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最常用网名兼笔名：江南铁鹰，又用笔名：江南忆雪。本名：乐晓燕，现用名：严鹏。籍贯：浙江湖州南浔镇，出生地：江苏常州龙城里，童年期生长地：上海，少年期成长地：北京。 1965年7月，赴宁夏，在宁夏十三师林业连，成为一名自愿赴塞北参加边疆建设，屯垦戍边的军垦兵，1973年调离。同年进入四川泸州长江起重机厂，铸工车间炉前工，后借调厂工会、厂宣传科工作。同年开始个人文学创作之路，先后担任车间宣传员、厂工会创作员、宣传科干事。1977年，参加恢复高考，并被泸州教育学院（现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师范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回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子弟校担任高中语文教师。1978至1981年期间，先后担任泸州教育学院学生宣传部部长，主办校刊《萌芽》，泸州文化宫《春苗》文学社副主编。1983年调江苏苏州园林技工学校，任教期间曾自编专业教材《苏州园林诗文匾额诠释》。1994年起，担任中国福利彩票福建省彩票中心彩报主编。2005年起，在上海巾帼园网站、网易论坛、红珊瑚网站、忘忧草网站等多家文学网站论坛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合计字数不低于300万字。 

                社会实践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第一课时）

                   ——兼议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梧桐文苑社团总编江南铁鹰（主讲）

时下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可以称之为如火如荼的发展着，尤其是网络文学，由于发表门槛底，读者人数众多，传播速度快捷，以及覆盖广泛，更是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文学传播的途径之一。

这样的文学形势，对于我们每一个把自己定位于文学创作的爱好者，或者算是网络写手，网络作家的人而言，的确是一件莫大的幸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和文学底蕴不同，生活和社会阅历不同，究竟应该怎样实践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使得自己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可以满足大多数读者的愿望，又符合社会主旋律的要求，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甚至有可能从事了一辈子的文学创作，都做不好、做不到！

为什么？因为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的社会与文学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又应该是个什么关系？我们的创作源泉在哪里？

为什么看到别人从事创作的时候，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而轮到自己每每是捉襟见肘，思源枯竭，天天对着电脑苦思冥想，还是找不到下笔之处？找不到自己可以切入的主题？

我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恐怕首先还是需要从文学的起源谈起，只有搞明白了文学是怎么出现的，究竟算什么？属于什么？才能明白作为一个文学创造者，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

下面就想通过自己40多年的文学创作得到的经验和体会，来谈谈社会和文学的关系，以及究竟什么是文学创作之源？由于内容涉及比较多，我需要分成两节课来完成，第一讲的内容是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第二节来讲社会实践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第一课：社会与文学的关系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询问一下这个课堂里的每一个喜欢文学的朋友，你一定可以听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回答，就好像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因为每个人对文学这种意识形态上层领域的东西，在理解上必定千差万别。我在这里谈到的，也只能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并不知道，像此类问题，究竟是否有标准答案，甚至究竟该不该有标准答案？

我不妨先来做个比方，当然这样的比方未必是我发明出来的，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形容，可以很形象地解释社会与文学的关系而已。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而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离不开大气层，因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氧气。对于人类社会而言，隶属上层领域的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大气层，而文学就是其中的臭氧分子。

大气，是了无踪迹的，无色、无味、透明的，但又是地球生物不可或缺的一种物质。臭氧分子是构成大气的重要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对于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样，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来看，文化水平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做为文化重要组成的文学，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存在很大作用。在社会文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文学与社会总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意与无意地调整着彼此之间的位置与距离,文学几乎在人类社会所有的领域里，都会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我们下面讨论的第一个主要议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我相信，在这里提到政治一定会有反对意见，一定会有人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到一起，甚至从根本上去否定文学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东西。其实，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去承认文学与政治有着无法分隔的关系，客观上，无论去观察历史，还是考证当今社会，文学总是很难与政治彻底分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二者同属上层领域。

既然二者同属上层领域，就必定会相互影响。准确地去表述，应该说文学与政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可以去回避“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旗帜鲜明的观点，却可以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清清楚楚看到每一个不同时代的政治观点，都在影响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去回避当今时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却是无法否认在过去的五千年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或者在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意识形态，向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的到来，政治究竟在怎样影响着文学的发展。

比如著名唐朝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一定是在座的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经典，尤其对爱好诗歌，特别爱好古典诗歌的朋友而已，甚至可能倒背如流。三吏:《石壕吏》 《新安吏》 《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 《无家别》 《垂老别》是概括杜甫一生的最为著名的作品

诗人在诗歌中以极其深刻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大唐晚年一场大动荡——安史之乱。这场大动荡给给大唐社会和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作品生动形象地反映出这场战争的残酷，也深刻反映了战乱中百姓的无奈，揭示了唐朝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尽管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是从整体而言还是一组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好作品。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这六首著名诗歌，如果大家对这几首诗歌有兴趣，我可以后找机会和朋友们详尽分享。因为铁鹰谈不上诗人，更不是古典诗歌高手，却有幸因为喜欢读诗，尤其喜欢唐朝李杜的作品，曾经对他们二位的作品做过一些研究，还是有些心得的。我今天只是想告诉朋友们，这组诗歌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也有很强的政治性、进步性。作品中反映的思想观点，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是典型的文学反映社会，反映政治的作品。

再如北宋代著名的文豪苏洵，写过一篇著名的《六国论》，精辟地论述了战国后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所以灭亡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借古讽今，用来警示北宋王朝改变对契丹，西夏的妥协投降政策，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文学家的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让他看出了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这篇作品同样表现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息息相关与紧密联系。作者著作的视野和角度有自己十分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他面对宋朝的内忧外患，并不是打算用自己的文字激励人们站起来推翻这个王朝，而是企图用来醒世，希望统治者可以吸收历史教训，改变治国之道。

还有元代著名剧作家，号称中国莎士比亚的关汉卿，一部举世闻名的悲剧《窦娥冤》，通过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朝统治下，中国社会极度的黑暗，极端的残酷和极端的混乱，正是这样的悲剧时代才会产生窦娥这样的悲剧故事。这个现实主义剧本，恰恰从一个侧面通过文学，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和当时政治的状况，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封建社会尚且如此，又何况是近代与现代文学对政治的影响力？当然，在近代和现代，政治会更加深刻地从本质上左右着文学的主题。如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祝福》：通过写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封建黑暗社会的吃人本质。《药》，则更加深刻地通过描写群众的愚昧与革命者的悲哀，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社会根源。鲁迅的这类作品，充分彰显了文学对政治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当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思想观念而不断变化着。哪怕就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会因为作者不同时代思想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政治思想内容。我们的江山文学是一个倡导正能量的文学网站，我们每一个江山人都应该以弘扬文学正能量为己任。那么，我们的每一篇作品又是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关于江山精品的标准。我有幸成为江山精品小说审核组成员，前几天在审核群中提到了关于我们把握精品审核的具体标准。我以为第一位就是政治观点，也就是作品主题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必须是正能量的，也只能是正能量的。当然，文学不是政治说教，是艺术，文学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以及倾向性，都是通过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渗透着。我们切不可把政治说教式的口号与文学包含的政治影响力混为一谈。所以，我以为精品的第二个具体把握标准，就是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性。应该是什么样？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细节真实、语言凝练、结构严谨、效果感人。当然，精品还应该强调第三个方面，就是语法规范化，错别字、病句、混乱的标点符号，以及不合规矩的分段分行等等。

下面言归正传，继续正题，讨论今天第二个主要议题：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粗看这个话题，朋友们很可能也并不一定接受。因为几乎所有以文人自诩者，都受到了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在文人看来“以文载道”，用这种“道”来传播思想，影响世人，甚至是干预朝政，才是正统儒家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甚至到近代和现代。儒家思想、儒学文化都根深蒂固地深入中国文人的骨髓。古代的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下，一生以仕途为荣。再加上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朝代，都在奉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对于文人而言，连为“五斗米折腰”都感觉是莫大耻辱，更不用说用被他们封为圣明的文字了。

    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在过去，专业作家是十分鲜有的。要说文人与经济之间多多少少还是存在的一些联系，也就剩下落拓、潦倒到了极致的穷困书生，要靠在街头代人写书信，赚些盘缠钱那种情况了。故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与经济，并不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那样紧密，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另外，在古人的思想中，优秀的文人就应该是些圣人，就应该像僧人、道士一样“四大皆空”，“不食人家烟火”。不是吗？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里，“儒”也是一种信仰，中国素来是将儒学又称之为儒教，而将其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并列，甚至更有甚者，称之为“四教归一，儒教独尊”。

于是，在古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功利性，一直都被埋藏起来。哪怕这些文圣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已经陷入极度穷困潦倒，到了有了上顿愁下顿的地步。还是要去坚守自己的所谓文人的道德底线。比如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甫”，清朝著名文豪曹雪芹，都是非常典型的实例。

在我看来古代圣贤这般伟大的高风亮节，的确值得世人千秋万代去景仰，但是一定要把“文学”与“经济”，断然切割成两个隔离区就大可不必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传统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对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新中国，在文学领域却存在着一种的特殊历史环境影响，直到二十世纪的50到70年代，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还是延续着所谓抗战期间，“延安文学”的“传统”。文学被归结为一种“纯意识形态”，是一种与金钱毫不相干的“精神产品”。比如素来冠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左翼文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恰恰就在这个方面传承了旧儒学的传统观点，将文学与“商品”之间划分出更为严格的界限。这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

再看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目的性，就是革除所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可偏偏这场所谓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把本属于封建社会的传统意识拿来视作了重要标准。

这种所谓文学的这种“纯洁”性，在十年“文革”中，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境界。连正常文学作品通过正规渠道支付的稿酬，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全部取消。包括对文学定义中带有任何“消费性”、“娱乐性”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严重的左倾思想潮流和政策，带来的恰恰是中国大陆文学的窒息，造成的结果就是电影只有“老三战”，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只有以《金光大道》为代表的“高大全”。

说几句题外话，我们今天认识和批评文革思潮，首先应该弄明白当年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所谓“革命”的宗旨和纲领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弄明白，麻烦大家在自己作品涉及这个时代的时候，请先去学习历史。我不止在一部作品，而是在多部作品，甚至是精品和绝品中发现，不少作者朋友因为不了解这段历史，是完全在闭门造车，凭空想象去创造那段历史背景下的故事。下面我想就十年文革中对文学爱好者的禁锢和影响，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多说几句。

我很早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实践，至今清晰记得自己走上这条道理的原因与时间。那是1969年，也就是所谓文革阶段的第三年。

20岁的我，在宁夏上山下乡已经4年了，艰苦的农业劳动和部队化的兵团生活，让我产生了一种用自己的笔来表现生活的冲动。当然，触动自己的创作欲望的，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爱情。我最初的创作是诗歌与散文，很快又产生了创作一部反映边疆兵团生活长篇小说的欲望。

就这样，在1971年，我22岁头上，拿起笔开始了漫长的文学创作过程。我的第一部以知识青年为题材，以边疆兵团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火红的青春》正式开笔了。这部长篇小说数度改稿，最后定稿名为《红柳滩》，1974年正式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投稿。

这是第五稿，合计字数48万左右。之所以向四川人民出版社投稿，是因为我已经于1973年离开宁夏建设兵团，进了位于四川的长江起重机厂。1975年，出版社正式发函通知我，《红柳滩》被编辑部正式列入修改出版名单，并通知我去成都，沟通修改的具体细节。

这个阶段是文革的后期，也是人们几乎对中国将会走向哪里完全绝望，对现实社会几近麻木，甚至已经完全习惯了当时那种政治思想的时代。

1975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了国家级别的正规出版社，一个省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部的长篇小说组，我的一位责任编辑，一个中年人热情接待了我，安排我住进出版社招待所。

这位陈老师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与我详细地分析了《红柳滩》。他明确告诉我，出版社之所以看中我一个只有26岁出头年轻人的一部处女作，就因为这部作品表现出来的许多闪光点，以及所表现的题材和选用的背景，这些都非常符合现阶段舆论宣传的方向。当然，陈老师也指出了作品的幼稚，存在的大量严重不足需要修改，甚至需要出新写过的内容和篇幅。不过，在他指出的缺陷中，除去文字幼稚方面的基础性毛病，还有相当大的部分，甚至是需要修改和重写的大部分，却是所谓作品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倾向性问题。

所谓的思想倾向性，就是存在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意识，有不少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趣向、情调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爱情篇章和情感描述，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学标准。说得更形象，就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还不是一个符合无产阶级标准的英雄人物。

当时的文学创作是标准化的，而标准就是几个样板戏中塑造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比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少剑波，《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郭指导员，《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小铁梅等等，还有长篇小说《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

按照当初的创作标准文艺作品必须符合三个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按照这个上述三突出标准，英雄人物是脸谱化和标准化的，当然就有具体的标准要求。这个标准一般可以概况为以下几条：形象高大、思想高大、优点全面、没有缺点。于是，人们根据这些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总结出来三个字“高大全”。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会存在政治倾向性和政治要求的验证。

“高大全”这个说法，与现在的高大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今天的“高大上”就是当年“高大全”的演化与变革。当然，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陈老师的细心指导和具体要求下，我开始对自己的长篇小说《红柳滩》，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推倒式重写。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四川人民出版社又专门派人来到我所在的工厂，与厂部的政治宣传科，以及党委政治部联系，要求厂方给予时间和人力协助。经厂部批准，由我点名推荐了3个青工成立了四人创作小组。其中两名负责和我一起进行文字修改，一人负责插图创作。同时，厂部特批我们这个创作小组，即日起实行半天脱产从事创作。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文革期间的一种产物，叫集体创作。

结果大约一年左右的集体创作，我的个人原作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一部总字数55万字，“高大全式”的新《红柳滩》终于问世了。新完稿的《红柳滩》，首先交给了厂政治部审稿，政治部会同宣传科和厂工会，包括党委委员在内的领导班子和各级厂里的领导，传看了书稿，提出了最后的修改意见，又对其中一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和调整，然后由我亲自带着书稿送到成都，将这部署名改成了“中共长江起重机厂政治部、厂宣传科、厂工会、‘红柳滩创作小组’集体创作”。

这部书稿送进编辑部后不久，“四人帮”被打倒，长达十年的浩劫终于结束了。随着党中央一连串的拨乱反正的政策，中国大陆暖风频吹，老百姓迎来了新的春天。

大约就1977年，在我参加恢复高考前不久，我终于接到了编辑部一封退稿信，和一个厚重的大纸包。《红柳滩》在出版的前夜夭折了。陈老师在退稿信中非常诚恳地指出，由于他代表编辑部，在《红柳滩》最后修改过程中的错误性指导，导致了作品已经完全成为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完全不符合新的文化政策。陈老师建议我线放一放，等一等，等待方方面面的政策稳定下来，更明朗化之后，按照我原来的思路重新创作。

我的处女作就这样夭折在摇篮里，直到今天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让最后又经过数稿修改和重写的《红柳滩》问世。这部目前大约80万字的长篇小说，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最初的祭品。

我拿出这个自己的创作历史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告诉朋友们，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有江山这样优秀的平台，真是大幸！

在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知道断送了多少部《红柳滩》，也不知道断送过多少像我这些热爱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朋友们从我的这段真实的经历中，一定可以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在那个非常时代，所谓的文学完全已经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奴隶，文学应有的创造者的个性化与个人情感的宣泄，已经被所谓政治需要，彻底阉割与抹杀得干干净净。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为宽松，最适合于展示个性创作主题的时代，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让我们每个人有足够的表现空间。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环境宽松，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区粗制滥造一些次品、废品和文学垃圾，而是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用我们的文字去为社会创作美好的精神食粮。这也是我在前面说了那段关于精品的题外话的原因。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文学逐渐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唯一政治性原则。文学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是面对政治需要的选择，而是面临“市场”需要的选择。各种各样的文字出版渠道，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民间报刊和出版开始迅猛发展，与文学相关的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这种崭新的社会形势，对于作家和文学创造者而言，既是形成了充满希望的生存空间，使得我们这类人选择的创作道路被重新确立，但同时也构成了新的竞争生存的压力。

从此，文学已经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圣品，而是逐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去流通。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政治文化、哲学文化、宗教文化等，各种同属与上层领域的文化分支与文学的关系，早就成为文学研究工作中备受关注的切入点。唯独经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始终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客观上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愈来愈发现，经济生活正在对文学创作形成极为强有力的渗透。从经济生活的视角，去探讨和研究文学，必然成为一条切实而有效的学术途径。

文学的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然而同时，历史又可以看做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二者自身是具备价值的，但又可以用来创造出另一种价值。就好比一只母鸡，鸡的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它同时又可以创造另一种价值——鸡蛋。这样的物质，有时候可以创造出一种高于自身的价值。

我们站在新时代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发现文学本身，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但是这个经济物质又必须有另一种经济基础来依托它。解释的再通俗易懂一点，就是文学这种商品的研发人、创造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作为一种条件，才有可能去发明创作。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可能让一个生活在衣不掩体、食不果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去完成文学创作。

由此可见文学的创造与经济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经济才能支持文学作为一种商品的发展。我们可以把经济，看做是文学的一个作标轴，那么，文学就是作标上的抛物线。

有很多时候，当今时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可以为作者自身创造出一种难以估量的价值。这种价值绝不可仅以金钱来衡量。比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这个文学奖带给莫言的绝不仅是金钱和名誉，而是不可限量的另一种财富。名声鹊噪响誉全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桂冠，使得莫言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文学巅峰的代表。由此可见，在今天这个新的经济时代里，文学与经济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下面要讨论的第三个主要话题是：文学与艺术的关系

    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把文学直接和艺术连在一起来表述为文学艺术，甚至可以将这个词组简化缩写为“文艺”，而实际上文学与艺术是存在许多差异的，并不完全是一种东西。就概念而言，二者是一种从属关系。从专业术语的定义上分析，文学可以表述为一种语言艺术，但是，“艺术”不仅包括语言艺术，同时还要包括行为艺术，以及声乐艺术。也就是说艺术的外延远大于文学。实际上文学是隶属于艺术范畴的一个分支而已。 文学不等同于艺术，而艺术也不等同于文学。

另外，文学与艺术所表现和反应的对象，是存在一定差别的。我们知道文学反映的是社会生活，表达出来的往往是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且用来表达的形式也是相当单一的，目的又是十分明确的。

比如中国文学，大多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真善美，或者是揭示现实生活的丑陋与黑暗，而且作品中充实着作者大量个人情感，以及对社会的认识与感受。艺术就不同了，艺术也在反映社会，而艺术反映出来的社会，往往比现实更具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相对而言要更为抽象了许多。我们可以说，艺术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社会的共性，并不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色彩。 

我们还必须明白搞重要的一点，文学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已经在前面表述过，文学就是语言文化的艺术。还不仅如此，文学，还在艺术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的身份，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都需要坚实的文学做为重要基础。比如一部精彩的戏剧文化，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前提就是先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一部好的著作。

纵观文学界，我们会发现许多文人作家常常兼备多种艺术，在创作中以一门艺术为主兼顾其他艺术，这样的多才多艺，十分有利于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可以把不同艺术的创作规律或创作理念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任何一种艺术的传承，都是离不开需要借助文字的传承和记载的。由此可见，文学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 

仔细去剖析，我们会发现文学不仅在政治，经济以及艺术，这三个方面与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在其它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我们就不去一一列举了。总之，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产物，客观上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自然环境和必要条件，但是，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文学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下一节课讲“文学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