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哥哥，想哥哥了。

     毫无疑问，孙叔敖是贤臣；毫无疑问，楚庄王是贤君。

     然而，孙叔敖辅佐楚庄王，呕心沥血，终成楚国霸业。他的地位，甚至可以与齐国管仲相比。这样一位重臣，家境却贫穷如斯，以至于儿孙只能靠打柴度日。同是方伯（霸主）诸侯的名相，管仲富可敌国，孙叔敖身无长物。

     孙叔敖临死，嘱咐儿子，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了，要去找优孟。优孟虽是艺人，没有辜负嘱托，通过扮演孙叔敖的形象，引发楚庄王怀念之情，这才使得孙叔敖后人生活得以改善。

     同为春秋霸主，从对待贤臣的态度及关心上，楚庄王比齐桓公差了许多。齐桓公厚赐，管仲不用为生计担心，所以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国上；楚庄王薄赏，孙叔敖殚精竭虑之中，不免要考虑家人生活。齐桓公能力上也许不如楚庄王，但对待臣子的信任、胸襟、气度，却远超庄王。

 

实事求是地说，韩信这个人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在能力上都是有致命缺陷的，他能忍小辱却不能忍大辱，擅领兵却不擅带兵，善于谋兵事却不善于谋政事，以至于身败名裂。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这个故事当成容忍的范例，经常讲给身边的人听。世人认为，能忍方能成大事。一直到今天，忍辱负重这个成语都是作为褒义词来用的。其实，这个词用在韩信的身上，恰恰具有讽刺的意味。《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韩信曾经两次受辱，一是他经常到别人家里“蹭饭”，后来人家不愿意继续让他“白吃饭”了，于是巧妙地拒绝了他。这在韩信看来，很是接受不了。第二次，就是流传甚广的所谓“胯下辱”。我之所以说这种忍辱对于韩信有讽刺意味，也是基于此。作为韩信来说，既然如此能忍辱，何至于在弃楚归汉后，又不满自身官职小而逃跑呢？他这一跑，引出了一段千古佳话：萧何月下追韩信。然而，这个佳话属于萧何，绝不属于韩信。按说，以他的聪明才智，以及对刘邦阵营的了解，不至于采取这种方式。有人说，韩信之所以逃跑，不是矫情，而是真的想离开刘汉阵营。对这个说法，我不以为然，当时的形势，韩信如果既不选择项羽，也不选择刘邦，那么他还能选择谁？

不可否认，韩信是帅才，他所说的刘邦善于将将，自己善于将兵，有自谦的成分，在不过分贬低自己才能的同时，又拍了刘邦的“马屁”。应当说，韩信担任刘邦的大将军之后，在楚汉相争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用兵的经典战例。韩信用兵之灵活多变，战术运用之巧妙，不仅刘邦手下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甚至自战国白起之后，直至西汉王朝败亡，几百年间都没有可以比拟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作为大将军甚至还担任过相国的韩信，却是在刘汉阵营中几乎没有朋友，以至于随着天下逐步平定，刘邦渐渐对他起了防备之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没有一个人再提起他的功劳，殊为可悲。有一次，韩信去樊哙家里做客，这让樊哙非常高兴，对韩信甚至行跪拜的礼节，恭敬之极，可是韩信呢，却是很不屑：我居然落到了与樊哙为伍的境地！他的言行让诸多将领、官员敬而远之，那些人虽然很敬佩韩信的用兵艺术，但估计对他的为人却越来越讨厌，这种情况下，要是能帮他说话那才是怪事！

在评论白起的时候，我说过很多将军在战场上能够智计百出，在官场上却是极为白痴。韩信就是如此，但他与别人不同的是，可能由于自己从小的苦日子，所以让他极其盼望有朝一日能位极人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于是，在平定齐地之后，居然明晃晃地向刘邦要官，而且这个官不能说不大—韩信想当齐王！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刘邦自己也不过头上顶着个汉王的封号而已。这个王爵，刘邦是给了，可是给的极不痛快。可以说，韩信的“逼官”行为，在自己与刘邦之间种下了一根很大很大的“刺”。就是因为这根“刺”，韩信最终把自己给扎死了。

有人把韩信的死，归咎于他想谋反，甚至列举了一些证据。然而，我却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正如同萧何，当刘邦怀疑萧何谋反的时候，有人说萧何就是要造反，早在留守汉中的时候就反了。韩信也一样，楚汉相争多年，刘汉阵营的绝大部分兵力都在韩信手中，要造反也不是在把兵权交出去之后才反，这是其一；那么，以刘邦以及手下众多谋臣的才智，应当能够看出来，韩信这个人能力有，但身边却是很少有支持者，一个孤家寡人又能掀起什么“大浪”来？即便是在韩信任齐王的时候，当蒯通游说韩信拥兵自立，韩信还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见利而忘义乎？”从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知道，韩信把刘邦给他车坐、让他吃好的、穿好的作为很大的恩惠来对待，已经很满足了，一个只满足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人，怎么会有造反的野心？

总而言之，韩信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也许追求并不高，但是由于用兵能力太强、立下的功劳太大，所以他必须得死，而且必须要以谋反罪名死，这才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司马穰苴说过一句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论国家大小，只有强大的军队做保障，才能维护海晏河清的安定局面。通俗地说，就是身体壮、拳头硬，才不会受人欺负。反过来呢，也是如此，不论国家还是普通人，既要重视这个，但也不能没有节制，否则，就会有“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之虞。

我们说，时势造英雄，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才。战争频发的时代，一定是名将辈出的时代。春秋战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大纷乱的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你征我伐，今天你进攻，明天我防御，不亦乐乎。但是，不论进攻还是防御，仅仅有国力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狼群也好，羊群也好，必须要有个“领头”的。于是，兵家诸子应运而生，其中，孙武、吴起、司马穰苴等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给孙武留了一小块地方。单从文中看，仅仅反映了两件事。其一，孙武著有兵法十三篇；其二，通过训练吴王阖闾女侍扬名。其他攻城掠地的“英勇事迹”，则描述得极为简单，仅一笔带过。作为兵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反而不如象什么赵奢、李牧、王翦、白起、廉颇等等诸将，与他们光彩四射的事迹相比，孙武子显得黯淡无光。这个现象很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带着这个问题，我甚至翻阅了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对照着后世的研究成果来看，始终不得要领，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一定要找出个结论，个人认为，可能与兵家所倡导的建军、领军思想有关。孙武等人都一致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就是说，一个将军，一旦被赋予了军权，就不应该再受到任何制约，哪怕是君主的命令也不行，整个军队上下就只有领军者发出的一个声音。这个思想，用在军内无疑最为正确不过，一支军队，如果令出多门，根本无法打胜仗，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君主集权思想及制度逐步建立并加强，历经秦朝至西汉初期，已经相对完善。那么，对于一国君主来讲，兵家的这种思想极为危险，在君主眼里，军队如果连自己的命令都不管用了，那还是自己的军队吗？所以说，对于兵家诸子来说，君主的信任和任用是有限度的，越是在军事思想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君主对他的戒备就越重。这恐怕就是兵家诸子既然被任用，却又被处处掣肘的原因所在。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是兵家巨子、当世名将，吴起、司马穰苴还能在本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不同程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孙武却是这样的机会几乎不存在。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很隐晦的笔法给出了答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介绍吴起的时候，说他“尝学于曾子”，曾子是什么人？是儒家巨子，是亚圣孟子的师公。吴起在答魏武侯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一个国家政权是否稳固、国防是否强大，不至于地势是否险要，关键是君主要施行德政。根据吴起的这个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与孙武的区别。我们再看《司马穰苴列传》，晏子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的时候说，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这个评价如此之高，即使兵圣孙武也是没有的。

我们说，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于草芥必盼温饱，枝叶渐茂必盼遮天，这就是人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极同意荀子的人性“本恶论”。基于此，在权力面前，不论文臣还是武将，只不过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罢了。但，恰恰是这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以及身份的区别，武将给君主带来的威胁比文臣更大，所以，君主对武将的忌惮也就更强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继承兵家衣钵的将军们，要想护佑自身，必须适当时机果断放弃对军队的掌控权，否则，必然家破身死。当我看到吴起、司马穰苴的结局，不免思考兵圣孙武，难道他已经洞悉了这样的人性？史载，孙武见吴王阖闾日益专横，生活糜烂，沉溺于酒色，不纳臣谏，遂以回国探亲为由，隐遁山林，从此史无所记。

如今，兵圣所传《孙子兵法》以被广泛用于军事、政治、经济领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结果，孙武究竟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道可道 非常道

--评百家争鸣之道家

在现代人眼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道家最为神秘，也最具宗教色彩。原因很简单，作为道家巨子的老子、庄子，本身就给人以虚无飘渺的感觉，更何况在道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教，又是传承千年的中国本土宗教派别，无论是所谓的“性命双修”、“内外丹法”，还是民间演绎传说，都给道家披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

尽管后世的道教是在道家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与道家却是两码事。之所以容易混淆，原因在于道教不但吸收了道家的一部分学说，还糅合了所谓上古黄帝的部分流传，而道家呢，也曾经一度与黄帝搀和在一起，形成了西汉盛极一时的黄老之术。不熟悉其过程的人，很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

史载老子名叫李耳，留下的著作是《道德经》，据说是老子西出函谷关，被守关的将军尹喜截住，一番苦求之下，才得以流传至今。关于他的生平经历，连司马迁都语焉不详。至于庄子，司马迁似乎对他没有多少好感，说他著书十余万言，无非是用来诋毁儒家，宣讲老子学说而已。

既然是一脉相承，后世把老子、庄子合在一起称“老庄”，是有道理的。但以我个人的观点，他们二人观人、视物、明理的角度有所区别，老子的学说恢弘大气，庄子所议论则略显激偏。《道德经》开篇即点明了道家学说的要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关于这一段，后世批注的人，争议很大，篇幅所限，恕不赘述。个人以为，既然道家的学说根本是清静无为，有虚无的意思在里面。那么，理解这一段经义，就要从这方面入手才对。尤其是对“常无、常有”的理解，更应如此。纵观《道德经》各个篇章，经常能见到对天道的认识，对人道的理解，比如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因此不妨可以这样解读：天道为无，人道为有，天道衍生人道，取无中生有之意。人道产生之前，整个世界是清静自然的，所以才美好。有了人道，也要时时思索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否则就会失去平衡，远离自然。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管见，任何人的解读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不对，要不然，《道德经》就不会被称为“万经之王”了。

与老子的恢弘大气相比，庄子不免落了下乘。尽管从著述的语言风格上看，庄子的文字纵横恣肆，个性更张扬，但恰恰就是这种张扬，失去了道家清静的本意。有人也许说，这样理解对庄子不公平，诚然，老子、庄子所处时代、环境不同，表现也就有了更大的差别。但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几乎见不到激愤的言辞，庄子的文章呢，则是随处可见。比如，《逍遥游》中，就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说法，用来嘲讽目光短浅的人。

从学说体系上看，庄子在老子基础上，发展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崇尚自然的逍遥。庄子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世俗羁绊，最好能象鲲鹏一样，自由翱翔天地间，餐风饮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其二，是关于修养修炼的方法。庄子提倡“心斋”、“坐忘”，实际上，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静坐法”。他的这个说法，经过后世的发扬光大，与传说中黄帝的修身法相融合，纳入了道教修真成仙的法诀范畴。庄子本人对当时的世俗不满，由此产生了避世的心态，就连楚威王想请他当楚国的相国，庄子都严词拒绝。有人认为，庄子的这种思想很消极，我却以为，对于历史人物，不能以后世评论人所处环境来发议论，是否消极，我们不能妄加揣测，要立足于人物所处时代背景、性格等等方面客观评价，否则的话，就不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狂热的追求某种精神境界的时候，很多世俗的东西很难将其打动，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庄子的思想定位在消极上。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思想于法家思想之后，成为了国家主流思想体系。这么说，似乎不太准确，严格地说，是糅合了黄帝治国思想的道家学说，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黄老学说，从西汉建立时起，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

关于黄老之术为什么能在儒家思想之前成为主流思想，有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后，奉行的是以法治国，主流思想是法家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过于苛刻严酷，以至于全国老百姓承受不了，这才造成秦朝短命的结果。现在来看，秦法严厉虽然是不争的事实，却绝非法家治国思想的本意，因为学说与现实始终是有差别的。尽管如此，“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对于秦朝的灭亡，法家难辞其咎。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大秦这个短命王朝是造成此后两千余年，依法治国这个极为正确的思想，始终处于尴尬地位的根本原因。

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世间万事莫不如此。尝尽严法酷政的汉朝君臣，从打起抗秦大旗之日起，就致力于消除这样的弊端。于是，当刘邦进了咸阳，在萧何等人的建议下，只公布“约法三章”，所有秦法一律革除，收获了民心，更夺得了天下。

建汉之后，刘邦的臣子们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不免要思考如何吸取秦朝的教训，尽快恢复民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德主刑辅”思想的黄老之术渐渐得到他们的欣赏。从《史记》的记载看，不论是刘邦，还是萧何、曹参等开国功臣，都对黄老之术感兴趣。即便是吕雉，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把持朝政的女性，也对黄老之术信奉有加。

这里面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汉初占据主流阵地的黄老之术，也是吸收了法家、儒家等其他学派一些思想的，也就是说，与纯粹的道家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黄老之术的盛行时间并不算长，如果从建汉开始算，到汉武帝时期，仅仅一百多年，而且随着贾谊等儒生逐步进入朝堂，尊儒主张的提出，一度受到冲击，要不是薄太后、窦太后两位后宫女“强人”的大力支持，恐怕早就地位不保。客观地讲，黄老思想占据主流之后，对于汉初迅速恢复民力，提高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退出主流阵地的原因，与其学说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由于黄老学说主张无为，国家不过分干预地方，导致地方豪强并起，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有远见卓识的儒生趁机提出质疑，强烈呼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儒家思想中关于君权的描述，更是迎合了性格霸道的汉武帝，于是，以道家思想为根本的黄老之术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虽然远离了朝堂，道家一些学说经过衍变，变幻了姿态，得以在世间长期流传。比如，晋朝一度盛行的玄学，其实就是一个变体，当时有很多人热衷于服食“五石散”，也是受其所谓修真修炼之术的影响。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又有很多人开始研究道家的理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时代的发展，道家的理想却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光照千古

--评百家争鸣之儒家三巨匠孔子、孟子、荀子

说实话，我的感觉，在百家诸子中，以评论孔子、孟子、荀子为最难。作为儒家巨子，千年思想传承，后世评论者太多了，不论我怎么努力，似乎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但是，如果撇开他们，又觉得很遗憾。因此，我将儒家的三位巨匠放在一起，聊发一管之见。

关于孔子，他活着的时候，虽然曾任鲁国司寇，时间并不长，因为诛杀少正卯，还引起全国震动。从这以后，孔子再未担任过诸侯国的官职，甚至一度颠沛流离，带领弟子们到处“推销”自己的学说，尽管所到之处，也受到了有些诸侯的尊敬，但尊敬归尊敬，对他的学说却是“婉言谢绝”，直到经过几代人努力，汉朝尊了儒术之后，这位儒家创始人才迈出了踏上圣坛的第一步。

客观地说，等到后世儒家思想大兴的时候，已经远非孔子当初创立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至于儒家思想之所以兴于后世，究其根本原因，个人以为，有这么几点原因。其一，儒学是一门兼收并蓄的学说，这一点从孔子的经历就可以得出结论。有史记载，孔子先后拜过包括老子在内的多位老师，这些老师分属于不同的学派，正因为吸收了各个学派学说的精华，才使得儒学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其二，儒家的门徒众多，史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者，这些弟子对于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曾子这一脉，曾子被后世尊为宗圣，他的再传弟子孟子被尊为亚圣。从传承上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无一家可以与儒家相比拟。众多的门徒广泛传播儒家的学说，这也是儒学大兴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三，儒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说。儒家弟子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对儒学进行补益，逐渐适应、满足了各个朝代皇权治理国家的需求。尤其是自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更是从此打牢了儒学主流思想的正统根基。

至于起初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巨子们，连番努力，始终没有让儒学成为核心学说的原因，还是要从其学说本身来寻找。与法家、道家等诸家学说相比，儒学注重的是长远的利益和效果，短时间内效果并不突出，尽管孔子曾经很苦闷地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实际上，这只是孔子的牢骚话而已，因为形势逼迫所致，当时的各诸侯国君主大多注重短期的实效，在一番取舍之下，儒家的学说就被舍弃了。因此，不能说儒学不好，而是当时的形势没有给各诸侯国以更长时间推行而已。我认为，这也符合客观规律，大凡一门学说在创建之初，毕竟还不够完善，从初创到大兴，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只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的发展壮大要靠他众多再传弟子的努力。

关于孟子，后世虽然赋予他极高的历史地位，但是就当时来讲，孟子与孔子的遭遇差不多，甚至单从学说而言，孟子更注重于“说”，相比于孔子，孟子更象个学者、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经过孟子的发展，儒学增加了“忠君”“治民”的内容，但在那个战火纷乱、“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仍然找不到扩大儒学的“市场”，甚至这个思想本身还招致了很多的非议。直到清朝，还有反对者就孟子的学说发表过意见：“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这首诗的前两句就是拿孟子游说诸侯君主时所讲的故事说事儿，后两句又是拿“忠君”思想进行反驳，指出：既然儒家学说注重君主正统，当时周朝尚在，为什么不去辅佐周天子，反而去游说诸侯？不能不说，纵观儒学发展的过程，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巨子们，转圜于诸侯之间的行为，恰恰是儒学的硬伤。幸运的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一统之后，当政者就发现了儒学的好处，于是，儒家学说至此正式进入朝堂，孔孟正式踏上了圣坛。大清朝顺治年间，为了弱化汉人对满人的仇视心理，朝廷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即位后，曾经到曲阜专门祭孔，行的是祭天时才可以行的“三跪九叩”大礼，可见当时儒学的威力。

关于荀子，他实际上是儒家巨子里面的一个另类，用现代的话说：多少有点儿超级“愤青”的意思。其实，这个人的才华一点儿也不比孟子差多少，甚至成就还要高于孟子。之所以这样说，有四个原因。其一，荀子是儒家巨子中又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曾经三次主持稷下学宫，培养了很多人才，比如韩非、李斯等等都是他的学生。更关键的，荀子作为教育家，比孔子更加包容，他本人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学生中，却是各家各派的都有，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其二，荀子针对孟子“性善论”的学说，开创了儒家“性恶论”的理论分支。我分析，很多法家弟子以荀子为师，恐怕正是由于“性恶论”的缘故。因为，“性恶论”思想体系正好为法家学说的推行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根据。其三，荀子是中国文学大系中“赋”这种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有“赋”的身影，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容易让人接受。其四，说荀子是“愤青”，是因为孟子、墨子、庄子等诸子都是他批判的对象，而且批得痛快淋漓。

就我本人来讲，似乎喜欢荀子多一些，也许是他的一些言论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比如：

关于做人方面，他说：“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背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相县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意思是：年轻人不愿意帮助年长的做事，地位低的不愿意为地位高的做事，能力差的不愿意为能力强的做事，这是人的三不祥。做上级的不能爱护下级，做下级的喜欢非议上级；当面唯唯，背后辱骂；知行浅薄，不通是非曲直。这是人的三必穷。如果人有这几种情况，当了君主必然被推翻，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则必然遭杀身之祸。

关于刑罚方面，他说：“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刑称罪责治，不称罪则乱。”意思是：如果重罪轻判，很多无知的人就会无所忌惮，国家必然大乱。刑罚与罪责相符，国家则治，如果不相符，社会秩序就会混乱。可以说，荀子的这些话，正是我们现代刑法所崇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发端。

荀子尽管才华横溢，尽管桃李众多，但由于他的性格，以及采取的包容教育模式，却使得后世能够继承衣钵的弟子少之又少，所以，哪怕是后世儒学成为了主流思想，荀子一脉却依然是一个另类，不见容于世，殊为可惜。

 

舌绽莲花

--苏秦、张仪评论

春秋战国时期，于诸子百家中，出了一个擅长游说的门派，后世称之为纵横家，《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九流”之一。既然是以游说见长，首先展现给世人的，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嘴皮子功夫极为高超，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语言的煽动性、蛊惑性极强。

这些纵横家们，当时还有一个别名，叫做策士。顾名思义，就是他们主要是给人当参谋的，语言的功夫是为了能参与进上层建筑之中，而游说的内容则是谋略、策略。那么，纵横家称呼的由来，基于其两大杰出人物：苏秦和张仪。我们知道，苏秦是约纵联合的创始人，张仪则是连横破约的创始人，据传两个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所谓的纵横，韩非子的解释非常精到：“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各不相让，很多策士从中发现了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于是纷纷寻找合适的“买家”，口吐莲花推销自己，以求变布衣为缙绅。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各家不同程度地反感，比如孔子表示：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等等。他很看不起话说得天花乱坠，实际行事儿却不怎么样的人。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孔圣人语言表达能力不算好，起码比不上那些以游说见长的纵横家们。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笑孔圣人原来也是普通人，尽管他把少说多做上升到仁、君子的高度，却怎么也掩盖不了浓浓的醋味儿。还有，韩非子因为自己口吃，语言表达能力更是不高，所以也堂而皇之教导别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从孔、韩二位对待纵横家的态度，我们知道，原来纵横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当的。其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能人嘴上的功夫都不弱，说白了，就是能力再强，还得会推销，而且是见啥人说啥话。

撇开其他各家各派对纵横家的看法不谈，我们以苏秦、张仪为例，分析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秦这个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成功打入诸侯国上层社会的，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和挫折。根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创立约纵术，游说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强大的秦国。说句诛心的话，以我个人看法，实际上，这恐怕是苏秦为了报复秦国。为什么这么说？苏秦从鬼谷子门下学成出师，到很多地方推销自己，都没有成功，很狼狈地回家再苦读，给后人留下了“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觉得差不多了，西行入秦，鼓动秦惠文王建立千秋帝业。但是，时运不济，当时的秦国正经历了内部所谓的“整顿”，秦惠文王即位后，立即将变法强国的大功臣商鞅杀掉了。对于秦惠文王来讲，既要享受商鞅变法的成果，还要承受因此来自秦国上下士民的种种非议，心里正在郁闷之中，对外来的一些策士，尤其是有可能效仿商鞅的策士，很不愿意接受。所以，当苏秦找上门来的时候，明确表示：“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等于是婉言拒绝了苏秦。在这种情况下，苏秦才东入赵国、燕国寻找机会，鼓动燕文侯成功，在燕国的大力支持下，最后才联合其他五国建立约纵。苏秦游说秦国不果，继而建立六国抗秦联盟，这不是赤裸裸的报复又是什么？从史记上的记载，苏秦游说六国国君，说法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重要的是，他说到了六国国君的心里了。于是，成功了，苏秦美美地挂起了六国相印，当上了六国联盟总指挥。　　
　　但是，奇怪的是，苏秦当上总指挥之后，除了当初说的共进退以外，没见什么其他动作。短短的十五年，这个联盟就散架子了。有人说，苏秦为山东六国争取的时间很重要，我倒是觉得这根本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当初，苏秦去游说秦惠文王的时候，秦国正好是孝公刚死，惠文王处死了商鞅，国内正需要重新洗牌，稳定为主，短时间内不能够走扩张之路。我估计，以苏秦的智慧也认识到这一点了，这才给了他在六国实行“忽悠”的余地。平心而论，苏秦搞的这个约纵“工程”摊子有点儿大，本身就没有多少约束力，六国国君各有各的心思，少有远见卓识，以至于抗秦联盟之间如同发丝相连，一扯即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秦这个人作事颇有些下三滥，燕文侯是给与他信任的第一个诸侯，文侯死后，苏秦居然跟文侯夫人私通，尽管即位的燕易王没说什么，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挂不住，担心日后燕易王杀他，于是奔齐。可以这么讲，随着苏秦去燕逃齐，表示约纵联合的正式解散。
　　纵观苏秦创建的约纵联合内涵，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就当时形势最为合适的战略决策，方向是正确的。约纵的失败，不能把责任推到苏秦一个人身上，我个人以为，应当从三点上来分析。其一，苏秦本身策士的局限性，的确有些眼高手低，嘴上的功夫明显强过动手能力，所以不可能将约纵维持下去；其二，六国诸侯也不是魏文侯、齐桓公、楚庄王等贤王，见识浅薄，都是蝇营狗苟之辈，见小利而忘义，这样的联盟注定不会有生命力；其三，作为苏秦同门的张仪，针对约纵的薄弱环节，施行连横，很快便瓦解了这个本就不甚牢固的联盟。
　　说到张仪，以我来看，不论是游说的功夫，还是谋略之术，都比苏秦强了很多。根据《史记》的记载，刚开始的时候，张仪想走师兄的门路，苏秦呢，拒不接纳，其实是想让张仪到秦国去，因为此时的秦国已经过了“整顿”的阶段，正准备磨刀霍霍，实行并吞六国的惊天大计，正是用人之际，张仪此去不至于再经历苏秦当初的遭遇。如果司马迁的描述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苏秦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分析，可能苏秦觉得，只有保持秦国的强大，六国联盟才会更稳固，至于后来张仪那么快就找到了破坏约纵的办法，估计就超出了苏秦的本意了。给我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六国与秦国之间的斗争，貌似是同门师兄弟之间的较量。
　　跟苏秦比，张仪更注重阴谋，我琢磨着，他的术法权谋已经具备了后世帝师的特点。苏秦缔造了六国抗秦联盟，张仪呢，是以彼之术还施彼身。苏师兄你不是靠嘴皮子把六国联合起来了吗，咱呢，也用嘴皮子打破这个联合，而且费的口舌还比你少。让这师兄弟这么一闹腾，显得七个诸侯国之间的血火争斗，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不知道，鬼谷子老先生如果要考校这俩弟子，对他们该怎么评价。
　　从游说的功夫来看，张仪明显比苏秦的辩术高，更给人以游刃有余的感觉。这一点，苏秦也知道。张仪忽悠楚怀王一段，堪称经典，面对楚怀王这个弱智，张仪来去自如，视楚国上下如无物，硬生生地破坏了楚国和齐国的约纵，把楚怀王“晃点”的不轻。
　　整个中国古代史，到处充斥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例。张仪也不例外，等把秦国外交的很多难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可以动用武力的时候，秦武王准备收拾张仪了，至于为什么要收拾他。估计，在秦武王心里，张仪这种人可用而不可长期重用，他的谋略太过于重视阴谋，找不到丝毫堂堂正正的感觉，这样的人用的多了、用的时间长了，会直接影响甚至会败坏很多贤才对秦国的看法。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不用，那就得想法杀了他，要不然，让他跑到别的国家，会给秦国制造很多麻烦。想想看，从古至今，锋芒毕露的人有几个得到好下场了？这也许就是政治的本性，人性的悲哀。
　　不过，好在张仪的本事还不仅仅就这些，他比苏师兄更厉害的地方还在于能够时刻保持警惕性，这个本事是他原来就有，还是从师兄身上得到的启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在秦武王刚刚动了收拾他的念头，露出些许苗头的时候，张仪跑了，最后死在魏国，相比苏师兄死后尸体还受了车裂，算是得了善终。

纵横家之所以能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诸侯国并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治国理念。不管你是哪家哪派，只要能对本国有利，这个诸侯国就会重用，这样的环境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等到汉朝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门独大，从皇帝到臣民，信奉的都是孔圣人提倡的敏行讷言的君子之道，其余各家渐渐势微，纵横家们也就没有了舌绽莲花的市场。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经常见到的所谓辩论会，只不过是当初纵横家们的一点儿皮毛而已。

 

胜者为王  败者为雄

---刘邦、项羽评论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已成公论。不管有多少反对者，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例外，恐怕就是楚汉相争时期的两位领头人物刘邦和项羽了。刘汉由弱变强的过程，就是西楚盛极而衰的过程，两个阵营之间怎么争斗，不是我所关注的，让我感兴趣的是两位首脑，刘邦胜利了，只能评以枭雄，而项羽虽败，却可称英雄。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好恶之语，但是谁又敢保证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不受个人情感所束缚？鉴于此，我试对二人逐一评之论之。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皇帝，我认为只有两个，一个是汉高祖刘邦，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治理国家以及稳固政权的具体办法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关于刘邦，纵观后世对他的评价，总的看，比较复杂，《史记》《汉书》中将刘邦捧到了极致，但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朝的史官，他们是不敢对太祖高皇帝指手划脚的，所以两部史书中关于刘邦的评价，可信度到底有多大，不太好下结论。那么，汉朝之后关于对刘邦的评价，民间流传的说法中，好的坏的都有，且以坏的评价比较出名。比如，元代杂曲《哨遍·高祖还乡》中写道：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 ！从整个曲子的意思来看，充斥着对刘邦这个“小人物发迹”的愤懑。

这个说法恰好符合了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不但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如此，一旦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突然发了大财、当了大官，原来的左邻右舍、乡里乡亲，甚至还有很多自诩很有才能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嫉妒的心理，下意识地认为这个人一定是撞了“狗屎运”，谈论起来，话里话外洋溢着浓浓的“酸味儿”。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历来是讲究“出身”的，一介平民能当皇帝，这让很多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其实，关于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的遭遇也差不多，一些人甚至包括有的史学家，都对朱元璋的发迹史持一种“沐猴而冠”的认知态度。这其实就是国人骨子里的“血统论”在作祟，凡事都要追求个“名正言顺”。历史上，如果一个平民凭着自己的努力当了大官，人们也许能够接受，但是，一旦这个人当了皇帝，那就不得了，尤其那些自诩出身高贵的人，一开始心理上总会有些疙瘩。

我个人觉得，虽然说“褒贬自由春秋”，但看了很多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老是给人一种“一脚天上，一脚地下”忽上忽下的感觉，令人很不舒服。在历史的长河冲刷之下，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之所以我们现在自称汉族，正是从刘邦建汉开始的，从这点来说，刘邦完全称得上汉族之祖。

评论刘邦，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识人、用人本事。刘邦这个人，用我们现代话讲，年轻时就有亲和力，象萧何、曹参、卢绾、樊哙等人都是很早就追随刘邦的。起兵抗秦之后，在征战过程中，陆续又得了张良、陆贾、郦食期等谋士，与项羽作战时，本来处于劣势的刘邦，居然能从西楚方将韩信、陈平、英布、黥布等大将招募至旗下，这就太难得了。可以说，刘邦的识人、用人才能，自他之后，再无一位皇帝可比，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行。毛主席曾经说过：“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刘邦无疑是一位最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的帝王。在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萧何之后谁可以担任丞相，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又问曹参之后谁可任，刘邦回答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性格太憨，可以用陈平为助手，陈平这个人虽然聪明，但是有时候优柔寡断，难以单独担任此职。再有，周勃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日后保刘氏者必然是他。当吕后继续往下问的时候，刘邦说，以后的事情你就不会知道了。这一段的描写，被后人演绎得近乎神明。现在看来，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刘邦对属下人才的了解判断相当精准，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汉初，刘邦大封诸臣，韩信、彭越、卢绾、吴芮、英布等人均被封为异姓王爵，但萧何、张良、樊哙、周勃、灌婴这些很早就追随他的部下，反而只封为侯爵，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个人以为，韩信这个王爷完全是先斩后奏的结果，卢绾呢，则是因为自己与皇帝是“发小”、“把兄弟”，那么，另外几个封王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有人讲，这可能与几个异姓王佣兵自重，不封王爵担心有变，对此，我持不同意见，萧何、张良、樊哙等人在功绩上，不比异姓王差，而且在忠诚度方面，甚至远远高于异姓王。他们都没有封王，那么完全可以将韩信等人也封为侯爵，情理上也讲的通。再者，以刘邦的智慧以及对属下的掌控能力，完全可以在分封诸臣之前，将危害消弭于无形。我分析，这里面恐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排除当时四海未靖，还需要几个人替刘邦征战，封王只是权宜之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给我的感觉，刘邦对手下这几个异姓王不是那么放心。而且，根据历史记载，在政权相对稳固之后，刘邦就先后利用各种机会及借口，逐一将几个异姓王予以铲除，到了高祖后期，天下就只有姓刘的王爷了。

再从刘邦分封本家刘姓子弟为诸侯王来看，显而易见，刘邦的初衷当然是天下既然姓刘，就应当用姓刘的子弟来帮助看家。这一点，与后世各个朝代皇室子弟封王的做法，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汉初的刘姓王爵有兵权，而后世的王爵大多只有食邑，没有兵权。我在其他评论中说过，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无论任何人，一旦权势、地位距离“金字塔”顶尖越来越近的时候，免不了会产生“再进一步”的念头，如果这个念头遏制不住，内乱就因此发生了。那么，刘邦显然是吸取了周朝诸侯国征战不休的教训，然而，在成功地消除了异姓臣子对皇权的威胁之后，却又开启了另一扇门，即王爵分封制度点燃了后世皇族贵胄觊觎帝位的希冀之火。

那么，根据刘邦善于识人、用人的能力，以及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的性格，可以得出他是枭雄的结论。所谓枭雄，并不是特指贬义，而是说作为一个帝王，形势所迫，必须要如此，否则大业难成。从这一点来看，项羽明显不符合枭雄的资质，尽管如此，综合他的所作所为，昔日的西楚霸王却完全配得上英雄这个称号。

初识霸王，缘于易安先生的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因为此诗，使得我心里早早种下了项羽“义不肯过江东”的印象。泱泱中华，自古而今，英雄人物辈出不穷，纵横疆场、万马军中取上将人头者有之，睥睨天下豪雄、视枪林箭雨如无物者有之，胸藏万甲、用兵如有神助者有之，可是，既有力能扛鼎、可敌万人的无上勇力，又有仁义、重情之心者几何？我以为，唯有西楚霸王项羽。

倘若大秦帝国不是那样的短命，以霸王的勇武，或许会名震天下。可是，命运是如此的“无厘头”，竟然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让项羽登上了逐鹿天下的舞台，在埋葬了暴秦的同时，也注定了自己悲剧的结局。

上天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在赐给项羽无上勇力的同时，却没有赋予他超人的智慧权谋。《史记·项羽列传》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楚霸王从小除了力能扛鼎以外，其他一无是处，不仅成不了士子，也缺乏成为游侠的资质，即便是兵法，也是一知半解，注定成不了兵家巨子。所以，项羽之所以成其霸业，乃是在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雄霸天下终是昙花一现。

看《史记》的记载，很显然，项羽不擅政治。现代诗人北岛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用在这里，不是说擅政治者就是卑鄙者，而是说高尚者无论如何搞不了政治。在政治这个汪洋大海中，只有那些擅于玩弄权谋的人才能遨游自如。自古以来，能成就一方雄主的，无一不是权谋家，但项羽除外，在他身上，似乎那无穷的武力没有给权谋留下更多的地方。我曾经说过，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必然在性格上存在刚愎的缺陷。所以，尽管在项羽的征战过程中，有老迈的范增辅佐，但两个人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注定不会君臣相谐，以至于范增多次对他发泄自己的怒火：“竖子不足为谋！”

项羽不仅不通政治，更不擅于识人、用人。关于这一点，王立群教授曾有过论述。我们说，一个领导者如果无法留住人才，也就封锁住了自我上升的空间。项羽就是如此，在他的手下，其实是不乏能人的，比如：文臣有范增、陈平，武将有英布、黥布、韩信等。可是这些人在项羽手下过得非常不舒心，为什么？因为才能的发挥不仅受限制，更重要的是得不到起码的信任。结果，范增无奈之下请求告老还乡，死于途中。韩信等几人，则是改旗易帜，投了刘汉阵营，转过头来攻打昔日的主子。正象王立群教授所说的那样：楚霸王本应是一个被重用的人，偏偏让他处于用人的角色上。历史给项羽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这个玩笑甚至要了他的命。

但是，有一点，作为武将出身的项羽，与很多名将一样，爱兵如子，深受士卒爱戴。这是有证据的，垓下被围时，韩信以“四面楚歌”为计，成功瓦解了西楚军的斗志。然而，即使斗志消弭了，绝大多数的士卒却没有象英布等将军那样，投降汉军，而是继续追随霸王作最后的殊死搏斗。项羽突出重围之后，在乌江边上，身边还有百余骑，他们视死如归，面对强敌，仍然奋起余勇，最后全部死在了项羽身前。在我的心里，这些士卒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与政治、权谋相比，项羽却是极重情义。他的情义体现在多个方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虞姬，对自己手下的谋臣军将，甚至对自己胯下的乌骓马，处处有情有义。关于虞姬，“霸王别姬”的故事已传唱千古，我不再拾人牙慧。需要说的，是作为一方豪强，有史记载身边只有一个女子并深爱之，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显得如此的另类，又让我们这些后世人甚为敬重。另外，一部史书，几乎所有的君主，哪个手上不沾染自己手下人的血？项羽就几乎没有，对于曾经跟随过他、继而反叛他的文臣武将，甚至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对待臣子是这样，对待士卒也是如此，他说：我起兵时，追随我的有八千子弟，现在他们都死了，我如果独身回去，有什么面目见江东父老？通过这一幅幅画面，我依稀看见了一位英勇无边、重情重义的西楚霸王就站在了自己面前！

我们说，项羽作为一个君主，在政治能力上非常不合格，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比历史上的诸多君主更有尊严。他的一曲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时不利兮奈若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尽管歌中充满了愤懑与迷茫，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之意，更没有委曲求全的心态。对于项羽这个敢于自称霸王的人来讲，无论是投降，还是在战场上被对方杀死，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当他独自面对昔日的手下—吕马童等人时，仍然以无边霸气的口吻说：我可以送你一场富贵！言罢拔剑自刎。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借助于他人之手！后人有词赞曰：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冠三吴。百二秦关如铁铸，视若吹灰俎上鱼。戟横万骨枯。勒马自封王霸，息兵笑划疆图。歃血为盟情意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

光河浩荡，无论是枭雄还是英雄，如今都已经墓碑化土，王也好，寇也罢，皆为过眼云烟，留给后人的，唯有茶余饭后品头论足而已。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春秋战国诸侯林立，秦国从一个边鄙小国逐步发展壮大，从秦孝公开始，一百六十余年，励精图治，最终实现“六王毕，四海一”，带给后世的影响和思考极为深远。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正值百家争鸣。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诸侯之间政权的斗争，不如说是各种思潮的你来我往。秦国一百余年中，崇尚法家治国的思想，无疑成了法家人物争相投奔的“福地”。这之间，先后有三位法家杰出代表，对秦国实现统一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三位法家代表人物分别是商鞅、韩非、李斯，本文试就其治国之术、思想传承等各个方面逐一简要评论。

【商鞅】

商鞅，本来姓公孙，曾是卫国王族，又称卫鞅，后来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这个人物其实挺悲催的，他曾经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当差，说是当差，其实跟公叔痤的关系亦师亦友，那时候，商鞅给人感觉挺温文尔雅的，然而到了秦国之后却是变了番面孔，人生际遇也由此而变。后世人不仅仅知道了商鞅变法，甚至通过他的死，还知道了历史上有“五马分尸”这么一种酷刑。　　
　　对于商鞅，我挺佩服。为什么？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唯有他变法相对比较成功，尽管最后下场不好，但是秦国上下享受到了变法的成果，秦国也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有人说，同为法家代表，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申子在韩国的变法也算是成功，但与商鞅变法比较，李悝、申子的变法不彻底，更不长久，他们在魏国、韩国的治国方略，更倾向于改革，而不是从根本上的变革。
　　很多人都知道“城门立柱”这个故事，商鞅在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支持，主持变法事宜。当时的秦国，秦献公在任时，一心想夺回被魏国侵占的河西之地，经年与魏国开战，国内已经穷困至极，老百姓的负担过于沉重。但是，尽管如此，秦国上下，不论是贵族还是黎民，要想打破原来的思想观念，却又不是那么容易。

商鞅很有手段，他首先通过城门立柱取信于民，把历来桀骜不驯的老秦人拉到了信法、守法的道路上来。然而，如果因此认为商鞅政治手腕高超，似乎并不是这样。自古历来变法都不是温文尔雅进行的，期间一定会充满斗争，要想获得成功，取信于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在当时来讲，能否管得住贵族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商鞅变法过程中，有一个情节非常关键。变法之初，秦国的贵族体系中，不仅仅有杜挚、甘龙等人的反对，就连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儿子赢驷—未来的秦惠文王也不支持。

有一次，赢驷触犯了商鞅制定的新法规，应当受到处罚。但赢驷是太子，不可能受重刑。商鞅认为作为太子老师的公子虔有责任，于是把处罚转嫁到公子虔身上，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把公子虔的鼻子给割了。“刈鼻”这种刑罚在古代是非常重的，不仅仅因为是肉刑，更因为此刑罚对人是一种极大的人格侮辱。关于这个情节，我翻读史记，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按说从商鞅的经历来看，不像是会用这么弱智办法来处理事情的人，可他偏偏就这么干了，我就怀疑是不是秦孝公这个大佬背后的支持，历来宫闱内的斗争都是不择手段的。但我这个怀疑没有什么证据支持。　　
　　商鞅通过这件事给自己立了威，变法很快就在全国畅通无阻，他本人呢也连番被提拔，直到被封为商君。君这个爵位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国君能够加封的最高爵位，类似于国中的小诸侯，区别就在于不能随意自己任命官职。其实，如果这个时候，商鞅要是够聪明，果断急流勇退，离开秦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悠哉悠哉，估计能得个善终。但是，人往往就是这样，到了手的荣华富贵，要想扔下，这个决心不好下。说到底，给别人当参谋可以，轮到给自己当参谋，就会变得很弱智。　　
　　商鞅惹了未来的国君，给自己埋下了无穷祸患。秦孝公一死，惠文王立即翻脸，不顾商鞅变法使羸弱的秦国富强的功绩，居然用“五马分尸”这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处死了商鞅。史记上说，公子虔等人控告商鞅造反，所以惠文王才下决心治商鞅的罪。但是这个理由太站不住脚了，我估计这又是秦惠文王指使的。所以，对于商鞅的死，如果说秦惠文王不是为了报私仇，谁信？　　
　　商鞅死就死了，司马迁给他的评价却很低，说他是一个刻薄人。我就琢磨，按说太史公不是不明理的人，不会对老商的功绩视而不见，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避讳？总而言之，从商鞅的经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贤人都非常注重守拙了。

【韩非子】

就才华而言，在《史记》中所列人物中，我最欣赏韩非子，不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法治思想、治国之术、揣摩人性，看韩非子的著作，总能找到共鸣之处。因此，评论韩非，我必须持一种敬畏的心理和虔诚的姿态。

从《史记》上看，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着一批法家人物，比如李悝（李克）、商鞅、申不害、李斯等，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影响如此深远，直至今日，我们仍处于他的光芒之下。

有这么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多人一直认为这是从后世西方法学思想家那里学来的，是“舶来品”，对于中国历来“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革命。但是，当我们解读了韩非的著作，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说法绝非“舶来品”。早在两千年前，韩非就已经有此论点了，他在《有度》中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法的面前，任何权贵都没有特权，法令不会去奉承、阿谀任何权贵，大臣犯了法，也应当受刑罚的处罚，小民做了好事，也应当受到赏赐。这是何等的睿智，又是何等的超前？作为文明古国，我们中国是有丰富且巨大的历史传承的，让人无比悲哀的，那么多珍贵的思想财富到了我们手里却断了根。

时下，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时刻注意“亲友圈”、“朋友圈”、“身边人”、“枕边人”等等等等。可是，您读读韩非的《八奸》《五蠹》，看看韩非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为君主以及臣子，要注意管好五类八种人，五类（五蠹）：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八种：“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大家想一下，后世管理者面对这样的论断，哪个敢不顶礼膜拜？

我们再看韩非对人性的揣摩，以“入木三分”为评绝不为过。在韩非的著作里，有很多著名的寓言故事，浅显的故事隐含大道理。比如：智子疑邻、郑人买履、三人成虎，类似的事情，我们如今不是也经常在做么？他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巧诈不如拙诚,惟诚可得人心。”闻者可有共鸣？说实话，以韩非的论断推及己身，能够不断地找出我们“皮袍下掩藏的‘小’来”。掩卷沉思，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能让韩非对人性琢磨的如此透彻。

作为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对于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或者是行为，韩非是持有选择的批判态度的，特别是对儒家及纵横家。由于韩非自身生理缺陷，想必对以舌辩见长的纵横家没什么好感，但也不绝对，比如韩非认为游说是一项很难掌握的技能，甚至认为很多时候不说比能说强（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这个结论其实还隐含着儒家“守拙”的朴素思想。非常有意思的是，韩非与李斯同出于儒家巨子荀卿门下，却都认为防儒甚于防贼，只不过出发点略有不同。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李斯则认为：儒生尚古薄今，党与私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儒家学子思想是很活跃的，活跃到甚至可能危害君主统治的地步。

据《史记》记载，嬴政读了韩非子的《孤愤》《五蠹》，不禁感慨：我如果能见到作者，并且和他交朋友，即便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从这个说法中，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秦国统一，秦始皇坚持以法家思想治国，一定有韩非的影响在。另一个，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导致了韩非的悲剧下场。因为，既然是同门，李斯也认为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如韩非，这就引起了李斯的高度警惕，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于是进献谗言，这是导致韩非之死的直接原因。

每次读《韩非子》，我都会不由自主的为他扼腕叹息。天道如此不公，让这样大才生理不健全；天道又是如此的公平，不让天下之才集于一身，因为按照宿命的说法，天妒之才命不长。命运往往就是如此不可琢磨。与他的前辈相比，法家创始人李悝，受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赏识，使魏国开国十年即强盛；奉行以术治国的申不害，相韩十九年，深受韩昭候赏识；奉行以法治国的商鞅，扶弱秦受秦孝公赏识，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三位，都是中国历史上走变法强国之路的前驱。然而，到了韩非子，在本国不受君主待见，到了秦国，又受同学李斯的迫害，满腹经纶无处卖，可悲、可叹、可惜！

【李斯】

单从个人喜好来说，我不喜欢李斯这个人。但点评历史人物不能从自身好恶出发，就其才能来讲，值得我们佩服。

个人以为，李斯算得上千古帝师第一人。这样说，有我的道理。要成为帝师，必须具备懂权谋、识形势、明人主这么几个要素，自身的德行人品反倒是其次，这几个要素，李斯虽不完全具备，也差不多了。

李斯在荀子跟前学成出师之后，就开始琢磨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就已经显示出他的才能了。当时，秦国日益强盛，其他六国逐步衰落，在这种形势下，有的人可能欲效仿苏秦，到六国游说对抗秦国。李斯却不这样做，他跟老师荀子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简而言之，就是说李斯认为在当前诸侯争斗的大环境下，唯独秦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向，给了很多布衣之士出人头地的机会。这里面透露出几个意思：

其一，李斯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意思是现在大国正在中原逐鹿争夺天下，那些游说者们（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的生意非常好，不管大国小国，几乎都是这些人在把持政务。我们分析，李斯尽管不太看得起纵横家的行为，但是却不得不效仿。

其二，“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那么“万乘”是谁？当然是秦国，秦王的野心很大，准备效仿上古三王五帝，结束诸侯林立、相互间你争我斗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正是有才能的人施展才华最好的时机。

其三，“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这就反映了李斯对人性的认识。俗语称：“人敬有的，狗咬丑的”，处于卑贱、困苦之际，还批判所处的社会，假装不屑于为自身谋取利益，给人以清静无为的假象，这不是李斯所想要的，这样的人也让李斯看不起。其实，估计也正是因为李斯有这样的想法，这才导致在身处高位时，生怕被别人抢走已得的权势，所以才不惜进谗言陷害自己的同门韩非。

我个人以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是就判断形势的能力而言，法家无疑远超其余各家，而且从治理国家的实践能力来说，法家的人物也比其他各家人物高得多。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以儒家治国之术来反驳我。可是，别忘了，千百年来，儒家学说即使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法家的学说也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另一种形式与儒相抗衡，时至今日，“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不还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么？

李斯入秦之后，逐渐崭露头角，为嬴政谋划了一统江山、称帝而治的宏伟蓝图，因此奠定了自己在秦国的政治地位，成就了有史以来首位名副其实的丞相。

但是，当权位加身之后，李斯德行品格不高的缺点就逐渐暴露了出来。世上的事往往就是如此，一旦时机到了，人的劣根性就会象春草一样，疯狂萌发而不可挡，这也是所有人的通病。这么说吧，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贪鄙”的种子，条件成熟了，就会不可遏止地生根发芽。本来，李斯的《谏逐客书》，读者莫不以为这就是先秦版的“求贤书”，实际上呢，李斯说的很好听，暗地里做的事儿却是十分的不地道，就因为自己嫉妒师弟韩非的才能，于是想办法害死了这位千古大才。

如果说妒贤嫉能是人的通病，那么李斯在赵高的劝说下帮助胡亥上位的所作所为，就更加暴露出被权位蒙蔽心智的人性了。这也难怪，对所有人来说，得到固然不容易，舍弃已得到的就更加艰难。

客观来讲，说李斯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没有认识是不对的。在秦王朝，李斯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是大官，儿子也是大官，他的女儿大多嫁给了皇族，地位之显赫，一时无两。此情此景，李斯也觉得不太对头，也说过盛极必衰，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怎么样。但是，意识到了，不一定就在行动上有所体现。就在赵高找他议立胡亥的时候，李斯也曾明确表示这不是做臣子应该办的事儿。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李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与赵高为伍，青名必传千古！可惜，他被赵高摸到了贪恋权势的弱点，更为可惜的是，赵高知道他的弱点，李斯却没有认识到赵高的品行，以至于身死名裂，成为天下笑柄。

作为帝师，千百年来，人生境遇如李斯者甚众。也许，帝师者，善于察上而不善于察己？小子叹曰：料必如是。

读史能读到这份上，引经据典中不乏真知灼见，水哥哥，牛。太牛了。看你的帖子，我相当于在恶补我的历史。

“与时势合、与民众合、与自身合”，好个读书之道！江哥见解深刻、才学广博，小弟敬服。

关注这样的好贴，必须的

 

真能人 真小人—范雎评论

范雎是秦昭王时期最重要的谋臣，官拜相国，受封应候。对范雎这个人，我是既佩服又鄙视。佩服，是因为范雎奠定了秦国六合一统的基础；鄙视，是因为他为人上的赤裸裸小人嘴脸。

在评论史记人物的过程中，我多次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范雎身上。根据史料记载，范雎最先表现出来的，是他过人的外交能力以及忠君报国的思想。当时，他作为魏国使臣须贾的门客，陪同须贾出使齐国，应对有节，给魏国赚足了面子，高超的外交水平甚至让齐国君主大为赞叹，赏赐给他很多礼物，想留下他做齐国的客卿，范雎却谨守自己的本份，对齐王的赏赐予以婉拒。但是，就是这件事，差一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表现自己的能力并不难，最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什么人面前表现，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就应该藏拙，宁拙勿露，否则必然遭嫉。也许有人认为，范雎犯了一个大忌讳，作为门客，表现比正使抢眼，可不是招灾么。对于范雎，我不这么认为。范雎出身贫苦，一身才华没有机会施展，只能选择在须贾门下蛰伏。至于在齐国站出来说话，那是因为使臣须贾无能，作为魏国人，作为须贾的门客，于公于私都要挽回这个面子。当然，也不排除他想借此出名的想法，但不要忘了，当面对齐王高官厚赐，范雎选择的是拒绝，而不是接受，这一点尤为难得。客卿的职务不小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君主的智囊军师，即使在后来范雎入秦后，秦昭王一开始所给与的也不过是客卿而已。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范雎最开始的时候，骨子里是抱定了为本国服务的想法的，加上自己在须贾门下做客，当施以援手帮助须贾。可以断定，在须贾恶意中伤他之前，范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他的能力，正是因为本人命运的巨变，让他的性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从而“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成了战国后期著名的真能人、真小人，时也、命也。

有人讲，须贾才是小人，如果不是谗言加害，范雎也不至于形成那样的性格。这话有道理，假设须贾跟秦孝公时期的景监一样，范雎有可能就是魏国的商鞅。但是，商鞅的境遇不能复制，人的能力与心胸也不一定就相辅相成，也许范雎本性上有小人因素存在，关键是哪个诸侯国、哪个诸侯来用他，这样的人，魏国不用，就成全了秦国。

在范雎身处危难之际，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结识了秦国使臣王稽。王稽认为范雎很有能力，自作主张将他偷偷带回了秦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这段描写，既点出了范雎性格转变的由来，同时又将王稽与须贾两位使臣放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说，范雎人生际遇的变化，以及秦魏两国使者的对比，明明白白告诉大家，秦国所以日趋强大，魏国所以日趋衰微。电视连续剧《潜伏》里，中统天津站行动队队长李涯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问题所在：“我运即国运”，身为魏国人的范雎，在本国几乎丧命，却在他乡受到重用，反过头来对付包括家国在内的山东六国，他的命运可不就是透射出六国衰亡的命运么？

之所以说范雎是真能人，缘于他为秦国做的三件事，即“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固干削枝”的内政谋略以及“长平之战”的反间谋略。范雎被王稽带到秦国后，并没有马上受到赏识重用，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秦国，不论是秦昭王，还是把持国政的宣太后、穰候魏冉等人，都不喜欢策辩之士，这种情况下，范雎只有韬晦。等到时机成熟了，范雎以自荐的方式，引起了秦昭王的注意，交谈中，范雎不但点出了秦国当前内政外交方面的弊端，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于是这位落魄的能人，终于一飞冲天，站在了秦国朝堂之上。

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思路，我们先来说说范雎提出的“固干削枝”内政谋略。有人认为，这是范雎经历了生死巨变之后，欲借势而上采取的策略。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要宣太后及魏冉继续把持秦国政权，范雎就永无出头之日，所以要想上位，必须先除掉这些拦路虎。但是，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因素，作为国君的秦昭王，显然也不愿意只做傀儡，国君权力受到限制，对于秦昭王来讲，就象嗓子里卡了根刺，更象被捆住了手脚，范雎的策略无疑说中了他的心事，从这个方面来看，我敢断定，范雎之所以被重用，“固干削枝”的内政谋略才是最重要的原因。秦昭王与范雎都明白，内政问题不解决，所谓的“远交近攻”就无法得到落实。正因为如此，秦昭王下定了决心，采取种种手段，逐步削去了宣太后、穰候等人的权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大权独揽的君主地位。

解决了内政，秦昭王、范雎君臣放开了手脚，开始实行“远交近攻”战略。纵观历史，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比苏秦、张仪的约纵连横更进步、更实用，直至今日，世界各国也都不同程度的在执行着这样的外交策略。正确的外交思路，加上强悍的军力，使得在秦昭王之后短短的几十年，山东六国一个接一个陆续被秦国灭掉，进而江山一统，六合归一。因此，个人认为，范雎奠定了秦国天下一统的坚实基础，这个评价毫不过分。

至于在长平战役中，范雎主持对赵国施展反间计，让赵国临战换将，虽然说也是神来之笔，但相比于他的外交思想，要差了一些。长平战役的胜利，赵国的失误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范雎施反间计、白起奇兵策动以及秦赵两国国力、军力的差距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关于长平之战，我在评论白起的时候，已经说过，在此不予赘述。我要说的，在当时情况下，秦国完全可以借助长平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战果，如果秦昭王采纳白起的想法，乘胜前进，恐怕秦国统一的时间会提前若干年。然而，这个时候，另一位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苏代出现了，韩、赵两国派遣苏代秘密入秦，游说范雎成功，于是，让白起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战场上取得如此巨大胜利的情况下，秦昭王居然命令停战休整，大好良机就这么白白错失了。白起经历了长平之战，声望空前大涨，在秦国乃至其他诸侯国，风头之劲，一时无两。那么，深受范雎“固干削枝”内政思维影响的秦昭王，担心在本国再出现另一个穰候，正是这个潜意识的存在，范雎的谗言才能够被秦昭王采纳。所以，有人说是范雎妒杀了白起，这是不准确的。

那么，范雎对白起的谗言代表他的小人形象吗？肯定不是，嫉妒以及对自己地位、权势的担心，不只是范雎才有，而是几乎可以称作是普遍现象。之所以认为范雎是真小人，在于他对待昔日的仇人须贾、魏齐的态度上。俗话说“山不转水转”、“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但是，须贾与当时的魏国相魏齐显然没有这么做，须贾向魏齐进献谗言，魏齐大怒之下，命人把范雎险些打死，又把他丢到厕所里自生自灭，如果不是郑安平的帮助，范雎几无生还希望。在范雎获得了秦昭王的信任，博得秦国高位之后，须贾出使秦国，得知昔日的范雎正是现在化名张禄的秦国相，差点儿吓破了胆，范雎斥责他说：如果不是看在你送我一件御寒衣服的份上，定然杀你！虽然没杀须贾，范雎可也没想过要饶过他。酒席宴上，命令下人强行给须贾喂食马吃的料豆，并且让他回去告诉魏王，赶紧把魏齐的人头送来，否则必然大举进攻！

什么是真小人？这就是，用国家大事来报私仇，当着秦国众多官员，堂而皇之说出来，丝毫不加掩饰，理直气壮，这不是小人形象是什么？有人可能不认同我的看法，自古以来，君子与小人同在，范雎报私仇的举动无可厚非，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嘛。对于这个说法，我并不反对，需要说明的，综合范雎的所作所为，他显然不是君子，借助国之重器而报私仇，是典型的小人行径。但是在众多的小人中，象范雎这样明晃晃显露小人嘴脸的却不多，所以我把他称作是真小人，换个角度说，真小人要比明君子暗小人可爱得多。我鄙视他，是因为范雎在报私仇的过程中，采取了猫戏老鼠的办法，对仇人极尽戏弄之能事，无非是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感而已。

 

齐桓公叫姜小白，作为春秋时期第一位实际上的霸主，足见其政治才能。那么，齐桓公在与公子纠的争斗中胜出，得以继任齐国国君后，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可以说，这项任命才是使齐桓公登上霸主地位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几项措施，都是出自管仲之手，比如“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始终让齐桓公的多次军事行动，甚至后来的葵丘会盟，都有了维护周王室权威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连周王都支持，还有谁敢不服从？在当时，这样一句口号，代表了齐桓公高超的政治智慧，虽然是管仲的想法，关键是得到了齐桓公的认可。

我们说，评论齐桓公，离不开对管仲治齐的认识。因为，不论从《史记》的记载，还是其他众多史家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如果没有管仲，无论如何成就不了齐桓公的霸业。当然，既然是春秋第一位霸主，自有他的过人之处，那就是对管仲的任用以及莫大的信任。这话说起来容易，但纵观上下五千年，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君有几个？所以，我在评论管仲的时候，曾经说过，与其说齐桓公有幸得到管仲的辅佐，不如说管仲有幸受到了齐桓公的信任。既然如此，管仲没有理由不尽心竭力帮助齐桓公成就一番事业。要想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光喊口号是没用的，“打铁须得自身硬”，首先自家的实力要无比强悍才行。齐桓公即位的时候，齐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内乱，国内的动荡还没有消停，何谈什么称霸。管仲为相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因其俗，同其礼，与俗同好恶。”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这正是当初姜太公治国思想的延续，它的含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群众的满意是衡量政府工作的指标。在这种治国理念的指引下，齐桓公与管仲在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促进，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称霸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力强了，就要显示一下势力，这是春秋战国各诸侯通用的做法，也是“共识”。那么，自己的拳头硬了，齐桓公的底气越来越足，开始试图影响、控制周边国家。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以为，恐怕当初齐桓公只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打谁或者不打谁，而更有远见和谋略的管仲却提出了“尊王攘夷”这么一个口号，给齐国所有的军事行动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外衣，再经过周王室的鼎立支持，于是，齐桓公正式登上霸坛。前文我把齐桓公霸主地位的建立归功于管仲，有我自己的理由。管仲死后，齐桓公仿佛解开了枷锁一样，不听管仲临终劝告，一意孤行重用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小人，以至于死在床上六十七天没人给下葬。一代霸主，只落得如此下场，带给后人的思索却不仅仅是悲哀。

 

晋文公名重耳，早年有过与齐桓公类似的经历，甚至境遇还要悲惨些，一个大国公子，在外逃亡十九年，不但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因此成就了春秋时期另一位霸主。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系，多年逃亡生涯，培养了晋文公坚忍善谋的性格。在他以年老之身回国就任国君之后，励精图治，任用了很多贤臣，其中包括后来赵国的祖先赵衰等等，一众文武左辅右弼，一时之间，晋国渐露王霸之气。这里面有三点最值得称道。其一，早在逃亡期间，晋文公就受到了齐桓公、秦穆公两位当世霸主的赞赏，两位君主对他礼遇有加，足以证明晋文公自身很有才能；其二，他坚持“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才”的国策，使得晋文公以仅仅九年的在位时间，却造就了晋国百年霸业，这一点齐桓公也不能比；其三，晋文公效仿齐桓公“尊王攘夷”，牢牢占据大义，足见他胸怀大略。晋文公在位期间，实行了三军六卿制度，应当说这项举措稳住了文臣武将的心，所以当时晋国从来不缺贤臣、能臣。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项制度，却是为晋国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患，以至于后期六大氏族把持晋国朝政，内斗频频，最后韩、赵、魏三家分晋，王图霸业一场空。

 

春秋五霸之中，以我个人眼光，最为欣赏的，不是上述三位，而是楚庄王。为什么这么讲，在五霸中，唯独楚庄王具备后世历朝开国帝王的风采。因此，在评论他时，不免要多说几句。

在评论楚庄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楚国的传承由来。周朝建国初期，楚国的熊氏先祖曾经先后辅佐过周文王、周武王，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出了位能人熊绎，因为工作很勤勉，成王将现今湖北秭归一带封给了他，此地古称楚，所以熊绎是楚国第一任诸侯，但爵位不高，只是个子爵。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几种，子爵地位很低。之所以说它地位不高，是因为有比较。那个时候，受封的很多诸侯君主都享受的是公、侯、伯的爵位，被封子爵的、势力比较大的诸侯，只有楚国一家，别无分号。那么，我们讲，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看到自家封号如此之低，估计楚国的历任君主心里很不舒服。到了熊渠为楚子的时候，心里的愤懑终于爆发了出来，说：我是蛮夷，可以不遵守中原之国封号的限制。于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爵。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思想，出几个桀骜不驯的君主，一点儿都不奇怪。

先说说楚国的由来，是为评价楚庄王作铺垫，楚庄王就是一位桀骜不驯的君主。作为五霸之一，他是春秋时期的传奇人物，此人雄才大略，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比如“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有“中原问鼎”、“饮酒摘缨”等等。楚庄王即位的时候，楚国的形势不容乐观，他的父亲楚穆王一死，原来依附楚国的陈国、郑国、宋国纷纷改弦更张，依附了晋国，国内呢，又有斗克之乱，可以说国内外形势都非常紧张。这个形势对于年幼的楚庄王来说，绝对是个巨大考验。所幸，庄王虽小，却是很有心机，尤其经历了内乱之后，他对臣子都极不信任。为了观察大臣的表现，从中找出自己可用之人，楚庄王采取了装扮成昏君的办法。“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在这个情况下，先后有两位臣子伍举（即伍子胥的父亲）、苏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前去劝谏。通过这两个臣子的表现，庄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马上着手整顿吏治，把那些奸邪之臣统统杀掉，任用了大批忠于自己的臣子，获得了全国老百姓的拥护，实现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政令畅通，国势逐渐强大。到了楚庄王二十年，包括秦、齐等在内的十三个诸侯国会盟，共同推举楚国主盟，从此，楚庄王正式成为诸侯霸主。

有人认为，正是伍举、苏从的劝谏，才改变了楚庄王，使其从骄奢淫逸中摆脱出来。这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因为什么？从史书上看，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关于他雄才大略的记载很多，关于他所谓骄奢淫逸的记载，只是说他即位后三年内是这样，之后并未纵情享乐。所以，结合本篇记载：“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那么，杀了数百人，又提拔了数百人，难道仅仅就是两位臣子的劝谏的结果？如果因此就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儿戏了些。个人以为，综合史书的记载，不能排除楚庄王所谓的骄奢淫逸，只是他采取的韬晦手段，目的在于观察形势而已。

楚庄王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主中最具有帝王之相的一位，其军事、政治以及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之高，几乎没有可与之比肩的。实际上，楚庄王也有觊觎周王室的野心。他在即位后的第八年，借着攻打陆浑戎的机会，将军队屯扎在周朝的京师洛阳郊外，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搞了个阅兵式，以此向当时名义上尚存的周王朝展示兵力的强盛。并且借着向周朝使臣王孙满询问九鼎大小的机会，隐晦地表达了取代周朝的想法，这就是后世“问鼎中原”成语的来历。

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那些雄霸之主几乎都是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往往自身的能力超强，如果再有几位能臣辅佐，称雄称霸几乎是必然的。但是，历史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些雄霸之主的后代，具备同样能力的却是少之又少。楚庄王也是如此，他死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创下的宏图大业就被后代给败光了，依然困守江汉之间的蛮荒之地。前文提到伍举，有人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都知道他的儿子伍子胥，对伍子胥的遭遇有所了解，借用一句话：“我运即国运”，我们从伍子胥身上就知道了楚国当时的处境。

评价楚庄王，不能忽略他的历史功绩。前面说过，因为封爵造成了楚国与周王室之间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而且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那么，在楚庄王即位之后，随着他四处征讨，在打遍中原无敌手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把楚国纳入了华夏文明的范畴，从这一点来说，值得我们后世尊敬与缅怀。

你说说，这样儿的帖子，哪里需要图片来增色？水哥哥加油，争取本月也囊括金牌栏目哦！

来到水哥的园地，感受到浓郁的儒雅气息。这样的读书方式，真乃治学之道。佩服！

 

记不得是谁说过，中国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诗酒文化，一个人假如不喝酒，似乎成不了大才子，倘若不会作诗，那就无论如何称不上才情如海了。

对于这个结论，说实话，让我接受起来很有些勉强。因为，虽然诗与酒两样我都不怎么沾边儿，但多年以来，潜意识里始终有一种才子情结，如今让人这么一说，岂不是终生注定与才情无缘？

知耻而后勇，虽然酒量练不出来，偶尔喝一点也无妨，关键是要努力学习作诗，不是有句话，叫“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赋诗也会吟”，哪怕作不出名传千古的佳作，诌出几句打油也能遮遮颜面不是？历史上第一首打油诗，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读起来，感觉似乎也不错。据传这首打油诗的作者姓张，从古到今，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都湮没在了千秋岁月之中，相比之下，就因为一首打油诗能让后人记着，谁有才谁没才，还真不好说。其实，不仅仅是张打油，有很多帝王将相也是如此。不读书的刘邦、项羽，都有所谓的诗歌传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总不能把这两个人也称为才子。

也许有才子情结的人，不单单是我一个，估计很多人都有。近代有两位军阀出身的草莽，居然也学文人作诗。这两位都与山东有关系，一位是曾任山东督军的张宗昌，另一位是韩复榘。张督军作过一首咏闪电的诗：“忽然天空一火链，难道玉帝想抽烟？如果不是想抽烟，怎么又是一火链？”而那位韩将军呢，则是另一种风格：“趵突泉里常开锅，就是不能蒸馍馍。”且不论张、韩二位人品、才情究竟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所作的打油诗起码老百姓听得懂。

当然，以老百姓懂与不懂来衡量诗的好坏，不仅仅是有失偏颇的问题，而是让诸多文化人难以接受。有人说了，古今那么多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可不是给老百姓看的。再说，其中还有人作的诗，连众多才气逼人的才子都读不懂，更何况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李商隐的一首《锦瑟》，至今无人能解真意，但绝不能说它不好。说起这首诗，我曾经虚心向人请教，当时教我《大学语文》的教授先生是这么告诉我的：之所以《锦瑟》能传千古，根本的原因是它的诗味儿浓。原来如此。

那么，撇开李商隐这个特例不提，我又有了新的疑问。为什么我所喜欢的诗，大多都是“通俗易懂”的？而且它们都被列为千古名篇？比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等等，很多很多。有人给我解疑：既能让人懂，又蕴涵诗味，这是作诗的最高境界。老天！原来诗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

既然学不来古诗，学学现代诗又如何？台湾余光中先生的一首《乡愁》，闻者无人不起故园情，既没有那么多古诗格律限制，偏又诗味浓郁，最主要的，是能让人很容易地明白诗的意思。然而，等我读了很多现代诗人的作品之后，终于无法再忍耐下去，原因无他，实在是看不懂，翻来覆去吟诵多遍，仍然觉得只能用两句古诗来表达我的心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越看越远。

如今看来，我是真的无甚才情，不论古诗，还是现代诗，都注定作不成了。既然如此，我还是学学打油，争取做一个“二手”的诗人罢。

      张伯驹先生早年也是一位顽主，能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个顽主当得名副其实。可是，张先生又是一位极其坚定的爱国者，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一位极具声望的收藏家。四公子当中，唯独他留在了大陆，把自己所收藏的包括陆机《平复帖》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献给了国家。

      作为文史馆员，张先生的研究成果，我所见的不多，曾经有幸淘到一本他编著的《素月楼联语》，每展读，辄有所获。这本书单看封面就很吸引人，国画大师谢稚柳先生题写的书名，为书增色不少，怎么看怎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

      喜欢古诗文的朋友，大多也喜欢对联，《素月楼联语》把对联发展变迁史叙述得非常完整，搜罗了自古以来上千副名联，可以说，看这本书，比单纯去读什么《笠翁对韵》直观得多，效果也好得多。

      受它的影响，我不自觉的注意一些能见到的对联，比如：山东龙口丁家大院楹联，“古今来多少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河北邯郸吕仙祠对联，“睡至三更时分，凡功名皆成幻境；想到二百年后，无少长都是古人。”这些名联，甚至比很多诗文带给人思想的冲击更大。

      在爬格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根据情节的需要，我会自拟对联，比如在《五行相克》中，极真观楹联：“太上一气化三清，三清紫府；乾坤二元生五行，五行黄庭。”不求能流传出去，但求能为文章增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