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素人写作”被赋予打破固有文学圈层和发现新的审美可能的意义，同时，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出版标签和板块。

这些图书出版物，有些是不同平台的多人合集，主要以诗集为主，像B站的《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小红书和微博诗集博主的《星期六我们散步去吧》、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和单读编辑的快手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等。但影响更大的则是个人独立署名的作品，像杨本芬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陈年喜的《炸裂志》《微尘》《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陈年喜的诗》《一地霜白》《峡河西流去》、范雨素的《久别重逢》、王计兵的《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陈慧的《世间的小儿女》《在菜场，在人间》、王柳云的《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韩仕梅的《海浪将我拥起》、另一只猫的《我在白沙做馒头》、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和李世伟的《村庄的大地》等等。媒体叙述的文学故事，他们不仅仅是写作者，而且保安、保姆、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农民、做馒头的、大厂女工和矿工等从业经历纷纷被大众传媒起底，成为加前缀“被标注的身份”的写作者。

《第一财经》关于这些写作者的系列报道标题均鲜明地标注出“农民工诗人陈年喜”、“‘外卖诗人’王计兵”以及“‘菜场作家’陈慧”等等。［1］这些报道从2021年到2024年，中间时间跨度有四年之久，但“职业+写作者”的复合标注法并无变化。也应该看到，和许多媒体不同，《第一财经》的报道，虽然劳动者的职业生涯成为故事的主体，但记者对职业和写作者两种身份基本上还是取平等的态度，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斜杠”，而“出版人杂志”公众号发表的和王计兵《赶时间的人》相关的内容则不同，出版方“真故图书”则将两种不同身份从平行关系描述为垂直关系的“从外卖员到最火诗人”。［2］作为一个商业营销的成功案例，是典型的大众传媒小人物逆袭和阶层翻转的励志故事。制造成功神话最终是迎合大众和市场，其中或多或少地区分出写作者（文字工作者）高于外卖员（体力劳动者）的身份等级。事实上，当事人也许不认为两种不同身份之间存在着等级。诗人王计兵至少到现在还是一名外卖员。今年春天，南京师范大学一场诗歌活动，我和王计兵有一个对谈单元。王计兵活动一结束就赶回去继续送外卖。我也注意到王计兵在不同场合讲述从劳动和日常生活到诗的瞬间顿悟和萃取。送外卖，在他，不只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诗歌扎根和生长的丰饶大地。

存在一种劳作即写作，也存在一种劳作者素朴的诗，像王计兵的诗，有国风的余响，但更多是和国民审美平均数，和B站、小红书、快手、微博等新媒体相匹配的流行诗风。从外卖员到诗人不只是阶层向上的通道，而且是精神意义的“劳动者的星辰”。王计兵的诗，陈慧的文，是新媒体借助技术平权之后国民分享文学生活的结果。因此，即便王计兵的诗和陈慧的文不以图书的方式出版，它的写作、传播和阅读在网络世界已经充分打开。新媒体对中国人文学生活的改变，至少在文学的参与和普及方面，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我们不简单持守纸媒写作高于网络写作，王计兵的诗集是纸媒文学的新地，也是新媒体文学的扩张。

20年19份工作是胡安焉的媒体标签，最后因为《我在北京送快递》固定了他快递员的身份，而成为素人写作的代表人物。但胡安焉的写作仅仅是生活记录吗？《人物》的报道《换了19份工作，然后保全世界》中，胡安焉是一个不断从工作“逃跑”的逃跑者，也是对工作和自由关系的思考者。文学和写作是他思考的成果。最近的7月初，胡安焉在苏州诚品书店《我比世界晚熟》新书分享会的主题是“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观察这些写作者的阅读史，陈慧的书单上有《红楼梦》《水浒传》《山海经》《故事会》《格林童话》和武侠小说等，范雨素的书单是知青文学和《鲁滨孙漂流记》《神秘岛》《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在人间》《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等，而胡安焉的则是乔伊斯、契诃夫、塞林格、卡佛、理查德·耶茨、杜鲁门·卡波蒂、海明威和卡夫卡……再看胡安焉写作中的一个阶段，2010年注册黑蓝论坛，担任论坛小说版的客座版主，并参与编辑网刊和发表作品。其中，小说《南瓜布丁》收入《黑蓝：中国小说艺术的高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胡安焉的20年19份工作和文学道路是今天“京漂”“沪漂”以及其他大小城市漂流着的许多文学青年曾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问题是，像较早在文学圈成名的郑在欢、孙一圣和陈志炜等，从来没有被编入素人写作的方阵。其中，郑在欢和孙一圣近年也获得过不少媒体资源。可见，素人写作的“素人”是选择性的，“写作”也是选择性的，潜在的标准是话题性，是流量，是图书印数。至于陈年喜，有十数年的时间在祖国“矿山间流徙”。2019年出版《炸裂志》之前，早已写出包括《炸裂志》在内的重要诗歌，并在个人博客等网络平台发表。从网络到纸媒是新世纪许多诗人的成长经历。大众传媒故事中的矿工陈年喜，并没有给陈年喜作为重要汉语写作者加分，诗人陈年喜反而成了矿工（农民工）的附庸。

即便揭示体力劳动者身份即文学正义的大众传媒故事术，我依然相信，素人写作出版的推动者中间不乏韩敬群这样的资深出版人，期待经由素人写作的出版“期待范雨素、胡安焉、许言午带给我们文学的蓬勃生气”，“在文学平等的场域内发出自己的声音”。［3］但是，也不可否认，当素人写作成为单纯以版次和印数折算变现的“素人写作生意”，素人写作被赋予的撬动固化文学板块和发现新的审美的意义则可能被搁置和悬空。其实，不只是大众传媒有它热爱的文学故事，出版本身也是一种重新编码。记得十几年前，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南京的艺术家朱赢椿有《人民的字》的出版计划。这些所谓的“人民的字”出自乡镇的无名者之手，有店招、菜单、墙上的标语……但那些出自乡村文化人之手的对联等却很少进入他拍摄的镜头。当时，他想邀请我编一本《人民的文》。什么才能算“人民的文”？我通过《天涯》一篇短文的线索拿到了一个自杀的乡村少女的日记。记忆中，作家梁鸿好像愿意提供他哥哥的日记。这个计划后来不了了之。这些没有公开的文字，应该算严格意义的素人写作。因此，素人写作的出场和流行也是各种更复杂的编码和算法。

素人写作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没有做细致的考证。2020年10月17日，以“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为议题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南京站）上，“素人写作”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子目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202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探索与争鸣》杂志社邀请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学者在北京召开的“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应该是“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相关话题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素人写作也是与会者集中关注的议题。2021年10月16日，“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海站）再次以“文学与公共生活”展开讨论。陈年喜作为主题演讲嘉宾参加了本次工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坊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金理教授选择和陈年喜写作对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路翎的小说。“我在读陈年喜先生的诗歌的时候，会想起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书写矿工和矿区生活的优秀作家路翎，当年批判路翎的一个论调就是，他笔下的矿工披着一件矿工的外衣，内里却有着知识分子的灵魂。路翎对此做过反驳。那么，让矿工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文学不被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因为特殊的工作场所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力量或者偏见。”陈年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的出版方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始人雷磊在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演讲中梳理了一个时间线。传统新闻界遭遇到新兴网络媒体，“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大量媒体人出来，创立一些内容机构或者非虚构写作项目，像腾讯作为大厂当时成立一个项目叫谷雨，网易成立一个非虚构项目叫人间，我们在2016年2017年初成立真实故事计划。这样一批人开始在媒体领域推广非虚构写作和非虚构文学。” ［4］因此，所谓的素人写作应该和这场发生在传统新闻的衰变和媒体人的转型直接相关。

2017年那篇点击达数百万的《我是范雨素》即发表于“正午故事”。正午故事创建于2014年9月，是界面新闻子品牌。其目标是“致力于打造原创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我们希望能避开热点和新闻头条，寻找那些不为人知且富含意义的线索，被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 《天涯》杂志自1990年代中后期改版至今一直有一个常设栏目“民间语文”。“民间语文”发表文学性的书信和日记，也包括演讲、试题、契约、对联、启事、赠言和民间语言等其他“语文”。“民间语文”曾辑录出版。书名分别是《边缘记录》和《民间档案》。从“正午故事”的目标诉求看，新兴的非虚构平台也可以说是“民间语文”这条线索上的。只是有一点不同，媒体人接盘了“民间语文”以后，因由媒体先天性对话题的敏感和注意以及对预期读者的测绘和研判，那些《天涯》“民间语文”的无名甚至匿名的写作者的身份被刻意标注出来。比如“正午故事”范雨素的推荐语是：“范雨素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空闲时，她用纸笔写了十万字，是两个家庭生活的真实故事。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范雨素是中产阶级取景框里的。在我看来，与其说范雨素是中产阶级取景框里的，不如说媒体制造了中产阶级取景框。媒体预先设置了写作和文学生活的中产阶级性，同时让范雨素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低于中产阶级的身份出场。不排除参与“制造范雨素”的媒体人和其他知识人的平权意识，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媒体预设的阶层不对称不对等客观上造成的景观化和震惊感，亦应该是事实。时至今日，查阅当下媒体报道和出版宣发的套路，基本沿袭了“制造范雨素”的思路。

今天的中国，无名写作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2009年前后，我曾经对中国县城及其以下的文学生活和写作生态做过调查。以江苏兴化为例，有着日常写作生活的写作者就有数十人。这数十人还是有过发表和出版经历的。这些写作者绝大多数都符合今天素人写作的职业指标——他们是农民、打工者和普通职员等等。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被注意”和“被标注”的素人写作者？关键是，和他们写出的东西相比，媒体和出版更热爱的是“故事”。只有人生经历富有传奇性的“有故事的人”才能被收编到素人写作。或许你会说，这些写作者都有写作和发表，那么网络时代的写作和发表仅仅只是纸媒才算数吗？这里面，甚至包括胡安焉和陈年喜这样的资深写作者也被包装成“素人写作”。事实上，当我们今天的媒体和出版人谈论素人写作时，指的是往往“-（减）知识人”或者“-（减）中产阶级”。比如，我们几乎不会认为一个大学教师、一个学者、一个从事知识生产和文化活动的人去从事写作会是素人写作。因此，类似林青霞、陈冲和陈丹青等艺术工作者的写作，我们也不会称之为“素人写作”。即便陈年喜早就被指认出是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隐秘联系的“乡村知识分子”，他还是被列入素人写作的长名单和短名单。今天素人写作出版和传播风潮中内置的阶层偏见以及不同文学板块等级秩序，是否应该被清算和反思？是否写作和文学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事业？是否纸媒发表和出版的写作一定高于网络新媒体写作？不然，就无法解释我们把有着相当长时间网络写作前史并且拥有大量读者的写作者转场到纸媒发表和出版依然定义为素人写作。他们的网络写作不应该成为消失的前史。

应该意识到，大众传媒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写作平权。从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今天的微博、微信和公众号造就的各种自媒体，全民写作成为可能。某种角度上，今天无视网络写作前史的所谓素人写作，无视的是新媒体带来的写作平权，是一种观念的倒退。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媒体和出版人感兴趣的“素人”有的已经是网络上有流量的“网红”。当我们把媒体和出版资源集中在这少数素人写作者时，更多需要救济的无名写作者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被我们看见。

界面文化曾经做过一个“野生作家访谈”系列。这个系列访谈后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副标题是“我们在写作现场”。本书序言对“野生作家”有一个界定：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享有专业作家的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他们更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的样貌千姿百态，若论相同点，大概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5］

仅仅看“野生作家”的职业、日常生活和写作状态，几乎和今天的素人写作并无二致。但是我们发现“野生作家访谈”的赵松、朱岳、刘天昭、于是、孙智正、独眼、袁凌、盛文强、常青、杨典、史杰鹏、康赫、胡凌云和顾前等，无一人被编入素人作家。他们养活自己的职业是记者、导演、策展人和自由撰稿人……仅仅因为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他们就不是“素人写作”吗？难道“素人写作”的“素人”是按照写作者从事职业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含量吗？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非文化相关的职业就“素”了。如果是这样，素人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的命名，像工农兵写作、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等，应该归属于同一个命名系统。也正是这样，素人写作就像今天网络上的修图工具，“素人”反而没有工农兵、底层和打工等健康的肉色和汗血味。

《天涯》2024年第4期“散文”栏目，集中发表了杨本芬、陈慧、王计兵、邬霞和李方毅等五人作品。编辑者认为：“他们中有的曾被归入‘素人写作’中广泛讨论，但当其广为人知，‘素人’之说便已失效，需要找到更贴切的概括，来为其写作命名。”《天涯》对这些写作者新的命名是“我写我”的“自述式写作”。按照编辑者所言，这种“自述式写作”的文字“都有着鲜明的‘自述’性质，这是对‘被代言’的不满，更源于讲述自身的强烈冲动”。但和“素人写作”出版推动者一样的，《天涯》也标注这些写作者“退休人员、菜市场摊贩、快递员、自由职业者、家具安装工等，普通人的身份”，身份提供了叙述的新可能，“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叙述，是个人史、社会史和人类史相互印证的过程，也是个体锚定历史坐标的尝试”。［6］“自述式写作”或许可以部分地修正“素人写作”命名的不自洽。但应该看到第一人称单数“我”的“自述式写作”在自媒体公众号早已经成为装饰和修辞。那些以“我”作为主语的叙述的人生故事，绝大多数另外有一个署名“作者”。这个“他（她）”负责对“我”的故事按照媒体尺度和大众口味进行加工和改造。经过加工和改造的“我”的故事按照算法精准地投喂给目标用户（是目标用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我们读的那些边缘群体、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我”的伤心故事，不少都出自新媒体时代的故事流水线。当然其中也会掺杂一些逆袭的鸡汤故事，从而予人希望。一手炫痛，一手迷药，这是大众传媒悲欣交集的幻法。因此，如果像《天涯》的编辑者还迷信“自述式写作”，首先要将隐身的“他（她）”祛除。从“我手写我口”开始真正的素人写作。

从“民间语文”的脉络上看，《天涯》对“素人写作”的再编辑和重赋义，显然更多地强调这类写作的边缘记录和民间档案的正史不载的边缘性和民间性，可作为观乎时代风习和庶民声音的标本。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全民写作”虽然绝大数无法提供时代思想的典范，但这种众声细语恰恰构成了我们时代非虚构写作的最大可能的自由和丰富性。我曾经挪用杉浦康平的《多主语的亚洲》 中的“多主语”概念来描述我们当下时代真实故事的“庶民”开口说话的可能性和时代意义。按照杉浦康平所说：“在亚洲的神话空间，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甚或不称其为主语的‘幽微的存在’，布满宇宙的森罗万象。”杉浦康平的“多主语”针对的是西方眼光“主语始终是设计师”的一主语主义。他认为好的设计可以是客户、设计师和使用者都满意的“数主语”。把同时代“非虚构写作”描述为“多主语的重叠”——强调我们时代的不同专业和不同写作者的非虚构写作，由无数不同主语共同书写，参差重叠或众声喧哗的写作景观。在这里，写作并不是少数所谓知识精英的独擅。［7］2015年底，《正午故事》纸质书第一辑出版时，郭玉洁在出版说明中这样写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的世界，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挣扎与成功，财富与梦想。我们试图抵御这种单一，复活那些被遗忘和抹灭的故事，赋予普通人尊严，留下变幻中国的痕迹。”因此，写作者是写作者的身份证姓名。我们用我们的职业养活我们自己，哪怕是看似低微的劳动。我们不需要以我们职业的低微去抬高写作。我们用我们的写作，填充甚至丰盈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写作者，写下的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

这是“现场与立场”的第一期，以“素人写作”开篇，旨在期许有现场有立场的在场批评。

2024年7月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