辈一往直前，奋勇争先！！感谢笑天老师。祝好，文琪！

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学习了，老师辛苦，奉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