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中国草》（钟兆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的是“菌草之父”林占熺的科学报国之路。林占熺也是影视剧《山海情》中凌一农教授的原型。为解决菌业生产中日益严重的“菌林矛盾”这一世界级难题，他无数次试验，发明以草代木、培养食药用菌的方法。此后，“中国草”逐渐进入各个领域：生态治理、防风固沙、新质能源……《奔跑的中国草》通过“此梦之长”“此草之劲”“此人之风”“此路之行”四个篇章，如实书写中国农林科学家林占熺的科研之路和家国情怀。

“这类图书并非先天远离读者”——

这本文学书是最好的证明

■付如初

熟悉出版业的人都知道，出版业有两大使命：一是文化使命，二是商业使命。所谓出版的艺术，往往是在调和二者内在的张力。落实到具体的书上，两种使命就相应地具体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了。而一本书的双效如何，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试验性。因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选题的实现效果，编辑在谋划选题的时候不仅要靠永不懈怠的热情驱动，更要靠经验积累和审慎的评估把握谋划方向。尤其是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选题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做得对；书不仅要走进市场、走进评奖现场，更要走向读者案头、走进读者心里。

这一点在主题类文学图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从出版史的发展和出版现状看，主题类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版社或相关机构出主题、出创意，作家去创作；一类是作家把握时代脉动，写出了时代主题，出版后被定位为主题图书——此时，主题成了营销的方向之一。比如我曾经出版过的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等都属此类。

而前者，很容易被误解为主题先行、概念先行，被误解为图解主题、艺术性差、填鸭式说教式文学。对这类创作的分寸理解稍嫌欠缺的作家，也容易弱化自己的主体性，甘愿让自己的文学创造力居于要求之下，直接让书变成有文学性的宣传资料。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说的话依旧适用：“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

做出版的人始终得坚信，读者和我们是同步经历着时代变迁的，所有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冷暖和命运起伏他们也都能感受到，甚至，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敏感、感受力更强，因而我们要提供给他们的，一定得是真诚、诚恳的表达，是新鲜的认知。同时，哪怕是最挑剔、最偏激的读者，在书中想要寻找的也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真善美。只不过，他们更想在语言表现力强、细节扎实可信、故事真切可感的审美享受中获得价值传递。如果阅读是作者和读者、出版者和读者的交流方式，那么读者渴求的是一种智慧被尊重、情感被调动、品位被提升、思考可联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图书并非先天就远离读者，恰恰相反，在价值追求上，它们天然就跟读者同路。问题只在于主题的表现方式。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在编辑2023年度中国好书的《奔跑的中国草》的过程中，总结出以下经验。

▲我国著名农林学家、被誉为“菌草之父”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获“感动中国”荣誉。

避免有报告、无文学的倾向

报告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体裁，因其灵活、及时地反映现实，干预生活，曾有文学“轻骑兵”的美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报告文学曾迎来文体高峰，产生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等。应当说，在报告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矛盾方面，报告文学用文学的手段实现了新闻报道难以触达的广度和深度，当然，同时，它也随时都面临如何平衡问题意识和审美接受的问题。一旦作家遇到重大问题、重大题材，很容易被问题带着走，从而忽略文学性。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非虚构”文体概念的引进和大量相关作品的译介，以及本土非虚构作品的增加，更加衬托出一些传统报告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粗糙，这种粗糙被文学评论界称为“有报告、无文学”。

那么《奔跑的中国草》在编辑过程中，怎么避免这种状况？

首先是尊重阅读的“走心”效应，降低表达调门。《奔跑的中国草》是福建作协副主席、作家钟兆云先生的报告文学，也可以看作我国著名农林学家、被誉为“菌草之父”的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的传记。林占熺是闽西人，1964年考上大学，此后一直从事跟农业管理和教学、实验有关的工作，并逐渐开始研究菌草技术。如今，这项技术在蘑菇种植、风沙治理、生物发电、减贫扶贫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作用还进一步延伸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本人因此获得全国扶贫状元、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也变成了电视剧《山海情》里的农林科学家的原型人物。

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反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的书，也是书写一棵科技小草参与了科技发展、时代变革、国家建设，乃至国际化事业的书。这类图书，往往有一定的写作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表达惯性，比如一般都会把先进人物当成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来写，着重突出他们的英雄特质和完美人格，而且，为了让读者信服，作家会不由自主地提高调门儿，采用不遗余力讴歌的姿态，又因为意义重大，作家不免下意识地要使用好词、大词、高度褒扬的词。

▲林占熺深入田间地头。

好在钟兆云先生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多年，曾出版过《刘亚楼上将》、《辜鸿铭》（三卷本）等多部作品，在传记写作方面具有一定的写作经验。他的初稿就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一再被传主的人品和精神所感动，但还是坚守了“用事实说话、用故事说话”的创作原则，表情达意都适度，避免了过度拔高，更避免了因调门太高而导致的事真情假。他塑造人物做到了充分了解而又保持距离，足够欣赏而又保持冷静，而且，因为林占熺是科学家，他也注意到了人物严谨客观的性格特征。因此，他注重从读者可亲可感的生活细节入手，让读者自然而然地了解林占熺在平凡的工作中实现科技报国理想的所作所为。

在具体编辑修改的过程中，编辑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原则：尽可能去掉有夸饰倾向的词，追求用词的准确、平实；尽可能减少议论中的抒情成分，只在必要时适度抒发、精当议论。同时，因为传主是农民之子、农林学家，本就带着土地般质朴、小草般本色的气质，而且他从事的又是严谨的、接地气的科研工作，所以，整本书的行文更不能华丽而多雕饰。

实际上，所谓的文学性，是主题需要和文字表现之间的恰当得体。

其次是深刻体会传主的人格格局，升华人性认知。为了创作《奔跑的中国草》，作家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追踪采访，跟着林占熺到西部、到沙漠、进实验室、下田间地头。最近，他还跟着林占熺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作家深切认识到农业科研的艰辛、做成一项事业面临的挑战，以及一个成熟的科学家、实干家可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人事的问题总是最复杂。

无疑，报告文学需要面对这些问题，但同时更要有技巧地用文学的眼光面对。比如写到林占熺在科研之初面临的资金短缺、家人不理解、同行歧视甚至嘲笑，甚至有一些不光彩的掣肘等，作家就采取了人性化的眼光，直面其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文学界常说“文学是人学”，就是指文学该充分研究和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只有直面“小心思”的复杂，才能凸显“大格局”的纯粹，也才能反衬出有成就的人每临大事有静气，每遇挫折有变通的性格特点。

因此，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适度保留作者为传主“鸣不平”的真情实感，同时适量增加眼光跟长远、见识更高妙的议论，从而让林占熺的执着和成功沾染必然性的性格色彩，也让故事保留了戏剧性和可读性，同时，也让林占熺这个先进典型具有了更深刻的说服力。

▲《奔跑的中国草》一书责编付如初与作者钟兆云在2023中国好书颁奖典礼现场合影。

整合资源，合作共赢

《奔跑的中国草》作者和传主都是闽西客家人，菌草技术的发源地是福建。而且，作家钟兆云很早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并曾向我投稿《愿得此身长报国——项南传》，是我们信任的作家。经过多年交流，我们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达成了很多共识。此外，主题类图书其实一直面临寻找目标读者群和营销如何起步的难题。因此，当作者提出能否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奔跑的中国草》的时候，两家出版社很快达成了合作。

近些年，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同一本图书的情况日渐增多，在双效益方面也产生了强大的资源叠加效应，也诞生了不少成功的案例。出版行业是资源型行业，这种资源，一方面是指作家资源，即谁能吸引、团结知名作家，拥有优质版权，谁就拥有了发挥双效益的基础；另一方面指营销资源，包括人脉、流量、评奖助推力等等。基于这样的考量，出版业才会有“谁有资源谁就有未来”的紧迫感。

《奔跑的中国草》出版过程中，两家出版社的编辑发挥各自优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挥擅长把握文学性的优势，福建教育出版社发挥审读教材教辅书稿养成的学术优势，让书稿尽可能地严谨完善。营销过程中，人文社主要负责媒体造势，福建教育社负责在当地组织更多的读者见面活动。此后，两家出版社又联合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联合申报中国好书等奖项。

当然，主题的价值和作品的质量永远是联合出版的基础，两家出版社以共同的双效益目标为驱动，合作便能走得更远。

无论是对于《奔跑的中国草》，还是对于农林科学家林占熺的科研精神和事业发展，都离不开扶贫减贫事业的发展、乡村振兴和绿色生态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深入人心等宏观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首先是时代和生活酝酿了这个主题，林占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然后文学才予以准确捕捉、及时反映。这也证明，文学创作与出版唯有与滚滚向前的时代和生活紧密互动，才能保持鲜活、成就有生命力的图书。

▲《奔跑的中国草》作者与传主共同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从左至右依次为：钟兆云、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谢西蒙、林占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