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的突破和创新

■黄一兵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下简称《一百年》）是第一部着力体现和反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党史基本著作，是第一部着力体现和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党史基本著作，是第一部着力体现和反映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并着眼于建立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党史基本著作。这部著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注意充分吸收成熟的党史研究成果，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在编写体例、内容结构、阐述表达等多方面形成了突破和创新。

一、历史主题：新的建构和贯通

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四句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四句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深刻揭示了党的历史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前途和命运的关系。这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将中国共产党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时间段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表达得更加清晰和完整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运动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标志着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百年》以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论述为依据，紧紧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将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贯通起来，丰富和拓展了党史基本著作的叙事结构和主要内容。

《一百年》开篇标题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个标题开宗明义标明了《一百年》的叙事起点，这就是1840年，即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确历史主题的起点十分重要，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一百年》紧接着就阐明了以近代中国社会作为叙事起点的思想理论意义。《一百年》写道：“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那么，它是不是中华民族复兴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百年》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论断深刻说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具有同一性。领导中国革命、完成革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百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一百年》开篇是传统的，也是富有新意的。“传统”在于它没有脱离党史基本著作的框架，而“新意”就是它鲜明地融入了民族复兴史的崭新叙事。这种新的叙事风格在随后展开的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二大等章节中都有突出体现。《一百年》指出：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的二大宣言提出“党的奋斗目标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这就制定出了党在当前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这个纲领，事实上是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首次明确阐发。

历史叙事从本质上看就是历史建构。将党史和民族复兴史贯通起来的历史建构，不是重构党史，而是对党史传统叙事的丰富和发展。这个过程是严肃的、认真的，是以考证求真、严谨阐释为依据和标准的。

客观地说，具有强烈的民族解放和复兴意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早在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指出：“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同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并将民族复兴寄希望于青年。随后，李大钊连续阐发“民族复活”思想，大声疾呼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称“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还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唯有依靠“第三新文明”，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李大钊不仅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倡导者，更是伟大实践者。在壮烈牺牲前，李大钊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探索“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良策；“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这个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等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对中华民族复兴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思考与探索。陈独秀在1916年初发表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使用了与“民族复兴”近似的“民族更新”一词：“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正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奋斗和努力下，党的二大才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启了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现实的运动”，赋予其独特时代内涵。“党的成立”在任何一部党史著作中都会涉及，是一个具有固定框架和成熟叙事的章节。但《一百年》对于这一节的描述从框架到内容都有新的考虑、安排和表达。首先是标题。这一节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初心使命的确立”。“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初心使命的确立”并列起来，这在党史基本著作中是首次。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这个标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实现初心使命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标题作为本节主旨要义的提炼，不仅从人民性上体现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还从民族性上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突出了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揭示了党的成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远影响和历史作用，从而大大拓展了党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

纵观整个《一百年》的历史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是沿着民族独立、民族自立、民族振兴、民族强盛的逻辑体系和内容结构有序展开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独立”成为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形态和现实运动。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要发展繁荣，必然以自身的独立解放为根本社会条件。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但是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党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道路与前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口号，强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更积极地参加与领导广大工农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族革命斗争。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自立”成为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形态和现实运动。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强大自己。为了使中华民族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坚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展现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强大决心，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振兴”成为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形态和现实运动。“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面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现实要求，我们党将改革与民族振兴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相统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通过改革开放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出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强盛”成为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形态和现实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党立足民族强盛的现实发展需要，把国家追求、民族向往、人民期盼融为一体，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民族复兴中国梦，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进程和实践结果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人民顽强奋斗已经干成和正在干的一切，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形态和现实形态。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从未中断过，而且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二、历史本质：新的深化和阐释

把握历史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是认识和分析历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主流和本质则是对历史主题和主线的体现。把握历史主流和本质，就是要把握住党的历史的主要方面，区分出历史的次要方面，从主要方面、内在规定性的深度认识和研究党的历史，避免历史次要方面、历史表象对历史认识的干扰，避免发生历史认识和研究的片面性错误。《一百年》聚焦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等内容，使党史基本著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旨要义和基本规律的揭示更为丰满、更为扎实、更为透彻。

如果说《一百年》将民族复兴史融入“不懈奋斗史”大大拓展了党史基本著作广度的话，那么“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就是以新的建构进一步增强了党史基本著作的深度。

关于“理论探索史”。《一百年》的“理论探索史”反映和体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而是聚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形成、发展和确立的过程。对于这一重要内容，《一百年》没有局限于对指导思想基本内容的孤立介绍和阐释，而是遵循党史叙事特点，突出“探索”的内容，将“理论探索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过程统一起来，与中国特色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开辟统一起来，与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形成统一起来。

《一百年》中首次提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党探索革命道路的角度提出的，这一章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一百年》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的说明。”《一百年》指出：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一百年》引用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编写逻辑体现了党的领导集体成熟、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与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百年》的逻辑结构是前后贯通的，它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建构和阐发，同样体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飞跃发展的高度统一、与中国道路形成的高度统一、与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形成的高度统一的关系。

同样，《一百年》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和阐释也体现了上述特点。《一百年》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实践成果和重大意义的党史基本著作，这是党史编纂的新突破，也是“理论探索史”编纂的新突破。《一百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和解决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为逻辑线索，注重反映和体现“十个明确”内容，从理论上建构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面貌，科学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目标与实践进程等的辩证关系。由于“十个明确”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基本领域，《一百年》以此为基本框架首次建构起党史基本著作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四梁八柱。同时，《一百年》注重反映和体现“十四个坚持”的内容，着力从实践上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紧紧把握“怎样”建设的问题，从领导力量、根本立场、必由之路、发展理念、国家性质、治理方式、意识形态、社会民生、绿色发展、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党的建设等方面，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政策，建构起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并列的基本方略的内容。《一百年》设专门章节反映和体现“十三个方面成就”，着力通过重点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全景展示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理念、成就和经验，深刻揭示经过实践检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一百年》将“两个确立”内容独立设节予以充分体现，这种结构安排最根本的依据是：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从“理论探索史”的角度看，这种结构安排突出了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规律性认识，这就是：一百年来，党的思想理论形成、发展、成熟和确立为指导思想的过程，就是党的领导核心形成、成熟和确立的过程。《一百年》指出：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习近平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习近平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关于“自身建设史”。《一百年》在“自身建设史”的建构和阐述上最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是补充完善了“党的领导”的内容，使全书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演进脉络；另一方面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使党史和党建内容有机融合为一体。

从客观历史进程看，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概念并展开相关制度建设，是以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为发端的。把握基本历史逻辑，《一百年》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到解放区建设，党始终注重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一百年》以重要文献和重要制度建设突破为节点，初步勾画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线索：“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即作出《关于红军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明确规定各级党委会要‘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9月，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明确：‘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与同类党史基本著作相比，《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卷开卷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突出记述和阐述了“党领导国家工作制度的初步形成”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不仅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对党和国家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深刻揭示了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党的领导制度的历史之源和实践之基。该小节开宗明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从过去战争环境下在局部地区行使一定政府职能，转变为和平环境下在全国范围内执掌国家政权。如何在逐渐转向和平建设的执政条件下，行之有效地领导和管理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这是党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一百年》着重从三个方面对“党领导国家工作制度的初步形成”予以建构：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条件和基础；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制度设计；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保障举措。《一百年》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制度。由于中国革命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胜利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党已经相当地发展了自己的组织领导系统，培养了一批初通理政理财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就为领导一个全国性政权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基础、领导方法和工作制度。”《一百年》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三大制度建设，这就是《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为了确保党的领导的实现，在系统整理和分析研究丰富的史料依据基础上，《一百年》写道：“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即国家的一切干部都要按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原则实行统一的管理。除军队干部实行单独管理外，其余所有干部都统一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理。政府人事部门是党管理干部的一种组织形式，受同级党委组织部的指导。对干部的统一管理，避免了将干部管理工作分割开来，减少了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中的不统一和干部问题上的本位主义的现象，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自身建设史”的历史叙事和历史建构上，《一百年》清晰地阐释了一百年来党的建设的引领作用和保障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党史叙事，也更为充分地揭示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是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一百年》充分认识党的建设对革命、建设、改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影响，在对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行回顾总结的时候，都高度重视分析和研究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在总结土地革命十年历史经验的时候，《一百年》写道：“在这个时期，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紧紧依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在“党的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一节中，《一百年》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标志着党开始用一种新的思路指导自身建设。党的事业与党的建设紧密相连，围绕这个目标，党在健全民主集中制、推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等方面，采取新的举措，推动党的建设出现新的局面。”“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保证了党始终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在这个科学总结的基础上，《一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卷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关系作了更为清晰的建构和更为丰富的阐释。一方面，突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一百年》写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分析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党内、国家、社会以及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将党的建设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不仅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

另一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全面升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一百年》写道：“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对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党强调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我革命不是孤立发生、单独进行的，而是服从服务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伟大社会革命也不是自然发生、盲目进行的，而是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引导革命、推动变革的产物。历史经验表明：伟大社会革命锻造和成就伟大的党，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这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是党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奋斗新征程的重要遵循。

三、历史分期：新的遵循和调整

明确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和叙事的基础。历史总是在变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由于社会矛盾的变化演进，历史发展的过程会呈现出不同性质的阶段，通过划分历史时期准确把握历史方位，科学掌握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任务、发展特征、基本脉络等，是历史建构的首要任务。《一百年》在党的历史分期问题上，既坚持了党史分期的基本标准和框架，又根据新的实践和认识有了新发展新突破。《一百年》在党史分期上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划分为党的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党史时期的划分以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决定的主要任务变化作为基本依据和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这样划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遵循了这样的划分标准。在深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特点的基础上，《一百年》以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权威阐释为依据，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关键，是科学判明发展形势、正确制定大政方针的重要前提，是确定工作中心和基本任务的客观基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判断为依据，《一百年》引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科学结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二是抗日战争历史分期的补充完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里，第三个历史决议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将十四年抗日战争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来。按照决议精神，《一百年》在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中专设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节下设“九一八事变和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民族矛盾的上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两目，与后一章“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相呼应、相贯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一百年》作出这样的结构安排，一方面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分析判断的客观呈现，另一方面也是党史分期具有特殊性的具体体现。

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规律，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已经有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党认为，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国内部各阶级，除去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我们国家的民族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凸显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我国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党强调，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面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和认识，为正确的抗日战争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指引了方向。《一百年》关于抗日战争历史分期的建构，既反映了党的科学判断的基本结论，又体现了这个历史时期矛盾交织和转换的基本特点。

另一方面，历史分期不是也不可能做到简单划一的一刀切。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历史分期的复杂性。历史分期既存在普遍性的划分标准，也具有特殊性的划分要求。党史时期划分的特殊性之一，是思想上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主要任务的确立不一致、不统一。这个特殊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但没有能够迅速提出和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主要任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无法立刻确立和执行新的历史任务。之所以在《一百年》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中穿插安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一节，就是这种历史特殊性的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主要矛盾的变化，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旗帜，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1930年10月起，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正调集30万大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与国民党“围剿”进行殊死斗争。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上，把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具有鲜明抗日战争特点的历史阶段划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三是围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内容调整。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把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体现和反映这样的历史分期特点，是《一百年》首次遇到的问题。《一百年》认真分析研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内容和特点，根据党中央权威文献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对作为历史分期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相关内容作了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调整。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分析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性质及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及明确今后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内容，放在前一章即第八章。而将这次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内容，与此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内容贯通起来，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篇，将新的历史决议分期的重大意义突出地体现出来。

《一百年》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为第九章开篇，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呈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过程；二是完整体现新老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交替的过程。第九章的开篇写道：“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1989年11月，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在明确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同时，“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四、党的精神史：新的叙事和融合

党的精神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每一名共产党员情感、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凝聚和升华。《一百年》是第一部将党的精神史有机融入党史叙事的党史基本著作。

第一，《一百年》在党的精神史建构上实现了从理论阐释向党史叙事的转化。精神往往是与理想、信仰、信念联系在一起的，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崇高等价值层面的意义，这决定了精神史在表述上具有侧重理论阐述的特点。将精神史融入党史的基本叙事中，就存在着叙事方式转化和融合的问题。历史叙事是强调历史发展的连贯性的，是要通过描绘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始终结来客观呈现其面貌的。在叙事方式的转化和融合上，《一百年》注重揭示精神产生的主体，即是“谁”锻造了精神，同时注重揭示精神产生的客体，即精神是“怎样”塑造出来的。通过对精神产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进行具有鲜明历史叙事特点的描绘，《一百年》完成了对精神史叙事方式的转化和融合。《一百年》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的标题是“党的一大和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从整体结构上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对于井冈山精神，《一百年》写道：“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这同样体现了历史叙事转化和融合的特点。《一百年》的这个特点是贯穿全书的。

第二，《一百年》在党的精神史建构上突出了谱系化的特点。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先后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各种党的精神。这些精神产物，尽管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中锻造形成的，但都是党的历史奋斗的组成部分。《一百年》紧紧把握“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个基本要求，通过历史源流的梳理，勾画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展的脉络。

谱系化就是强调历史发展的渊源关系。以权威历史结论为依据，《一百年》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党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这段表述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揭示了党的精神谱系形成的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一切的精神创造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历史前提和逻辑起点。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就不可能取得进展，更不可能在实践中形成一系列伟大精神。二是揭示了党的精神谱系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结果。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也各不相同，在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都反映在党的精神谱系的内容上，体现出历史性、发展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第三，《一百年》在党的精神史建构上形成了科学完整的内容体系。《一百年》在注重精准把握每一种党的精神基本内涵的同时，立足完整性和体系性建构，注重发掘和阐述每一种党的精神在内涵上的共同性特征、在传承上的普遍性要求。

《一百年》着力在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统一上反映和体现党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真理力量是人格力量的基础和前提，人格靠真理力量铸其魂魄，没有真理力量的引领、滋养，人格力量就会迷失方向、失去根基；真理力量需要人格力量来丰富和外化，真理靠人格力量增其光辉，人格力量越强大，就越能展现真理力量，没有人格力量的形成、彰显，真理力量就会脱离现实，就是“绝对真理”。党的精神谱系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震撼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因为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拥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既矢志不渝追求真理、掌握真理，涵养强大的真理力量，又注重砥砺品质、擦亮形象，展现强大的人格力量，这使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统一于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之中，真正树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碑。

《一百年》着力在精神武装和实践奋斗的统一上反映和体现党的精神谱系。精神的力量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发挥出来，只有付诸实践才能创造奇迹。《一百年》写党的精神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将其塑造、投射到一个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顽强奋斗上。反映和体现井冈山精神，《一百年》写了一位红军连长的家信：“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反映和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一百年》写道：“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19.7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到王进喜、焦裕禄、雷锋、钱学森；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普通连长、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可爱的人”，到脱贫攻坚一线的驻村工作队、抗疫斗争的白衣天使，轰轰烈烈的英雄史诗和埋头苦干的平凡人生共同构成了一部可亲可敬可感可及的党的精神史。

《一百年》着力在政治优势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上反映和体现党的精神谱系。政治优势是最根本的优势，价值引领是最深刻的引领。《一百年》写道：伟大建党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伟大建党精神从精神意识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性质、立场价值、精神姿态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党的政治优势，为其他精神谱系内容提供了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是从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规范出发，才具有特定的内容，才在不同时代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精神风貌与实践成就。《一百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卷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一节中系统总结阐述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各种精神。”“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不过时。”优秀的政治品格、崇高的价值追求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作者：黄一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