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广义的层面而言，诗歌都具有干预性，这毫无疑问。但就狭义的角度来讲，干预诗歌的目的性更强、力量更大，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更大、创作应更慎重。

一直以来都认为诗歌应该具备社会属性，跳出小我，成全大我。基于这一点，诗歌的干预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是对于公权力或者存在普遍意义的某些丑恶现象，以及不齿行径的揭露和抨击。简言之，干预诗歌的矛头更多应该指向阴暗面，让其曝光，令其绝迹。

既然如此，是不是就可以一味地运用直白的方式揭露假恶丑，甚至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肯定不是！作为一个诗人，其价值取向应该是完整的，看问题应该是辩证的，不能走极端。对于需要干预的东西，应该恰到好处地给予揭露和抨击，在这里理性要占主导地位，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一切真理都需要实践检验，诗歌的干预只是一剂“药引”，功过对错留给大众和历史去评价。

目前，在我读过的具有干预性质的诗歌中不乏精品力作，当然也有不少自我臆造式的接近于骂街的作品，这实在不敢恭维。作为诗歌爱好者，我觉得诗歌的干预精神应该发扬，在创作中点到为止，也须点透为止。既保持其干预的力度不减，又要保持诗歌的艺术性不减，二者不可偏废。

最后，想说“有理不在声高”，我们的干预也不在“声高”，一点拙见，与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