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三门峡西站缓缓停了下来，走下车，爸爸在站台上等着我，旁边还立着一个年青点的叔叔。爸爸黑了瘦了，但还是那么健壮，1米8多的个子，穿着铁路制服很是威武。爸指着我说：“这就是我儿子”。那位叔叔上前拍着我的肩膀说：“都这么大了，上几年级了？”“初一。”我回答。叔叔对爸爸说：“站长，这孩子个头可以，就是太瘦了，你得给他好好补补。"   爸爸说：“都一样，拿什么补？我这里就有红薯，长大就好了。”爸爸拉着我来到站台东头的一排平房前，推开站长室的门让我进去。屋里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中间生着煤炉，一个小茶几上放着暖水瓶和碗筷，墙角放着一袋红薯。这就是我爸工作生活的地方。  我解下书包对爸爸说：“爸，啥时能吃到肉啊？”爸说，过年就有肉吃了。                          

春节那天，食堂供应入伙职工每人一份扣碗肉，站长也不例外只有一份。我看着那红红的扣碗肉，口水一个劲往肚里咽，爸爸刚吃两片，我已经接二连三把碗里的肉吃完了，爸爸看着我问，还想吃吗？我说，想吃！爸爸放下筷子转身走了。过了一会，爸爸又端回两份扣碗肉，还带来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原来爸爸为了让我在过年时好好解解馋，去食堂和主任商量半天，想出了一个办法，看谁愿意把自己的那份捐出来，条件是用我爸的红薯换。两个家在农村的食堂炊事员愿意换，拿出了他们的两张餐票，提走了一面袋红薯。那天我数了数，每份扣碗肉是九片，我一共吃了21片，只吃了一个馒头就饱了。从那天起，我每天只喝水，不吃饭，第三天才觉得饿,真是吃不下。至今我还常常记起那红红的扣完肉，不过现在只能吃两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