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自开设以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杂志的品牌之一。此栏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今年，中国作家网与《人民文学》杂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观察专题，作家访谈和相关视频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各新媒体平台、《人民文学》杂志各媒体平台推出。继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龚万莹、朱强、李知展、何荣、王姝蕲、傅炜如、叶燕兰、李唐、杨天天、康雪、 吴清缘，敬请关注。

李唐，1992年生于北京。出版长篇小说《上京》《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热带》，曾获十月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等。

李唐是“90后”里自觉承载先锋余绪的作家。他并非是形式探索的执着者，但钟情于精神的再造。李唐的小说轻情节、重氛围，梦境、迷踪、声响是萦绕在他不同的叙事中显著的文本事件，同时也内在地结构着作品的主题。显然，这是一位对细琐极度敏感的写作者，善于从细小的情绪点染人物，当这些情绪足够清晰时，也就有了小中见大之感。李唐笔下的人物有异质性追求自觉，他们和她们的失眠、嗜睡、失语、妄想、恐惧都通往与真实世界相悖的虚幻，叠加的虚幻塑造出牢固不可破的消极自由。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他笔下都呈现为困惑的他者或神秘的客体。但没有人可以抓着头发把自己扔出地球，相应的，致力于这种路径的写作也就呈现出别样的难度与野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李唐广泛的和普遍的不及物完成了另一种现实主义的介入，以犹在镜中的姿态和位置予以读者警示。如果说上述的说法有些过于抽象，当大家认真读完李唐的小说往往会有更一致的意见：他是一个诗人。

陈泽宇：李唐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你聊聊。我们曾有一段时间不长的共事经历，在那之后，似乎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作为前同事的我们经常拜读你的新作，不过大家更关心的是：李唐现在去哪儿了？李唐这会儿又在哪儿？至少，我对常换工作的作家很好奇，你是在体验生活吗，还是单纯喜欢这种“逛游逛游”的感觉？所以很想从这里开始听你讲：过去几年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唐：泽宇好！其实从我最开始想写作的时候，就觉得边工作边写作是件很酷的事。那时我迷恋的是卡夫卡、佩索阿和耶茨、卡佛这样的作家，他们平日里都有自己的工作，与常人无异。只有在工作完或下班后夜深人静之时，才会一头钻进文字的世界里……这让我觉得写作者像是地下工作者，有不同于表面的身份，同时又是隐藏的，仿佛多了一重人生。

不过写作确实让生活多了一重维度。我根本想象不到如果没有写作，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从心理层面上或许要比现在艰难许多。所以我感谢写作，即使它也带给了我痛苦。

工作于我而言可能是一种保护吧，因为我确实没有信心完全依靠写作为生，这让我有点害怕。我不想让写作这事跟生计挂钩，这样会压力很大。因此我早早就已下定决心，要用其他工作来养活写作，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我还没找到既不用工作，又可以不靠写作为生的途经。至于说换了几份工，有各种各样的缘由，有些亦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我只能说，写作者的身份有时会将我带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领导会担心你不够专注本职工作，要么会给予你不切实际的期待。工作时，知道你写作的人越少才越好。

陈泽宇：与许多从外省来京的写作者一样，北京对我特别有身体感的经验是不确定、犹疑和大——它的确太大了，允许每个人从中把自己稀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你笔下的北京经验和“北漂”们所感受到的有显著不同，但也不处在京派或京味传统的延长线上。你爱惜的那些人物似乎和具体的地方性是脱嵌的，同时又在整体上具备了有效的模糊性。身外之海，仿佛万人如海。从成长和写作来看，北京对你意味着什么？你的精神原乡和这座日新月异的都城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唐：其实我一直觉得北京本土写作者在写作上是吃亏的，因为我觉得本土作者和外来作者的经验没什么本质不同，这样的话本土作者反而相当于缺少了一种故乡经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几乎不会写北京，而是写一种更“普遍”性的城市经验，也就是你说的拒绝“地方性”。现在依然是如此。

北京对我的意味并不复杂，就是我的家，以及我的一切。我根本就从没真正离开过。但是我在文字中一次次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某个具体的城市，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所以我要再一次感谢写作。创作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行为，无论你离开家乡还是待在一个地方，无论你过着怎样的人生，都值得去书写，也都能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陈泽宇：依稀记得六、七年前的某天下班后，我们在办公室有过一次长谈。你说正在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关于民国时期的旧京，关于“劲松”和“架松”，关于一个刺客和万牲园门口的巨人……《上京》的确是一个与你先前写作不太一样的故事，城市青年身上的那种去历史化的隔膜感被投射到了城市的历史性上，体现出主体的挪移。但从主人公“梦生”这个名字来看，《上京》的时空置换背后也有着变化的限度。当时你怎么想到要写这个？这么多年来，你的写作有过下意识的变化吗？

李唐：《上京》在我的写作里确实算个异类，因为它某种程度上算是“历史小说”。我当时是受到两个影响的叠加：一个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北京的魅力，像是一个“异世界”，使我非常着迷；一个是无意中读到了我所住的劲松地区的历史，知道原本是叫“架松”，这个“异世界”就蔓延到我家门口了。于是我想写一个“颠倒”的北京城——还是同一个地方，但仿佛是当下北京的“影子”，如同《EVA》里那个倒着建造在地下的城市，因为那个北京确实已经消失了。

写作上我一直在求变，但说实话变化不大，我还为此苦恼过。现在想来有点自大了，根本还没到我该苦恼的时候，于小说而言我才入门而已。我希望我的每个小说都不一样，所以有时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一会儿写老北京，一会儿写科幻，一会儿又写魏晋。我只能说我想要体验不同的世界，越多越好。

陈泽宇：对于你的创作之路来说，写作是从诗开始的，小说是后来的事，现在这两副笔墨也都在。但感觉你写诗的数量在减少，还有些深夜发在朋友圈的诗翌日失踪……诗和写诗对你意味着什么，在最初的时候，以及今天？

李唐：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诗，小说最好的那部分也是诗。诗并不是一种形式，只有分行才算。诗歌数量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小说写多了……但这个问题我确实前几天还在反思，我确实很想多写一点诗，至少保持一种写作的状态。我的诗大多是闲暇时写的，而这两年我总是放松不下来。

陈泽宇：想听你谈谈爵士乐，隐约感到它对你艺术敏锐度的形成有着较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对这块一窍不通）。

李唐：爵士乐是一种即兴的艺术，我其实也基本上一窍不通。最开始听爵士是大学时候，一个叫做“乔治男爵”的鼓手，感觉像是非常抽象的画，脏兮兮穷兮兮的，没那么多花哨，也没那么多装饰。鼓就是鼓，钢琴就是钢琴，一切都是那么赤裸。尤其我之前听了大量摇滚和后摇，炫技炫得我快吐了。爵士乐也炫技，甚至更厉害，可爵士乐即使炫技也很质朴，你能听出音乐是从乐手的肉体里迸发出来的。自由爵士的先驱Ornette Coleman说过：“次中音萨克斯是最能吹出人的灵魂的。”（大意）我想整个爵士乐也是如此，它是最贴近人性的，仿佛就是在街头巷尾的流浪艺人的作品。它带给我极大自由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可以像爵士乐那样自由、无所畏惧，当然还差得远。

陈泽宇：在“90后”作家里，你是成名较早且一直保持创作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关于“作家”的自我认知呢？还有，你怎么看待“xx后”代际划分，在你看来“90后”作家是否有某些可堪把握的共性？后面这个问题或许是有些无聊的。

李唐：我现在也没有自己是个“作家”的实感，如果有人当面说我是作家，我会非常羞愧。我更愿意称自己是“写作者”，可能因为“作家”后面有个“家”字，成“xx家”一般是旁人的认知，哪有自己这么说的。关于“xx后”的问题，我觉得年龄相近的写作者会有一些天然的亲近感，尤其等更年轻的写作者不断出现后，这种亲近感可能会更强烈。除此之外，“90后”写作者几乎没有什么共性，大家努力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陈泽宇：世界正在变化，其中一点是媒介。在地铁上，我发现前两年许多年轻人的手机屏上是网络小说，近几年基本变成短视频或微短剧。视听时代的全面到来对你有影响吗？对写作呢？

李唐：影响还是很大的。纸质书的销量今年下滑很明显，原创小说的出版受到了很大冲击。许多选题前两年还能做，今年就做不了了，未来会怎样也没人知道。许多出版机构压缩了文学类选题的数量，这是对写作者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我这样的非畅销书作者。

对写作本身倒是没多少影响，该写什么还写什么，要不还能怎么样呢？

陈泽宇：世界正在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变化”需要在“注视”和“行动”中才得以实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对与自己看似无关的生活很漠然，我知道你不属于此列。但仍有疑问：虽然说实践和参与型的知识分子生活与更纯粹的“纸上生活”并无价值的高下之分，但从一种社会分工或职志的角度看，文学人在当下何以介入“时代”呢？尽管这可能并非属于文学的理想。

李唐：我确实经常关注社会问题，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而是一个正常人本该做的。但我对文学介入时代本身一直是持悲观看法的。文学什么也解决不了，甚至影响也有限。文学对时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甚至是间接的间接。我以为，每个写作者只要真诚地写出最打动自己的事物，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会产生什么影响，非人力可知。

在此我想直接引用一段黑塞的话：“一位唤醒您、带给您认知的作家，并非亮光本身或是举着火炬的人，他最多代表一扇窗户，亮光可以通过这扇窗到达读者那儿，而这与英雄主义、高尚的意愿以及理想的政纲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功绩仅仅在于他是一扇窗户，他不挡住光，亮光射入时他不会关闭。如果他积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人类的救星，那么很可能正是这一愿望会使他跌倒，阻止他让亮光透过。高傲或者极力追求的谦虚都不该是指引他或推动他的力量，这力量只应该来自对光的爱、对真实的开放、让真正的东西有穿过的可能。”

陈泽宇：2024年，中国作家网设置了一个栏目，叫做“我的‘关键之书’”，请不同领域和类型的写作者来谈谈对自己影响最大一本书，这种影响又不局限于写作本身。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的“关键之书”是什么？还想请你给朋友们推荐几本最近的手边书，有趣的或耐读的皆可。

李唐：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本80年代出版的《叶赛宁诗选》，是我初中时无意中从书架找到的，薄薄的一个小册子，艾青作序。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可能就不会去尝试写诗，因为当时叶赛宁的句子实在太有意思了。

我最近在看智利作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的三本：《盆栽》《回家的路》和《我的文档》，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家，对我也有启发。另外还想推荐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他的每本书都像是爵士乐。拉美文学就很有爵士乐气质。

陈泽宇：或许年龄增长对写作者处理内面的自我有所帮助，但从小十年前到现在，感觉你外貌几无变化。当同龄人已经开始面对脱发啊、皱纹啊、发福啊这些时间的馈赠，你看起来停留在了大学时代。所以最后一个“灵魂发问”是，你如何做到永葆青春的？？毕竟你如此高产，又如此喜欢熬夜……

李唐：呃，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也不见得是好事。自己已经三十多了，却经常被认为还在读大学，这种感觉并不美妙，因为人们会觉得你还年轻，因此轻视你。不过我确实有意不使自己变胖，我一直记得村上春树说身体是心灵的圣殿之类的话……而我很懒，不愿多运动，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晚上别吃主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