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视角展现乡村新貌

——读长篇小说《同舟》

■卢佳音

忽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作家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中国好书”2024年7月推荐书目），是一部深入乡土生活肌理的作品，洋溢着澎湃的诗性激情；也是一部深具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主要体现在它并非简单复制生活的外部面貌，而是往现实更深处挺进。小说讲述了拥有六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同舟村在新时代发生的深刻巨变，塑造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新型知识青年群体，以文化振兴为引领，通过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视角重新发现乡村，努力整合各方资源，带领全村人民不断走向美好与富裕。

“舟”作为贯穿全书的关键意象，让作品更具整体性。“舟”传承了古村落的文化基因——元朝末年关中平原上的段家父女三人救助随浮木漂流而来的两兄弟，浮木被誉为神舟，成为同舟村六百年文化根脉的象征。“舟”这个意象也是同舟村的现实处境。正如作者在扉页上所书：“同舟啊故乡，你这百折不挠的古老村庄，宛若黄河西岸一条渡船，我为你拜地而歌……”渡船象征着连接、过渡与变革，暗示着古老的村庄正在等待从过去驶向未来，从传统跨越到现代。而搁浅的渡船则象征着村庄一度面临的困境，正在等待摆渡的人与行动的橹，找准时机乘势扬帆起航。作者在纵深的历史时空中，塑造了一批返乡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携带着对乡土的美好记忆，让深度参与城市文明与自身精神基因中的农耕文化产生化学反应，重新熔铸出新的知识结构、心智模式和精神向度。

小说的主人公赵志强，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起初只是基于学术兴趣和研究责任返乡进行田野调查。当他真正沉浸在乡村日常中，乡村的生存现状如磁石般牵动着他的情感世界。明明是村里人，却以“局外人”视角对乡村社会进行“追踪调查”，这种双重身份的矛盾和距离感，常常令他感到错位与困惑。受到历史学教授齐青海返乡创办“文海书院”的触动，他意识到，一个有出息的人文学者，不但要潜心研究学问，还要全心为社会进步助力。于是，他彻底回到同舟村，开启从“纸上返乡”到“回嵌乡土”的实践之旅。回嵌乡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回归，不仅仅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选择，也是青年一代带着新的知识、经验和视角的一次再出发，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在建设性视野中的回嵌乡土，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充满曲折和艰难的探索。作者设计了赵志强创作《同舟日记》的情节。这本田野笔记如实记录了他从书斋走向田野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与思考。如果将这些思想实录放置在传统叙事框架中，可能会引发口号化和概念化的质疑。但他的每一次思考、转折和权衡，正是作家希望通过小说强调“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为避免概念化的叙述，作者巧妙运用日记体的形式，使得这些思考自然流淌。乡村建设从来不是在白纸上重新描绘图景，而是在多方协商与合作中，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交织和融合。

▲《同舟》书影及内页　资料图片

作者整体性梳理了同舟村的不同文化资源。比如青年画家马志远创作的《大河深秋图》，结合北方深秋滩涂湿地万物生灵的热烈生机，展现黄河静流的悠远诗意，描绘出和谐共融的大千世界，这是艺术家眼中的大地之美；在职校果树栽培专业毕业生忽沛东的眼中，大片坚硬板结的盐碱滩地，不再是毫无价值的废弃之地，而是经过改良治理适合冬枣生长的沃土，这是农业栽培技术视角下的希望之光；在齐青海眼中，矗立在渭北高原与黄河滩之间六百年的忽家古寨，承载着厚重的根脉文化，是自然景观与文化积淀的有机融合，也是稀缺的文旅资源。电商、数字营销、文旅融合、农业科技等多元知识的融入，让作者重新发现同舟村的天资禀赋，为乡村振兴的书写提供新突破口。

作者还有意识地返回历史深处，寻找农耕文明、关中文化中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资源，来连接历史与现实。作品细腻书写了赵志强儿时的记忆，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乡村建设叙事中，特意为日常生活留出开阔的空间，深情地描绘着他儿时在关中平原上奔跑欢笑的画面。一年四季的关中平原，在作者的笔下渐次展开，村巷古屋、百年槐树、花香四溢的后院，以及牛羊成群、鸡鸣狗吠，这些风土人情的记忆，成为赵志强温暖的生命底色。儿时美好记忆中的深刻情感，被一次次唤醒，并渗透进现实生活，成为他行为动机的情感内核，驱动着他在家乡的建设中义无反顾地躬身入局。正是这种源自故土的深情，赋予他一种与土地血脉相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小说不仅着力建构个人的历史，还饶有兴致地描绘着听觉、视觉、味觉、诗词中的历史，并将历史融入现实的叙事之中。比如，听觉历史感的建构，作品主要提及了同州梆子和华邑老腔。同州梆子是关中平原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风俗习惯，一个人一条板凳，鼓板一响、板胡一拉，现编现唱，生旦净末丑，应有尽有。华邑老腔犹如黄河壶口瀑布一般翻江倒海，转瞬之间，歌声又变得低沉婉约，如泣如诉。作者还不厌其烦地介绍着“乡亲小饭馆”的家传名菜“罗汉圆鱼汤”，建构着味觉历史。这道菜选用北方大地上的十八种野菜，精心烹饪的素菜丸子是当地人不变的生命记忆。再比如，作者如数家珍般展示着同舟村丰富的文化符号，包括大牌楼、元明古寨、忽家老宅、文海书院、乡亲小饭店门口的楹联。小说的结尾处，村民们以对春联作为宴席的高潮，那些对乡村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纷纷展示他们的春联，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生活中依然富有活力，更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象征。

（作者：卢佳音，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