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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岛屿读书

2024-10-24 15:47:43
我在岛屿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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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 | 祝勇  2024年10月24日08:43

最初收到参拍《我在岛屿读书》的邀请是2022年8月,我第一反应是不想去,我这人好静,在别人看来热闹的事反而让我有负担感,年纪越大越是这样,况且剧组让我上岛的时间是10月6日,预计录制时间半个月。当时正值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由北京到成都,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假如我去拍摄,还要提前做些准备,一个好好的假期就这样被毁了。

不久制片人颜小可发来一条很长的微信,语气恳切,主要讲了三点理由,希望我不要拒绝,最打动我的是第二条,“我们很多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您突然不来了,我们内容的损失确实非常非常大”。后来与小可接触很多,发现他虽然外表瘦弱,实际上是个非常宽容大气的人。他这样一说,我也就不能任性,欣然决定前往。

小可这条微信不是拯救了节目,而是拯救了我,让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时光。

除了我,节目组还邀请了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等嘉宾。在我眼中,他们不仅是名作家、名编辑,而且都出生在江浙沪一带,是我眼中的“南方人”,只有我是北方人。后来到了拍摄地,见到欧阳江河和西川两位诗人,才知道他们邀请作家没有地域限制,是一档“面向全国”的节目。

节目拍摄定在海南省分界洲岛,位于海南这个大岛东南方的一个小岛,分界的意思,是它的一半属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另一半属于万宁市。10月6日我飞三亚,剧组派车来接,沿环岛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到码头,换渡船上岛,拍摄自此开始。

我是第六个上岛的嘉宾,这是个吉利数。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西川均早于我上岛,欧阳江河则比我来得晚。我把行李在酒店里放下,就匆匆赶到拍摄现场。那时拍摄已经开始,第一场“戏”是在海边沙滩,拍我们几个人踢足球。这是我在前采会上提出的建议,我知道余华、苏童都喜欢踢球,莫言也踢球,至于我,更是组织过一个作家足球队,叫“慢联队”。不成想我来晚了,赶到沙滩时,他们已踢过一轮,全都坐在遮阳伞下休息。看到海滩上一群小学生踢得正欢,我十分脚痒,拉大家起来踢,没有一个人动,好在苏童给面子,起来和我踢了一会儿,余华和叶兆言则坐在一旁观战,一边观战一边“评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虽然踢过球,但从没踢过沙滩足球,这才知道沙滩足球不好踢,因为沙滩不是平地,而是被踩出了脚窝,坑坑洼洼,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不能健步如飞,而且很难掌握触球部位,很容易踢疵。我的第一脚射门,就把球踢到了海里,这脚法,跟中国男足有得一拼。花了半天工夫,才逐渐把球控制在脚下。

后来我们几人沿着两千多米长的海岸线骑自行车,我对余华谈起了他的一篇散文,叫《篮球场上踢足球》。文章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在鲁院的篮球场上踢足球的事。篮球场本来就不大,还分成打篮球和踢足球两伙,“最多时有四十来人拥挤在一起,那情景像是打群架一样乱七八糟”,动不动就有人把足球扔进了篮筐,篮球却被踢进了球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在沈阳踢球的事。他说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马原忽悠他们去沈阳讲课,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了一场球。辽宁文学院也很小,只有一个篮球场,所以比赛也只能在篮球场上进行。他们踢不过学生,于是使出绝招,让啦啦队队长史铁生去当守门员。史铁生身有残疾,坐在轮椅上,往大门(就是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里一坐,学生们心存忌惮,再也不敢射门了。

当年球场上的几个人,余华、莫言、马原、洪峰、史铁生等,都创造了文学的奇迹,是文学领域里的普拉蒂尼、贝克汉姆,只是如今“年事已高”,在足球场上早就“挂靴”了。年纪最长的史铁生,已经驾鹤西游。但不知为什么,作家和足球总是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许足球场上飞奔的日子,能唤起他们身体里潜伏的激情。陈忠实先生说过:“我首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1994年阿来为看美国世界杯,暂停了《尘埃落定》的写作。莫言说他和余华他们踢球时只能当门将,笔法天马行空的他更喜欢灵动华美的拉美球风,一如他喜欢魔幻般的拉美文学,他渴望看到最后一刻定胜负,就像一部小说,直到最后一页,悬念才能揭晓。

分界洲岛是一座美丽的小岛,岛上有一座美丽的小书店,叫分界书店。一座小巧的古厝,红墙灰瓦,虽体量不大,但濒海临风,蔚为一道风景,苏童称其为“人间最好的读书地点”。走进书店木门,满满的两壁书架,里面摆满中外名著,当然也有“参演”嘉宾的著作。程永新带我在书店里转了一圈,最吸引我的,是他带来的《收获》旧刊,其中竟有《收获》创刊号。我问程永新是不是原件,程永新说是原件,我立刻有了朝拜的心,像取文物一样把它从书架上轻轻取下,轻抚着它的封面,仿佛要接通它内部的电码。《收获》创刊号封面是由钱君匋先生设计的,五分之四的面积印着褐色的底色,是土地的颜色,暗喻着劳动与收获,底色上面露着细白边,下面露着粗白边,简洁明快,色块的上部用标语宋体印着“收获”这个刊名,典雅而不失力度,封面下方的粗白边上,用小号的标宋体印着“创刊号”三个字,干净而素朴,简洁到了连年份、期号也没有,翻开杂志,才知道创刊号出版于1957年7月24日。这期创刊号上,发表了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康濯先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水滴石穿》、艾芜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代表了文学在新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收获。自此以后,中国文学春种夏耘,都在这份杂志上展示自己的收获,一直到我眼前的叶兆言、余华、苏童。

80年代我读大学时,在期刊阅览室里贪婪地读文学期刊,从《收获》上读到了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叶兆言《花煞》《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这些作品,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那是我没见过的文学,从题材到叙事方式都与文学史上罗列的作品截然不同。你知道什么叫惊艳吗?我读他们作品时的感受就叫惊艳。当时我对同学说起我的感受,有同学说,这些作品没有定评,还是要读有定评的作品。但文学作品一旦有了“定评”,就没有了开放性,成了标准答案,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我从小喜欢写作,但我并不喜欢语文课本,因为课本就是标本(怪不得现在的课本都叫“课标”),一经老师阐释,就变成了“知识”,只能去背诵,而不能去感受,读者和作者间的交流被掐断了,文学的创造性也被阉割了。莫言、余华、王安忆、孙甘露、叶兆言、李锐、马原、苏童、洪峰、乔良、王朔的作品激发我对文学的热爱,重新塑造了我的内心和我的人生。如果没有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收获》这样的杂志,我对文学的热爱或许会打折扣,也许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当然还要感谢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巴金先生,没有他,就没有如此特立独行、又深得我心的《收获》杂志。从那时起,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虽然直到我走上分界洲岛,和《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和我仰慕的叶兆言、余华、苏童这些作家坐在一起,这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我只知道自己喜欢这样的文学,至于什么定评不定评,对我一点也不重要。我读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自己的内心。我这人有很多缺点,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从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写作要为自己的内心而写,生活要为自己的内心而活。

在文场“奋战”多年,我对京津一带的作家较为熟悉,刘绍棠、张洁、刘心武、冯骥才这些前辈都是忘年之交,与梁晓声、张承志、刘庆邦、刘恒、莫言、曹文轩、毕淑敏也意气相投,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对于江浙沪一带作家接触较少。在我心里,北方作家大多遵循绵密而厚实的现实路线,南方作家则秉持着某种先锋实验精神(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富于灵性,像水一样随物赋形。其实余华、苏童与北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苏童毕业于北师大,余华《活着》就是在永定路附近写的,距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捧着《活着》一口气读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余华、苏童后来做了北师大教授,更是成了“北京人”,但我还是一直把他们当作南方作家看待,或许这是《收获》杂志给我留下的烙印太深。

我书房里藏有余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几乎所有单行本,包括同一部作品的多种版本。余华的作品时时在手,余华的文字时时入眼,已成我多年的习惯。我当年写《旧宫殿》,其实是跟在余华和莫言的身后亦步亦趋,但在走进《我在岛屿读书》这个节目之前,我应当只见过余华一面,就是在2001年“青创会”上,然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在海滩上见到余华,我以为他会说“初次见面”一类的话,没想到他说“又见面了”。他竟然还记得我们曾经见过,这令我觉得很温暖。

文字里的余华是冷酷的,现实中的余华却明亮而开朗,时常妙语连珠。苏童也是一样,他笔下的《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色调那么冰冷幽暗,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位宽厚兄长,笑容永远是那么明媚,仿佛一位阳光少年,永不老去。叶兆言更是温和得像一个老工人(他年轻时的确当过钳工),让人一见如故,没有生疏感。我喜欢听余华和苏童互怼,比相声更精彩,许多都是“现挂”。他们二人是这档节目最重要的“戏骨”,这档节目后来能“火”,主要缘于他们的精彩发挥。江苏卫视真是选对了人,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相互太熟悉,余华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程永新带他们几乎吃遍了《收获》杂志社附近的小馆子,有朋友去《收获》,就会看到苏童、格非、余华三个人整天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好像《收获》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开朗性格,让我很快融入到节目中,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与几位“偶像”谈文学,毫无负担感。我喜欢与他们相处,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杰出的写作者,在文学上各领风骚,更喜欢他们的机智幽默,语言间你来我往,一个人的话会马上被另一个人接起来,从来不会掉到地上,就像有一次我说,这几天睡不好,眼袋都掉地上了,苏童立刻接道:眼袋掉到地上,又捡起来了。

2024年8月,我从上海书展“转场”到南国书香节,广州的活动结束后,一个年轻的读者交给我一封信,回到酒店开启信封,发现这是用钢笔手写的很长的信,信中说:“第一次了解到您其实是在《岛屿》,当我看到诸位老师在岛屿上对文学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表现出那种极度洒脱的状态之时,一句话脱口而出:‘好希望以后我也能这样。’”

没想到我们的胡说海聊,对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感染力,说不定还会改变他的一生。其实岛上相处的日子也令我无比沉醉,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业,也是寂寞的事业,我没有他们几位整天泡在《收获》杂志社高谈阔论的经历,也很少有机会像这样与几位我热爱的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录制)”,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谈阅读,谈写作,谈NBA。我想起当年“西园雅集”,苏轼和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秦观这一班老友相聚,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想必也不会一直正襟危坐,像开研讨会那样一本正经,而是正经的不正经的玩笑话一大堆,在谈笑中尽享同道相聚之乐,像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写的:“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哉?”

《我在岛屿读书》是一档纯谈话类节目,参加者都是真正的作家,没有流量明星,也不靠任何噱头,全凭嘉宾们的话语交锋,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节目设计,还是需要一些胆识的。小可告诉我,投资方原本希望明星加入,但许多明星除了耀眼的光环什么都没有,把他们弄到节目里来,他们尴尬,作家们也尴尬。当然并不是所有演员、明星都是如此。电影演员中,陈冲的文字我是喜欢的,她2024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猫鱼》,文字是那么优美,色调是那么深沉,如一卷构图精雅的老胶片,在静默的转动中,一格一格地闪回她曾经的岁月。历史学家罗新说:“《猫鱼》是高水准的自传体散文集”,我看到有粉丝在陈冲的微博留言中说:“在中国的女演员当中,陈冲的文字表达和叙述能力就是天花板”,这些评价都不为过。电影导演中,我最喜欢陈凯歌的文字,他2001年出版《少年凯歌》,文字间带着难掩的痛意,将一个少年13岁到20岁的生命轨迹如画卷般缓缓摊开,仿佛是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假如这档节目组请来陈道明、姜文、陈冲这些有深度的演员则另当别论,假如要邀请那些分不清周秦汉唐的流量小鲜肉来“参演”以博眼球,对这档节目来说,那不是伤害,而是一场灾难。

好在节目组顶住了压力,电视台顶住了压力,没有邀请任何一位明星,只请了莫言、叶兆言、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这些“老戏骨”,无须任何伪饰,全凭本色出演,连服装和化妆都十分简省,余华就穿着他在小摊上买的一条沙滩裤出镜。节目一季十二集,每集只有一个大致的主题,没有固定脚本,全凭临场发挥,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凭借的正是几位作家的临场发挥。他们如狙击手一般,用射击专业术语说,叫有意瞄准,无意射击——长时间的阅读、思考,就是有意识的瞄准,他们脱口而出的话语,则是无意的射击。长时间的静默、潜伏,决定了他们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除了欧阳江河比我年长12岁,叶兆言比我年长11岁,余华、苏童、西川与我均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他们三人均生于60年代初,我出生于60年代末,但成长、阅读的轨迹基本重合。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或者两代人,谁都无法逃出时代强加给我们的规定性成长。但精神生活的贫瘠,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于读书的渴望。余华、苏童、西川他们读过的那些“内部参考,不得外传”的“黄皮书”“灰皮书”(即“文革”后期印制的只供“内部参考”的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我也读过一些(有些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架上)。2023年,在珠海东澳录制《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时,阿来说他年轻时在乡下看到当地人把报纸当成壁纸糊墙,他就趴在墙上读报,从低处往高处读,最后站在床上歪着脖子读糊在顶棚的报纸。出生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我们爱惜字纸若此,异曲而同工。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颠扑不破的精神信条。如今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精神世界没有提升,相反却日趋浅薄化、庸俗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我感触犹深。因为我所见的大多数游客,皆对后宫那点事儿感兴趣,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精品视若无睹,对故宫所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扞格不入。庸俗电视剧、短视频的横行,对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读书传统无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在视频时代成长下的一代人,普遍缺乏老辈中国人基本的中国文化根基训练,“无法从经典文本本身去体察中国文化的素养与基础”,对于文字之美、文学之雅更是感到淡漠和生疏。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创造力,而这创造力的渊源,正是这个国家民族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根脉,犹如一株老树,根越深,枝就越茂。反过来,“娱乐至死”带来的快感将导致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断下行,最终有可能毁了我们这个曾经缔造了伟大文明的国度。当然,短视频平台是器,不是道,将如此多的意义附加给它,也是它的不可承受之重,关键依旧在于能否以中华文化(包括文学)的深厚与雅致、温情与人性,去“形塑”中国人的精神,通过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把国人的视线引回到文本的世界中,找到滋养我们精神的真正的粮食,而不是粮食的代用品。一如文学,是许多门类艺术的“源”。引导众人认清本末,或许便是《我在岛屿读书》这档视频节目的意义所在。

苏童说他读大学时,宿舍楼里只有水房的电灯晚上不熄,他就搬把椅子到水房,在夜里读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还回忆了他炎热的夏天躲在蚊帐里读《赫索格》的那份痴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川端康成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又影响了我的写作。文学的传统就这样借助文字接力式地传递下去。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檀香刑》对血腥与暴力的极致化描写曾令我深深迷恋,我把它们运用到《旧宫殿》中。我将阉割的过程描写得入木三分,以至于一个女读者对我说:“连我都觉得疼了。”我在节目里说,后来我不写这么冷酷的东西了,生命还是需要温暖,需要力量,鲁迅作品的色调表面看是冷的,但它们的背后是暖的,所以他在《药》的终结处,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加了一个代表希望的花环。后来我发觉自己说得不够严谨,仿佛是在责备余华和莫言过于冷酷,其实全无此意。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因为他们的文学世界无比丰富,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性,永远不能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他们像鲁迅一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需要非凡的勇气、洞察力和责任感。我深知,不敢直面黑暗,就不可能迎来光明。

好在他们是宽厚的,对于我的“失言”,他们毫不介意,正像余华笔下的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是“一个在生活中温和的人”。对于像我这样“进步”很慢的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几位兄长也没有丝毫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每天录制结束,一起下小馆子喝啤酒,胡诌八扯。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脸上呈现出酱红色,思想的火花才开始四处乱撞。我们骑自行车返回酒店的路上,一对年轻的情侣认出了余华,要与他一起合影。在东澳岛,可域度假村内渔·海鲜餐厅,服务员居然认出了余华,拿书来请余华签名。他们是启迪心灵的明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能与他们同行,哪怕只有短短几日,于我已足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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