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九岁的时候遇到了大饥荒，吃过榆树皮。母亲用镰刀把榆树皮刮下来，放进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黏液给她的孩子们喝。黏液看上去清汤寡水，却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是什么滋味，黏液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了。

村里不少人家都去刮榆树皮。春来不久，榆树皮刚有点发青，枝条上刚要发芽，树皮就被饿急了的人们刮光了，把树干和树枝都刮成了光杆，看上去白花花的。塘边地头的榆树没了皮，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吸收营养，风刮日晒，很快就死掉了，干枯了。

长大后，我老是听人们翻来覆去说，树要皮，人要脸。或者说，人要脸，树要皮。一开始，我对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很理解，觉得树皮是树皮，人脸是人脸，干吗非要把树皮和人脸放在一起说呢？后来，随着个人的经历阅历不断增加，甚至随着年事不断提高，我才逐渐认识到，把树皮和人脸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树没有了皮，就不能存活，就得死掉。人没了脸呢，活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恐怕很难活出个人样儿。当然，这里所说的人脸，不是生理性的，而是主观的、精神性的，它指的是人的脸面、名誉。

是的，人类作为灵长类高级动物，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遗传基因使然，一出生就自带文化、禁忌和羞耻感。如同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头颅、面孔和眉眼，同时也都有自己的面子。每个人对自己的脸面都很重视。穿衣遮体，是为了维护脸面。吃饭果腹，是为了不失脸面。读书，求得学位，赢得功名，更是为了给自己长脸。一个人可以宣称不要钱，但从没有人敢说不要脸。如果一个人被别人指责不要脸，对这个人无疑是极大的贬低和羞辱。树的皮，关乎树的生死存活。人的脸，关乎一个人精神上人格上的生死存亡，的确要紧得很呢。

如果换成一个理论性的、带有普世性的说法，一个人的脸面就是一个人的尊严。人生一世，谁都想得到别人的尊重，谁都想活得有尊严一些。而丧失尊严易，得到尊严难，要活得有尊严，并不是那么容易。人世间总是有竞争，有践踏，有倾轧，人们泥里水里，风里浪里，坎坎坷坷，沉沉浮浮，一辈子都有可能在生命尊严的问题上挣扎。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尊严不断受到挑战的一生，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和保持尊严不断奋斗、不断抗争的一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说了，连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也难逃尊严不断受到伤害的命运，也得为不失尊严顽强地进行斗争。鲁迅先生因“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受到多方攻击，一辈子都在战斗，都在反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仍然在挑灯夜战、伏案写作。人物有大小，尊严不分大小。我个人的体会是，越是在底层，越是小人物，尊严受到伤害的时候就越多。只是虱多不痒，受到的伤害多了就皮了，就不那么敏感了。而我是一个敏感的人，从小自尊心就比较强，自尊哪怕受到一点点伤害，都能感觉得到。我伤心，我流泪，我愤懑，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当我开始写文学作品之后，逐渐认识到，办法还是有一点的。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动物性的弱肉强食是越来越少了，但精神上的互虐还继续存在着。经济社会是不断发展，物质世界是越来越丰富，科技的发展也到了惊人的地步。可人类的人心呢？人心进步一点却非常非常难。有时让人悲观地觉得，人心不但没有进步，没有改善，好像还退步了，变得更加不堪。比如在虚拟空间大量出现的语言暴力、恶毒攻击等等，仿佛人性之恶重新得到激发、激活，对生命尊严伤害得更加严重，让人觉得无可逃遁，十分可怕，真的是不寒而栗。我所说的办法还是有一点，是指我们所写的小说，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自成一统，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主宰。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做得春风荡漾，善意融融，使人心得到慰藉，使灵魂得到放飞。是的，哪怕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哪怕是一个靠捡废品卖钱供孩子上学的家长，哪怕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哪怕是一个最弱小的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尊严。我们作家要做的，就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小心地尊重和维护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文学的功能有多种，可以审美，反思，忏悔。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从人道主义理想出发，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在作品以外的现实生活中，别人可以无视我们的尊严。在作品之内，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虚构范围内，我们必须重视每一个笔下人物的生命尊严。正因为我们的尊严曾经受到过伤害，所以我们才有责任让我们笔下人物的生命尊严得到维护、免受伤害。

鲁迅先生是这么做的。鲁迅先生的经典短篇小说《孔乙己》，就是一篇呼吁尊重生命尊严的经典之作。孔乙己是一位旧知识分子，他虽然穷困潦倒，但仍身穿长衫，说话之乎者也，极力保持着读书人的面子。从生命尊严的角度看，可以说整篇小说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如何对待生命尊严展开。墙倒众人推。酒店的店员，在酒店喝酒的人，围观者，还有一些小孩子，都看不起孔乙己，嘲讽他，揭他的短，捉弄他，甚至抢吃他的茴香豆。孔乙己在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依然端着架子，在为自己辩解，像保护少得可怜的茴香豆一样，维持着自己的生命尊严。可是，维护生命尊严是有条件的，在当时民不聊生、人心不古的恶劣条件下，在酒馆现身的孔乙己，只能是一场比一场更落魄、更悲惨，直至尊严丧尽，以人生的悲剧告终。鲁迅先生以悲悯的情怀，怀着对孔乙己的极大同情，用精短的篇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人的尊严被践踏的片段过程，并呐喊般警示人们，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尊严，不要再麻木不仁。

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在维护生命的尊严方面，有着与《孔乙己》同样的警示意义。祥子作为一个在北平城里拉车的人力车夫，一直被人驱使和奴役，谈不上有什么尊严可言。可他也想混出个人样儿来，也想建立属于自己的生命尊严。他把生命尊严的建立，寄托在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上。他憧憬着，当他有了自己的一辆洋车，就可以自立自强，风光无限。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美好梦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破。不是他费尽千辛万苦买到的洋车被宪兵强征走了，就是他又攒够的买车钱，在军警搜捕中被抢走了。再就是，他好不容易买了一辆比较便宜的二手车，在安葬虎妞时不得不卖掉。至此，祥子想通过买车建立个人尊严的理想彻底破灭，而后彻底陷入破罐子破摔的悲哀境地。当然，视野开阔的老舍先生，是通过祥子个人典型性的命运遭际告诉人们，每个人的尊严都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遭受侵略、民族面临危亡的年代，蝼蚁般的草民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丈夫》，更是一篇集中书写生命尊严的样本。小说不到一万字，故事情节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在农闲时节，与妻子久别的农民丈夫，到城里河边的花船上，寻找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欲和妻子行亲热之事，也是尽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可是，由于妻子的“生意”很忙，接客的任务很重，在半天半夜之间，妻子竟连续接待了四拨客人，丈夫连和妻子亲热的机会都没有。就在同一条船上，丈夫躲在前舱，妻子接客在后舱，丈夫能听到后舱发出的声音，感到船在水面的颠簸。妻子先接待的两个男人，第一个是“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银链”的商人；第二个是穿“生牛皮长筒靴子”的水保。作为一个丈夫，自己的妻子几乎是在眼皮子底下被别的男人蹂躏，还有什么能比此等事情对丈夫的尊严伤害得更严重呢？恐怕没有吧。不管放在哪个男人身上，恐怕都不可容忍吧。丈夫从“生意”的角度考虑，咬咬牙忍住了。接下来，妻子又接待了两拨男人。前一拨是两个粗野蛮横的兵痞，他们喝得烂醉，一上船就野蛮地寻欢。后一个是“穿黑制服的大人物”，是派头很大的警官。就这样，小说把一个丈夫的尊严一步一步推向了绝路。我注意到，丈夫没有名字，从头到尾都是以丈夫代称。这肯定是沈从文先生有意为之，以此增加小说的概括力。丈夫和妻子的生命尊严一败涂地，难道连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有的有的。根据沈从文的精心安排，丈夫一双粗大的手掌，捂着脸孔呜呜地哭了起来。哭过之后，第二天一早，夫妻俩一同转回乡下去了。这真是精彩的一笔，理想的一笔，光明的一笔。有了这一笔，就有效地挽回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命尊严，使整篇小说得到了升华。相比孔乙己和祥子而言，在无名的丈夫身上，更好地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理想。

至于我为《长江文艺》新写的短篇小说《鸡的悲喜剧》，我就不多说了，读者朋友一看就明白了。反正人类不管走到哪一步，生命尊严都会面临新的挑战，都有可能陷入新的困境。让我们与人为善，随遇而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