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诸多经卷中，流传民间最广的，恐怕还得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仅仅有二百六十字的经文，是由著名的三藏法师唐玄奘翻译的。说它流传的广泛，是因为它被谱成了多种曲调，港台很多歌星都唱过。其中，我最喜欢听的，是齐豫版的《心经》。齐豫的声音空灵清澈，唱心经最合适不过。

     以我粗笨的理解，经文中唯有那句“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最妙，直入心底。怎么才能无挂碍呢？用佛家语说，就是怎么才能放下。要真的能放下诸般外物，自然就会八风吹不动，自然就会无有恐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才知道其难过于上青天。

     看过一位高僧的介绍，说他一生几十年都在修“苦禅”，无论寒冬酷暑，不避朔风，不避烈日，甚至不言不语。我不懂“苦禅”，但不妨碍对高僧的精神意志所折服，这也许就是《心经》所说的“度一切苦厄”的原因吧。如能渡过一切苦厄，想来便会做到“诸法空相”的境界。既然能“诸法空相”，所谓“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更是水到渠成。

     无论是“苦禅”还是“闭口禅”，无非都是力图“远离颠倒梦想”、回归虚无本真，或许，如真能达到此境界，才是大自在。

      给我的感觉，袁了凡居士的四训，无非是教人向善，正所谓“善念一起，即是佛心”。有人对这部书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凡欲改变命运，化凶为吉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求功名富贵，寿命增长者，不可不读此书；凡欲转病为健，转夭为寿，转穷为达，转罪为福，转凡为圣者，皆不可不读此书。”

     从俗世的角度来解读，会有人认为这样的评价过誉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不要从狭义的概念出发理解，读此书改变的是人的心性，心性从善，心境自然通达，心态自然自在平和。这样的心性、心境、心态，可能不会让人大富大贵，但至少会让人健康、快乐。

     至于袁了凡在书中列举了诸多实效例子，是不是果有此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谓“福报、业力”都与所思所为有直接关系。从某个角度说，《了凡四训》所反映的东西，与龙勃罗梭的《实证派犯罪学》有相通之处。龙勃罗梭通过解剖了数千具死刑犯尸体，得出一个“天生犯罪人”的概念，并因此指出，如果这个“天生犯罪人”后天周围生活环境善举成风，自然就避免了犯罪恶性的激发。

     那么，如果人人都能用了凡四训来规诫自己，不一定就去信佛拜佛，自然能达到匡正社会风气的效果。但，这恐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不得不承认，我骨子里有英雄情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细想想，估计从听评书《岳飞传》起，英雄梦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记得自己很少跟村里的淘小子们一起，去干那些上树爬墙、惹得鸡飞狗跳的事情。在大人眼里，我是一个安安静静、守规矩、懂礼节的孩子，他们哪里知道，这个貌似“不调皮”的娃正作着英雄梦。那个年代，家里既无电视，也没有电脑，但有很多老旧的线装书，全图绣像版的《隋唐英雄传》《义和拳》之类，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照着书上的人物像画着玩儿，当然，只画那些“好人”，书里的奸臣，我是坚决不画的。尽管自己的那些“作品”，不能仅仅用“稚嫩”来形容，但端详亲手画出来的威风凛凛的英雄，油然而生敬意。

这种情结左右了我的读书取向，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描写金戈铁马的作品总能让我沉浸其中，《大秦帝国》就是如此。本来，自秦献公以后，秦国的历史，我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些的，但史书毕竟是史书，人物不鲜活，读起来总有“挠痒痒够不着”的感觉。孙皓晖先生的著作，满足了我的愿望，献公、孝公、始皇、商鞅等等这些历史人物活生生地站了我的眼前，似乎触手可及，甚至仿佛能听到他们心跳的声音。如果把史书的描写比喻成赋予了人物的骨头和脉络，那小说则是赋予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

揭开书页，秦国由弱变强直至江山一统的历史，仿佛如立体图画一样，徐徐展开，一着眼便不能自拔。随着画面的滚动，我似乎看到了秦国历代君王霸四海、王天下的欲望和决心，似乎看到了商鞅、张仪、范雎、李斯等策士佐王道、逞权谋的经历和命运，似乎看到了白起、王翦、蒙恬等一众将军挥战刀、指兵锋的英武和落寞……

在《大秦帝国》中，孙皓晖先生尽其所能，重现战国末期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场景，从已濒临灭国危险的秦献公时期写起，重点着墨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强国及六合挥鞭等桥段，把一百六十余年中所涌现出来的传奇英雄囊括其中，以小说家的视角解读了大秦统一带给华夏民族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历史意义。本书带给史学界、文学界的震动，不亚于任何一部作品。文学评论家雷达因此评论说：“孙皓晖先生所做的，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同时难度甚大的创造工程。这部大著的主导理念，若用关键词表述，便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读此书，可知雷达先生的评论恰如其分、切中肯綮。

翻读历史，我们知道，秦国本不是一个很强大的诸侯国，但那么多强国中，唯有它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有很多人一直探究其原因，各发一家之言，无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既然以秦国为主线，来描写这段历史，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孙皓晖先生把自己的理解贯穿小说始终，又以极其丰富的情节佐证，读者于不知不觉中信之而不疑。这样的描述，再一次充分证明了任何一个帝国欲成就霸业，所必须遵循的、颠扑不破的道理：即大秦的崛起，依靠的不是哪一个英雄人物，而是几代君王率领诸多左辅右弼，全国上下同心协力的结果。

与我而言，我不是史学家，而且因为英雄情结的影响，所以会不自觉地把更多的视线放在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身上。在我看来，历史小说的作家，免不了把自己喜爱的英雄描写得近乎完美一些。但孙先生却能克制自己的这种愿望。也正是力求客观的笔法，才让读者觉得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真实可信。而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则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把主要人物刻画得几无瑕疵，不免落了下乘。《大秦帝国》对我的英雄还不仅仅如此，无影无形之中，我固有的英雄情结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我的英雄情结原来只是限于个体，如今却是转向了一个群体，一个士气昂扬、高歌“赳赳老秦”的群体。那一曲“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英气、霸气直冲霄汉，远比“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更加激荡肺腑，甚至比先生所列诸多情节更具证明力和震撼力。终于明白，原来那些死不休战的大秦兵卒，才是真正的英雄。

有人讲：历史是由英雄写的，英雄是后代人封的。细琢磨，果然有道理。有名有姓的英雄们，只适合“煮酒”之余评头论足，因为江山已改，成败既定，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汗青史册传千古，褒贬由来自春秋。唯有那些无名的英雄们，无论褒贬，转轮台里依旧唱大风。

 

    清朝王永彬先生所著《围炉夜话》，读之者，莫不感到如盛夏饮冰，暑气全消，又如寒冬捧炉，温暖入怀。读有所感，以飨看官。

▲恃力者，忽逢真敌手。恃势者，忽逢大对头。人所料不及也。

齐景公时期，有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功高震主，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然而被晏婴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楚汉相争之际，楚霸王项羽恃扛鼎之勇，冠绝天下，罕有敌手，但敌军如蚁，乱拳打死老师傅，终落得乌江自刎下场。明朝权相严嵩，当政宰辅，权势熏天，一时无两，却不料遇到了比他更擅权谋的徐阶，所以注定倒台身死。

▲不蹶于山而蹶于垤，则细微宜防也。

经常听人说：大江大河不知过了多少，谁料想小河沟里翻了船。人往往如此，见大而忘小，虽是常情，却不得不戒。

▲把自己太看高了，便不能长进。把自己太看低了，便不能振兴。

现代曾经流行一句话：千万不能把自己不当回事儿，也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说的是一个道理，无论自视清高，还是自惭形秽，都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泼妇之啼哭怒骂，伎俩耍亦无多，静而镇之，则自止矣 谗人之簸弄挑唆，情形虽若甚迫，淡而置之，则自消矣。

这是古代那些大儒对待谗言的态度，是否真的见效果，我不敢妄下结论。一则即使“淡而置之”，谗人就不再搬弄是非了吗？很难讲，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估计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恐怕效果未必佳；二则究竟要“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历来是热议的话题之一。从古至今，那些善于治政的贤才，大多不善于治佞，原因何在？

▲门户之衰，总由于子孙之骄惰。风俗之坏，多起于富贵之淫奢。

富贵得来不易，失去却是不难，古往今来，未见有富贵可保超过五代者，“骄惰”二字道出其中原委。然而，大富大贵本是世人所追求的目标，但因此而败坏了社会风气，“淫奢”二字恐怕仅仅是表面现象，否则的话，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又该如何解释？老苏云：治国必欲民之有所尚。这才是风气之根，正像邓小平所言，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此教育非学校教育，正是社会道德教育。

▲伐字从戈，矜字从矛，自伐自矜者，可为大戒；仁字从人，义字从我，讲仁讲义者，不必远求。

为什么不比远求？因为要从自身做起，仁也好、义也罢，但求问心无愧才好。现如今，我们为什么却要远求？是因为满世界都在疾呼，恰恰仁义道德越来越离社会远去了。

▲凡事勿徒委于人，必身体力行，方能有济；凡事不可执于己，必广思集益，乃罔于艰。

身体力行与集思广益本就不矛盾，但往往能做到身体力行的，就不能集思广益，却是让人纠结。其实，职事有分，岗位有别，该谁做什么应当早有定数，而实际上则是，人没有抱怨自己权力大的，越是权重事繁，越是有人百般追求。而且，人也没有坦诚自己能力不行的，所以宁愿“力行”，也不愿“集思”。

▲但患我不肯济人，休患我不能济人；须使人不忍欺我，勿使人不敢欺我。

肯不肯济人是态度，能不能济人是能力，二者不可混淆。不忍欺是情意，不敢欺是势力，情意可长久，势力总有弱的时候。做人如此，理政也是如此。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为官者，可从中品味一二。

▲心不外驰，气不外浮，是读书两句真诀。读书不下苦功，妄想显荣，岂有此理？

过去，老师总教育我们读书要不驰于外物、不心浮气躁，只有这样，才能懂得书本背后的道理。现如今，象牙塔内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未尝吃苦即望显贵，师、生莫不如此，正所谓业既不精，道也不存矣。

▲敦厚之人，始可托大事，故安刘氏者，必绛侯也；谨慎之人，方能成大功，故兴汉室者，必武侯也。

刘邦临死前曾嘱咐吕后，绛侯周勃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是为人敦厚忠义，所以日后能保刘氏天下的，必然是他。事实果然如此，刘邦固然善于识人，敦厚却是可托大事的根本。三国时期，天下三分，但与其说蜀汉姓刘，不如说治蜀惟孔明。因为“诸葛一生惟谨慎”，“谨慎”二字是蜀汉鼎立的根本。

▲天地生人，都有一个良心。苟丧此良心，则人去禽兽不远矣；圣贤教人，总是一条正路。若舍此正路，则常行荆棘之中矣。

良心即是正路，书读多少、官当多大，唯有“良心” 可衡量其本性，惟有广立此心，方能放言为万世开太平。

▲耕读固是良谋，必工课无荒，乃能成其业；仕宦虽称显贵，若官箴有玷，亦未见其荣。

李斯是法家大才，蔡京是书道大家，和珅是理财大能，然而千秋唾骂，只因官箴有玷。有诗论之：点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绕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读书人为官前，都重品行，然而一旦踏入官场，却又像飞蛾扑火，一个权奸倒下去，千百个佞宦贪官站出来，德品二字早扔一边，翻遍儒家圣典，至今不知其故。

▲敬他人，即是敬自己。靠自己，胜于靠他人。

能尊敬别人，等于给自己一个受人尊敬的机会；要想有所成就，首先要自己努力。所以凡事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曾有人问菩萨：世人合什祝祷是为求佛保佑，奈何菩萨也作合什之状？菩萨良久答曰：求人不如求己。

▲讲大经纶，只是落落实实。有真学问，决不怪怪奇奇。

自古大才，赋诗作文，少有怪癖难懂者。李杜诗、韩柳文，都是如此。曾读北大三老之一张中行先生的《文言津逮》，叙学问如聊家常，足见大师风范。

▲常思某人境界不及我，某人命运不及我，则可以自足矣；常思某人德业胜于我，某人学问胜于我，则可以自惭矣。

话虽如此，但做起来极难。大凡世人都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所以常常鄙薄他人所作所为，与人是马列主义，与己是自由主义。

▲神传于目，而目则有胞，闭之可以养神也；祸出于口，而口则有唇，阖之可以防祸也。

清朝名相张廷玉立三朝而不倒，诀窍就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韩非子也曾说过“语以泄败”，可见，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果然是一门大学问，如果搞不清楚，还是闭口不说的好。

▲人得一知己，须对知己而无惭。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知音梦，要么希冀得一知己，要么希冀成为别人知己，都是对他人有所期望。谁曾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知己是否惭愧？是否对得起知己的信任或赏识？此语有振聋发聩之效。

▲人生境遇无常，须自谋一吃饭本领。

读此句，很是惭愧。自诩十年寒窗，至今为一小吏耳，若失去，则几无其他谋生之术。近读清人许葭村《秋水轩尺牍》，许氏一生颠沛流离，辗转幕府，为他人做“嫁衣裳”，若我也生于其时，恐怕境遇比他尚且不如。百年前如此，现而今，世风幻幻，估计更甚于那时，是故，与其去写万字平戎策，不如勤学耕田种树书。

▲自家富贵不着意里，人家富贵不着眼里，此是何等胸襟！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

如今，学者都去卖书讲学，沽名求利了，升斗小民又能如何？难道胸襟惟贫贱方有？所谓“心头”“口头”，难道王永彬先生目光如炬，可后视百年乎？

▲稳当话，却是平常话，所以听稳当话者不多；本分人，即是快活人，无奈做本分人者甚少。

做本分人、说稳当话，如今则更见稀少矣。

 

    明月何其无辜，承载了多少文人墨客诸般心绪。

明月何其有幸，寄托了多少才子佳人万种情怀。

自古以来，借助明月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何止巨万，碧海青天，冰轮始终遥挂云边，如水月色却照出诸般情思。于今，只从其中攫取几首，赏之析之。

1、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王维《山居秋瞑》）

我们知道，王维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居士，还被人称为“诗佛”，苏东坡赞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动静、远近相融，在隐居的“王孙”眼里，仿佛一幅绝美的山居秋瞑图卷。

春芳既去，秋雨新来，傍晚时分，茂密的松林中，稀疏的月色随处可见，涓涓泉水漫过石板，四周空旷静臆。远处，竹影摇动，那是浣纱的女子在回家路上，叽叽喳喳，把竹林都引动得喧闹了起来；小河深处，莲叶晃动，原来是打渔的小船也回来了。

但以我看来，此诗意境美则美矣，惟不见禅味。看似句句写景，实则处处抒情。有人说，此诗的末句有深意，“王孙”二字典出《楚辞·招隐士》，其中有：“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一句，是要隐居的隐士从山中归来。秋瞑诗借用这个说法，正好取其相反的意思：如此美景，正该常驻其间。

如果没有“随意春芳歇”一句，做这样的解析，无疑确切无比。然而，正是因为此句，使得全诗描写的意境有了变化。既然月色如水、秋景如画，又何必用百花烂漫的春天做比？又何必感叹春天的远去？“王孙”旧指贵族子弟，那么，一位曾经的贵族子弟，在空旷山林，沐浴在月色之下，见到如此美景，却感怀春天远去，于是觉得该在此处长留。这是何其矛盾的说法。

由此可见，“诗佛”的“佛心”动了。

2、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王安石的诗，我只喜欢这一首，这一首中，我只喜欢后两句。在所有思乡诗里，要么有的过于婉约，给人以肝肠寸断的感觉；要么有的过于直白，意境上差了许多。这两句不论从词句运用，到意境的蕴涵，都堪称上品。非常符合诗人当时的心情，更符合诗人的性格。

单单从诗句上来解析的话，也许在诗人眼里，正当春风徐来、草长莺飞之时，他却与他的春天渐行渐远，那一缕思乡之情，早系在高挂的明月之上了。

江南美景无边，烟花三月，草木葱茏，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然而，这绿色却是那么刺眼，春风吹绿了整个江南，唯独没有吹到诗人心里，一个“绿”字，显得与诗人的心境如此的格格不入。

沐浴在春风里，置身于美景中，诗人感到的不是美，而是思乡情绪的极度躁动，在他看来，春风不解其意，一次又一次光临，一次又一次掀动他的心怀。无奈，只有去祷问默默挂在云端之上的月儿：月儿呀，你什么时候能照亮我回乡的路途？

此诗的解读，历来忽略了一件事，诗人北上不是被贬谪，而是重就相位，所以诗中更隐含着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这样的心理既有热切的盼望，又有种种担心。那熏然的春风似乎也代表了诗人仕途的春天来临，倘若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回乡时还会有明月相照吗？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天，他宁愿在清凉月色之中，能够心情平静的回到家乡。

3、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欧词中，我最欣赏“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两句，不止是意境美，而且给人以无限遐想。

咀嚼词句，一幅画面恍惚出现在自己眼前：元宵佳节，如群星落地般的花灯，在街头巷尾闪烁，到处都是熙熙攘攘人群的开怀笑脸。然而，河边柳旁，一位佳人默默伫立，含泪的目光只是注视着金黄圆月，与喧闹的人群相比，显得那么的让人怜惜。伴随着佳人的目光，另一幅画面渐渐清晰：去年的这个时候，月上中天，透过柳丝，仰头望去，仿佛树上挂着的一盏明灯。那时的佳人心里却只有甜蜜，因为玉蟾冰轮之下，“他”正从远处翩翩而来……

这阙欧词让我想起了昔日读书的时光，那时候，大学校园的路灯偏巧正象圆月，偏巧又在柳旁，每当月圆的时候，走在树下，总会想起这两句欧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可惜的是，不论是天上月，还是柳边月，却只是照到我一个人的身影，此时若是学李太白，举杯相邀的话，不是对影成三人，而是天月、孤灯、影独行。

4、爱他时似爱初生月，喜他时似喜梅梢月，想他时道几首西江月，盼他时似盼辰钩月。当初意儿别，今日相抛撇，要相逢似水底捞明月。（元无名氏《正宫·塞鸿秋》）

古诗词曲中，写相思的不知凡几，我却极为欣赏元代无名氏所作的这首散曲。

喜欢它是因为曲风与既往的古诗词大相迥异，月儿随着人的思绪变化而变化，相思之意极其浓烈，更有种“泼辣”的味道。

当初对他生出爱意的时候，仿佛心头也有一叶弯月，随着爱情逐渐深沉而渐渐丰满。月渐圆，爱愈深，一如淡月梅花，心底暗香浮动。想他时，任凭它几首西江月，诉不尽相思意；盼他时，那一轮阙月何时会圆？唉，月有阴晴圆缺，可惜的是相逢遥遥无期。

此曲通篇不说月圆，却时时刻刻透射出对圆月的盼望。也许，处于相思中的女子心里，既盼着月儿快些圆，也好一解自己的相思意，又担心月儿圆了，良人却离自己越来越远。

孙策

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

江评：“ 小霸王” 非“ 楚霸王” 可比也，勇略过人，惜命不久长。

孙权

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江评：权，守成之主也。

曹操

或曰：时势造英雄。国祚日衰，乱世如卵翼，汉家贵胄犹惶惶不可终日，况布衣乎！人云国乱必有佞人出，又云国乱必有才人出。才人者，英雄也。然英雄非勇武有力之士，吞吐宇宙、纵横八荒，一树帜，从者云集者，方为英雄。昔者，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江评：问天下谁是英雄？曹公曰：非我莫属！

司马懿

或曰：司马氏为三国争战之渔翁。诚如此，司马本为阿瞒帐下一书簿，何为书簿？秘书而已。然此书簿绝非百里之才。古人云：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司马氏，大隐也。

又曰：司马氏擅权谋，三国归晋，皆图谋而来。何为谋？谓之阴其形，顺其变，导其利，用其术。以心谋、以术谋、以利谋，守其身进而求其位，得其位而用其权，终成帝业。

老苏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厉害，可以待敌。纵观三国将将之才，有诸葛、司马、周谕、陆逊、姜维之属，司马为全才，周谕为亲才，陆逊为文才，诸葛为鬼才，姜维为侠才。全才者，识势而动，识变而变，居下而隐，居乱而藏，终成帝业。亲才者，以汉末纷争为天时，以长江天险为地利，以国主之亲为人和。文才者，儒者将兵，虽无远虑，然以心服众，既重战略，更重实施。鬼才者，深不可测，心思乖巧，莫敢不尊。侠才者，能虽末流，却具侠风。

江评：阿瞒祝酒论英雄曰，方今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然操、备、权历艰难所创不过一隅，一统天下则为司马氏所成就，孰为英雄？可知三国将将之才，司马氏第一。

孔明

孔明《将苑》中曰：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孔明者，智者也，其智在知势，在治世。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吏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吏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吏良久曰：“但自诸葛公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或曰：孔明，兵家也。此言不足论，知兵方可言兵，孔明虽儒者，却为将将之人，知兵不可为而为之，尚兵必遭天谴，识势而动也。且兵无定法，法人、法地、法天，遵天时，重地利，顺人和，兵者，政之辅，政者，兵之基也。

自昭烈帝白帝城托孤始，孔明殚精竭虑，振兴蜀汉之基业，堪称肱骨。昔者，茅庐问对，纵论天下大势，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后倚刘表而厉兵秣马，辅孙权而消阿瞒之强势，取西川而定立国之基，可谓形势变化不出掌握。然则西川既取又经火烧连营之痛，蜀之百姓无不思安厌战，值此百废待兴之际，不报先帝败亡之耻，缘何六出岐山而伐曹魏？或曰：曹魏篡夺刘汉天下，国之贼也，伐之可得民心。此谬论也，治国之道，在因势利导，循机而动，量力而行。内不稳而攘外，诚不缔为自坏基业也欤？且有强吴立于卧榻之侧，以举国之力伐魏，古之兵家不为也。

江评：蜀汉之败非在刘禅，而在孔明，兴也诸葛，败也诸葛。孔明虽治世之能臣、用兵之鬼才，然于乱世中入世，亦必于乱世中出世，可叹。

关羽

云长乃山西解州人氏，蜀汉昭烈帝结义二弟，曾受封于汉献帝，官拜汉寿亭侯。羽之轶事，至今虽童稚亦耳熟能详，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不一而足，华佗称之为：“将军乃神人也！”

晋之后，屡受帝王封赐，本为凡间一武将，入瑶池而为武圣，千百年香火不绝。尊之者曰：人生世间，义字当头。然则，论云长之性格，有二，一曰义气，有结义之义，视玄德与翼德亲兄弟，有护主之义，刘皇叔之事即为云长之事，有还情之义，义释曹操为还赏识之情。二曰傲气。云长语：吾视阎良为插标卖首尔！吾之虎女怎配犬子！黄忠老迈之徒何敢与吾同列！

江评：羽虽神勇，然因其勇而少谋、刚愎自用，致有荆州之失，败走麦城而命丧东吴之手，故曰蜀汉强国之霸图终究未果，自云长始。

张飞

张飞，字翼德，蜀汉昭烈帝之结义三弟。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不拘小节，勇猛善战，至今民间仍有“张飞一声吼，吼断桥梁水倒流”之说。翼德战吕布、战马超均非成名之作，长板坡一战喝退曹兵百万，雄风振于华夏。飞重义轻利，虽于危难之际，宁为草寇，不做降将；飞快意恩仇，对二兄云长之死难痛彻心肺，方寸大乱致死于宵小之手。

江评：张翼德乃三国之第一性情人也。

赵云

昔者，子龙白马银枪，追随公孙氏，白马义从，名震朔方，以求报国。公孙氏败亡后得玄德赏识，五十余年为蜀汉立下无数汗马功劳。评书有云：子龙为备之四弟。四弟者，何也？桃园三结义之续也。

或曰：蜀之五虎，唯云具帅才。于我心有戚戚焉。子龙长板坡一战成名，于百万曹军中七进七出，血染战袍，救孤于危难之际。然则此后难见其雄风。玄德、孔明非不知其才，然驻守荆州不用子龙而用云长致有荆州之失、麦城之败。

江评：子龙虽位列四弟、五虎，终不比云长、翼德，似亲不亲，才不被举，诚第一尴尬人也！

鲁肃

肃虽名为吴之宰辅，较之周瑜、陆逊，才具副之。然雅量高致，虽无宰辅之能，却具宰辅之量。不特纷乱之时，肃亦能与孔明、庞统相友，既不背主，亦不欺友，难能可贵。肃辅吴主，虽谋不见出，然与敌斡旋非其不可，兵车辎重之备，由肃居中谋划，且举荐贤良功不可没。

江评：居功而不自举，用权而不擅权，肃，吴之萧何也。

张昭

张昭，东吴之首辅也。权之兄策将死之际，告诫权曰：“外事不明问周谕，内事不明问张昭。”内事者，内政也。昭以老迈之年，侍奉孙氏三父子期年，或不辱使命，然后世不知。赤壁之战前，昭为吴主降派之首；孔明舌战群儒时，未见昭之高论；吴之内政，亦不知昭所为。岂不惑哉？

江评：古人云：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张昭，或为良吏耳。

郭嘉

郭嘉，曹操之心腹谋士，壮年而逝。操之所以一统中原，所仗者良辅众多，然于良辅之中，嘉备受操所器重，操战官渡、破二袁，以弱胜强，皆郭嘉之谋也。嘉之谋，贵在知上，操用权用谋非刘备、孙权可比，伴操如伴虎，倘有不如意，必以身饲虎，许攸便是其例。然嘉游刃其中，一道榻上策，与隆中对不遑多让。

江评：郭嘉不死，鼎立之势可得改乎？

张松

张松乃西川刘璋之长史，名不见经传，獐头鼠目，形容委琐，为谋己之私利，卖主卖国，将国之要货之于曹，继而货之于刘，致西川易主。虽松过目不忘，然未见其有经天纬地之才。

江评：国乱必有佞人出，张松为三国之第一佞人也。

    原文：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韩非子是奸人么？一定不是，否则写不出《孤愤》这样的文章；韩非子是智人么？想来一定是，否则写不出《孤愤》这样的文章。

   韩非子眼里的智人是什么人？有远见的人、擅察奸的人、通法治的人、弘毅正直的人，否则，不足以烛私利、矫奸邪；

   韩非子在说自己么？一定不是，既然有远见，怎么会预料不到自己入秦的命运？既然擅察奸，怎么会辨别不清李斯的险恶用心？

    由此可见，韩非子也许精通法治，也许本性正直，却依然因为缺乏远见、不善于察奸，所以不得不孤愤。

 

      原文：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因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

      韩非子说：不信、新旅、反主意、轻贱、一口，这五条是“当涂”者不利的地方，这又是在说谁？我虽然不清楚内幕，但我知道他自己就占了三条：不信、反主意、一口。如果不是这样，这样的大才在韩国怎么不见用？如果不是这样，这样的大才怎么会又只能写书撰文而不得进于韩王前？因此，他不能不孤愤。 

 

      原文：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韩非子这话是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其后两千多年何曾出其右？看看，想想，谁又能不孤愤？

赠 江南一碗水朋友

江 山烟雨育天骄，

南 北云龙笔墨逍。

一 代风华为武将，

碗 盏盈丰谓文僚。

水 中倩影吟幽梦，

天 阙婵娟咏雅韶。

上 下五千年得晓，

来 归潇洒乐吹箫。

 

祝才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与诸子百家截然不同的门类，当时称作游侠。说它是个门类，其实并不准确，称作一个社会阶层似乎更恰当些。游侠与百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民间，而不是庙堂。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或者是小打小闹，一旦显露，便是大事。

在《史记》的很多记载中，都能够发现游侠的身影。比如《信陵君列传》中的朱亥、侯嬴，《吴世家》中的专诸等等，甚至汉三杰的张良也与游侠有着联系，汉初的很多将领也曾经是游侠。有人认为，朱亥、专诸、荆轲、秦武阳等人应该属于刺客一类，这么说似乎对，但我认为，刺客不能作为一个门类，应当归入游侠里，如果不是任武好侠，这些人是当不了刺客的。尽管太史公专门为他们写了《刺客列传》，那是因为他们通过当了刺客，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事，骨子里仍然属于游侠。

总的来看，《史记》中所描述的游侠大多社会地位不高，很多人从事的都是最底层的行业，比如朱亥、专诸两个人都是屠夫。正因为社会地位的低下，为了更好的生存，有很多游侠选择依附于权贵，孟尝君等战国四公子以及吴国延陵季子门下都有不少游侠身份的门客。在诸侯并起的时代，游侠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孟尝君他们蓄养门客，更多的是出于博个好名声。然而，后人并不买账，把这些门客称为“鸡鸣狗盗”之徒，蔑视的意思溢于言表。直到汉朝统一了天下，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游侠甚至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因为这时候的游侠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对社会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郭解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以现代人的理解，《游侠列传》中记载的郭解，其实就是当时的“黑社会”。这个人年轻的时候，盗坟掘墓、作奸犯科的事情没少干，忽然一朝开悟，那种“没面皮”的事情不干了，干起扶贫济困的事儿来，一时之间，名望大增，不但很多亡命之徒纷纷前来归附，甚至有些官员也和他做朋友，更有一些豪绅还经常送东西给郭解。汉武帝时期，朝廷征发资产超过三百万的富户前往茂陵地区居住，本来郭解条件不够，但就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依附者众多，属于绝对的“不安定因素”，让当地官员很头疼，因此也被“操作”进迁徙之列。为了这个事儿，居然惊动了大将军卫青，卫青替他在汉武帝面前求情，结果引起了汉武帝的警惕：他能让大将军为他求情，那他的条件就够！

郭解这一迁徙不要紧，很多权贵富户纷纷前来送行，沿途还有很多豪强不管认不认识，只要听说过郭解名声的，都争相来结交他。如果仅仅是这些事情也就罢了，可是，事情的发展，早不是郭解能掌控得住的了。众多的依附者将朝廷迁徙郭解之事归罪于当地的官员，有几位气愤不过，于是将具体负责的地方官杀了，官员家属去京师告状，也在皇宫门前被人杀害。这件事情闹大了，汉武帝震怒之下，归罪于郭解，遂严令拘捕，最后诛灭了郭解全族。

韩非子曾经说过：侠以武犯禁，虽然司马迁也用这句话来诠释郭解的一生，但对郭解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游侠豪倨，藉藉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脱季，剧孟定倾。急人之难，免仇于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个人以为，司马迁之所以这么赞扬郭解，恐怕是有所指，相对于一些素餐尸位、满嘴仁义的权贵来说，他认为郭解的所作所为要好很多，只是太史公没有想到，他的一篇《游侠列传》为后世王朝统治、社会管理增添了无数隐患。

前文说过，大多数游侠的社会地位都不高，没有什么学说之类的传承，也就少了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行事只凭本心，率性而为，快意恩仇，无所顾忌。正因为如此，不管他们是行侠仗义，还是为祸乡里，都不会被朝廷所容忍，一旦引起上层的关注，基本上就可以预见他们的下场了。另外一点，对于很多权贵来说，他们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游侠的，因为相对于游侠，他们是社会的“上层”，在他们眼里，所谓“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

关于游侠，一直以来有个误会，很多人觉得，既然是侠客，一定有武功，或者只有武功高的人，才称得上是侠。其实，游侠不一定具备会武艺，“侠”这个字里面隐含的东西，更多的是义、是勇。有人将这个称作游侠精神，我比较认同。

我个人认为，游侠的出现虽然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相比于那些“窃国者”，他们只是“窃钩者”，但毕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所造成的祸害却是更为直接。在如何一个朝代，老百姓受到了冤屈，首先考虑的是诉诸于公门，而不是向游侠求助。那么，如果公门不被老百姓信任了，他们遇到事情宁愿求助于游侠，恐怕这个朝代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曾经把读《史记》的一些心得发出来，但是却发现关注度不高，心中不免怏怏。跟朋友聊起此话题，着实让他笑话了我一顿。朋友说，现在人心浮躁，正是“快餐文化”大兴的时候，你正好反其道而行，受挫折是一定的，不要说别人，你就是请我吃顿饭，请我听你讲史记，我兴许都不给你面子听。说实在的，对朋友的话，我不太以为然，我们读这些典籍，目的绝不是为了卖弄，现如今的很多现象，在古籍里都能找到出处，而且与古人的做法相比，我们现代人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说到这儿，我就琢磨，如果大家抱着一种很悠闲的心态来读史记的话，大约不至于让人感觉起来很沉重，因为，史记里有很多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现在，我把其中几个小故事抽出来整理一下，估计大家看后，感觉会有所不同。

【缇萦上访】汉文帝时期，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被抓起来准备押赴京都长安，按照当时的律法，极有可能被处以肉刑。什么是肉刑？就是割鼻子、脸上刺字等等之类的刑罚。这个太仓令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就在他被抓的时候，本来就很苦恼，女儿们在旁边哭，更烦了，就骂：就因为我没有儿子，遇到急事了连帮我的人都没有了！听到这话，他的一个女儿叫缇萦的，马上决定跟着父亲的囚车去长安。到了以后，给皇帝写了封信，说：我父亲做官，当地人都称赞他公平清廉，现在触犯了国家法令，我作为女儿很伤心，如果一旦父亲受了刑，以后就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愿意充作奴婢，代替父亲受罚，只求能赦免了他。汉文帝接到缇萦的信后，很受感动，下诏书说：上古舜治国的时候，不允许穿奇装异服，老百姓没有触犯的。现在，我们的法令立了很多肉刑，可是犯罪的人还是不见少，到底是我的德性不好还是教化的不够明白？我很惭愧，这是我做皇帝的过错，如果因此滥用刑罚，怎么能够担当起为民父母的责任来？我决定，取消肉刑。

大家看，缇萦的做法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不就是典型的上访吗？但是，问题在于，在汉初，一个少女到首都上访，给皇帝写信，居然能让皇帝因此下了诏书，改革了原本的刑罚制度。拿到我们现代，会是什么样子？

【管仲识人】管仲病重的时候，齐桓公问以后谁可以接替管仲的职务，管仲回答的挺有意思：君主是最了解臣子的人。齐桓公问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易牙杀自己的儿子取悦君主，没有人情，不能用。齐桓公问开方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开方宁愿背叛自己的至亲来取悦君主，没有人情，不能用。齐桓公又问竖刁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竖刁为了接近君主，不惜割掉自己男人的东西（自宫），没有人情，不能用。管仲死以后，齐桓公没听他的话，重用这三个人，不但导致三人专权跋扈，最后连齐桓公的死也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

管仲所说的三个没有人情，三个不能用，其实就是任用干部的组织原则问题。易牙为了当官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开方为了当官对自己的父亲不孝顺，竖刁为了当官不惜挥刀自宫，这恐怕是官场厚黑的最早范本了。

【周昌震主】汉高祖时期，有一位大臣叫周昌，这个人很正直，也敢说话，在这方面，连萧何、曹参等人都不得不佩服。有一次，他进宫向刘邦汇报工作，正好遇见皇帝抱着最宠爱的妃子戚夫人在打闹嬉戏，周昌转身就走，结果被刘邦给追上，骑到他脖子上，问他：你看我这个皇帝怎么样？周昌仰着头回答：陛下跟夏桀商纣差不多。弄得刘邦非常不好意思，以后更加忌惮周昌。

我们都知道，唐朝有个能让皇帝害怕的魏征，以直谏著名，但是他跟周昌一比，还是差了不少。到了我们现代呢，呵呵，更见不到这类人了。

【张释之执法】汉文帝时期，有位大臣叫张释之，官职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最高法院院长。一次，皇帝出行，被一个人惊了驾，皇帝大怒，派人把他抓住，交给张释之审查治罪，并且透出意思，就是把这个人杀了。结果呢，张释之审查后跟皇帝汇报：这个人不是有意的，他本来在桥下躲着，后来以为您的銮驾过去了，出来早了才惊了驾，根据律法，应当判他罚金。皇帝一听火了，训斥了张释之一顿。张释之就解释说：国家立了法令，那天子就应当与其他人一样遵守它，您是皇帝，如果说当时您就下令把他给杀了，估计也没人敢指责您，但是您把他交给我审查，而我是您的执法官员，就要依法办事，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更守法，天下才能太平。

 这个故事更有意思，其实不需要再做任何评论，相信大家读了之后，会有很多感触。

 把这几个故事拿来给大家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明我们现代人读史记、读典籍，从里面会很容易发现一些道理，不比我们看那些实事新闻带给我们的冲击少。

 

很久以来，我似乎不太愿意评论贾谊这个人物，生怕水平不高亵渎了他，也生怕自己从中对号入座。这么说，貌似有抬高自己的嫌疑，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的确是这么想的。

最早接触贾谊，是从李商隐的《贾生》诗开始。后来有机会读了《李商隐传》，才渐渐触摸到义山先生写这首诗的心境。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从“可怜”二字看，义山先生既伤自己，又同情贾谊。理解了义山先生的心境，也就触摸到了贾谊的脉搏。虚怀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种难过深入骨髓，万蚁噬骨也不过如此。

不看贾谊的政论，单从他的文赋说，与很多有名的文赋大家相比，不见得文采有多美。而且，在他的赋中，充斥着伤怀悲己的味道，且看他在《吊屈原赋》中写道：“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意思是：举国上下都不明白我的心，我心中的压抑郁闷能跟谁说？在《惜赋》中写道：“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说他自己年纪大了，不复年轻了，天高日远不可及。可是写这些赋的时候，贾谊多大？不过二十多岁。这让不了解他的人，会认为他不像个须眉男人，唧唧歪歪地惹人烦。说到这里，我不免为贾谊庆幸，得亏他不是以文赋扬名，否则，岂不埋没了这个千古奇才！

可能有人认为我称贾谊为千古奇才有点儿过誉了，我倒是觉得一点儿都不夸张。我们中学时代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可是您知道，真正把儒家思想推到前台的是谁？就是贾谊。孔子及其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后辈弟子贾谊身上实现了。从贾谊开始，开创了儒家思想千余年占据主流理论阵地的历史。

贾谊传世的政论文章不算多，仅仅《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三篇。读这三篇政论，似乎一位昂藏男儿就站在自己面前，指点江山，挥洒才情。也只有通过他的策论，我们才能把贾谊从伤怀悲己、柔弱无助的小儿女形象中解脱出来。他的《治安策》说的是治理国家的法度，《过秦论》说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论积贮疏》说的扶农抑商、居安思危。读懂了这三篇策论，也就明白了汉初文景之治的原因所在。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后世唐太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与贾谊相比，已落了下乘。

如此大才，为什么不被重用？原因很复杂。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点。其一，贾谊一自被皇室纳入视线，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动以儒术治国，可是当时的王公贵族乃至有绝对话语权的薄太后等人，都崇尚黄老之术，汉文帝又是有名的“和稀泥”的皇帝，在黄老和儒术之间，左右摇摆不定。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要冒很大风险。也正因为贾谊的儒生身份，不得不让汉文帝顾忌。其二，贾谊也曾有过机会，文帝也不是不想把他简拔进公卿的行列，可是周勃、灌婴等开国的“老人”极力反对。有人说，这是因为贾谊提倡扶农抑商，而周勃、灌婴这些人原来都是小商人，所以反对。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个人分析，一方面不排除开国的这些大老粗们的嫉妒心理，一方面，恐怕还有深层次的原因。贾谊除了遵儒术的主张，还有一个“招人恨”的论调，就是鼓动皇帝“削藩”以逐步弱化各地王族的势力，这无异于动了“马蜂窝”，那些诸侯王不方便自己提出反对意见，会不会通过朝中周勃、灌婴、冯敬等有分量的大臣迂回提出？史记上没说，我估计是太史公不敢说。

有人认为，虽然贾谊没进入公卿行列，但汉文帝也没算亏待了他，不是让他当了长沙王、梁怀王太傅了吗？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汉初的任官制度。西汉时期，担任诸侯王藩国主要官职的，基本上断绝了官位的上升空间，这是皇帝确定的“潜规则”。也正因为这个，在梁怀王溺水死亡之后，贾谊既觉得自己失责，又觉得前途更加渺茫，哭泣月余，抑郁而死。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发展至秦末，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帝师，也就是张良。

在评论李斯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作为帝师，必须具备懂权谋、通形势、明人主这么几个要素，那么在张良身上，这些他都具备，而且还要加上两条：晓军事、识进退。能够辅佐主上建功立业，这是帝师最基本的要求，但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护佑自身的安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能称得上真正的帝师的，恐怕数量还真不多，个人以为，后世唯有刘伯温可以与张良有一比。

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张良无疑是最受刘邦看重的一位大臣，刘邦建汉之后，衡定大臣功绩的时候，曾经说：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我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我能用之，这是我之所以取天下的根本原因。在刘邦心里，三杰之中，张良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恰恰也正是这个现象，让张良越发对自身的安危提高了警惕。

关于张良在抗秦扶汉过程中的一些功绩，后世流传很多，也很广，在这里我不再拾人牙慧，一一赘述。只想就发生在张良身上的两件事，发表一些管窥之见。

第一个问题，张良本人到底是学什么出身。史记记载，张良遇到了传说中的奇人黄石公，得以传授《太公兵法》，有人考证说不是《太公兵法》，而是《素书》，这件事到底可信度有多大，并不重要，总之通过这件事，能够知道张良通晓兵法就足够了。问题是，我们能因此就认定张良是兵家吗？恐怕不能。为什么，根据史书的记载，张良自始至终没有亲自带过兵、打过仗，本身的武力值也不高，这与兵家诸子们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张良不是儒生，结合他在刘汉阵营中的表现，也与儒生身份的郦食期等人大不相同。这么说吧，张良这个人，非儒非法、非兵非墨、非纵横非游侠，在百家之中找不到他合适的位置，但尽管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却又和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墨家、纵横家甚至游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句时髦的话说：博采百家之长。

第二个问题，张良为什么只愿意做个留侯。我分析，这不但与张良的经历有关，还与他对刘邦的了解有关。从《史记·留侯世家》中，我们知道，张良一开始辅佐刘邦是有目的的，他的祖上世代为韩国重臣，自从韩国被秦所灭，张良就立志想办法复国，但自身势力不够，于是加入刘汉阵营，欲借势而已。直到他所扶持的韩王成被项羽杀掉后，这才死了心，彻底坚定了保刘邦的念头，以至于后世有人评论说，项羽杀了韩王成，白白送给刘邦一位军师。那么，他的这一段经历，是不是会让刘邦感觉不舒服，我们不得而知，但估计在张良的心里一定留下了阴影。再一个，三杰之中的另两位：萧何、韩信，他们的遭遇，张良是看在眼里的。除去韩信不提，萧何是在刘邦尚未发迹的时候就追随于后的“老人”，为了刘邦，可以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却仍然受到刘邦的猜忌。鉴于这种情况，张良没有因为自己是三杰之首而沾沾自喜，而是极为明智地选择急流勇退。当刘邦许诺，让他在齐地自选三万户，作为食邑，张良找了个非常合适的理由，说自己只愿意在留地做个普通的万户侯就够了。留地是哪里？就是现今的江苏沛县一带，这里是刘邦的帝兴之所，最早的“根据地”，只有选择这里，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刘邦对自己的忌惮之心。可是，即便是这样，汉朝皇帝仍然对他不是很放心，在张良死后不久，汉文帝就找个由头把他的儿子张不疑给免了官。

张良做了留侯之后，从此便以身体欠佳为由，逐渐淡出了政坛，极少对国事发表意见，偶尔为之，也是被逼无奈。即便如此，张良仍觉得还不够安全，居然宣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意思是：我不过是卖弄口才的人，皇帝让我当上了万户侯，已经知足了，现在呢，人世间的事情我不想再管了，只想修道。赤松子是什么人？传说中的仙人。

对这件事情，现代人可能不太理解，但如果我们通晓历史，就会明白张良的良苦用心。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战争，稍一疏忽，便会身败名裂。宋代司马光臣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加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大体的意思是说，人的生死就象白天黑夜一样，这是自然规律，以张良的智慧，知道所谓神仙只是个想象，他去修仙，不过为了表明自己对功名荣利没有兴趣而已，只有这样，才能明哲保身。

可见，一个人想要发挥才能并不难，难点在于，其一，在什么样的领导面前发挥；其二，在什么样的形势下发挥；其三，明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再有才华也不能发挥。这三点，以第三点为最难，大凡有才能的人，驰骋才华几乎已经成了本能，一有机会，总要不自觉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如果才能得不到发挥或者得不到认可，那比死了都难受。殊不知，如果服务的对象、展现才能的时机不对，所谓的才华已经不是才华了，而是杀害自己的利刃。

老大，你很强悍，太强悍了。我大气不敢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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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是刘邦的大总管，刘邦能夺天下，至少有一半功劳应当归萧何，这一点，张良也不能比。按照刘邦的说法，萧何作为汉初三杰之一，是定位于“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方面的，这其实就是总管干的活儿。
　　萧何原来是沛县的功曹，这个职务相当于现代的县公安局长兼刑庭庭长，在一个小县城里，绝对属于实权派。有意思的是，这个实权派居然能和当村长（泗水亭长）的刘邦、同事曹参、自己的属下樊哙（捕快）、刽子手夏侯婴、吹鼓手周勃交情莫逆，而且还是以刘邦为首。这个情景，不禁让人联想起《水浒传》中的一些故事，刘邦如同托塔天王晁盖，萧何就像及时雨宋江。但是，尽管晁盖、宋江与刘邦、萧何一样，刚开始都是走造反的路子，追求和境界却是相差甚远。
　　从刘邦起兵造反的过程来看，萧何绝对称得上是幕后最重要的策划人和推手，而且，他把刘邦推上了前台，便把后勤保障工作抓在了自己的手上，自此，与所有起义军不同的，刘邦的义军从来就没有为后勤的事情担心过。古代行军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的事情有了保障，在战场上就已经赢了一半，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评定功劳的时候，刘邦才把供给军粮列为萧何三大功绩之一。
　　在我看来，估计萧何早在沛县扶持刘邦起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规划取秦以代之了，这个结论多多少少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主要原因，就是当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之后，萧何别的什么都不管，视那些钱财、美女如无物，抢先接管了秦朝的丞相及御史大夫府衙，把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通过这些律令图书档案，刘汉阵营充分了解掌握了全国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如果不是心怀天下，是无论如何做不出来的。可见，萧何的这个举动意义深远，充分证明他早就为夺取天下做准备了。
　　之所以说萧何是刘邦的大总管，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刘邦所说的“镇守国家、安抚百姓。”其一，关于镇守国家。刘邦在被项羽封为汉王之后，随着势力逐步强大，一举平定三秦、巴蜀之地，这些地方自古称为天府，直到这个时候，刘邦总算有了自己的后方根据地。但是，要夺得天下，就不能在根据地里困守，就要四处出击。作为“带头大哥”，刘邦要亲自带兵征战，那么，镇守后方的人选至关重要，只有萧何担此任，刘邦才放心，事实上，萧何也确实不负重望，不论是军粮，还是兵员，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其二，关于安抚百姓。镇守后方的任务绝不仅仅是负责后勤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暴秦统治下的老百姓拉到自己的阵营，做到人心归附。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症下药。前文说过，萧何本身曾经当过秦朝最基层的狱吏，深知秦朝法令的严酷和弊端，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刘邦发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有人评价说，这个约法摈弃了秦朝繁复法令及酷刑，足以让老百姓对刘汉政权心怀感激。个人以为，这种说法不完全。之所以规定杀人、伤人要抵罪，主要是为了稳定，秦法暴戾，重压一旦去掉，可能有人会因此跳出来对过去的仇恨进行报复，这个现象如果制止不住，必然引起大乱。对于盗窃财物要抵罪，那是因为作为大后方，筹备了大量的物资，如果不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严管，势必造成后勤基地的不稳固。
　　在评论张良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作为汉初三杰之一，萧何与张良、韩信不同的地方，是他很早就追随于刘邦，和刘邦之间的交情远非张、韩可比。但越是如此，却越是受到猜忌，不能不说，政治人物的悲哀就在于此。民间故事中，把刘邦定位于一个“小流氓”发迹，虽然不可信，但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即便刘邦不是“小流氓”，估计平时劣迹也少不了，至少无赖的事情没少干，这在《史记》中有过描述。我们说，能把无赖的事情干的惊天动地，是需要有天分的。一个有天分的聪明无赖，从心理上分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对谁都不是毫无保留信任的。在刘邦势力壮大之前，这种情况见不到，因为这是共患难的时期，等势力大了，逐渐开始显现。针对这个问题，萧何不得不举全族之人力、物力，甚至不惜自污名节，才能降低刘邦对自己的猜忌。
　　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萧何不效仿张良？我分析，不是不想，是不能。汉朝初建，百业待兴，作为军师的张良可以退居二线，作为总管的萧何却退不得，如果因为自己所谓的急流勇退，导致国家建设混乱，甚至产生被颠覆的危险，既不是萧何的本意，也会因此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到了那时候，估计刘邦对他就不仅仅是猜疑，而是忌恨了。

 

廉颇老了，尽管他还能吃能喝能耍大刀，可还是老了。
　　人家说廉颇和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说有史可载他是常胜将军，却仍然不可挽回地“被老”了。
　　廉颇生错了时代，尽管他扶保赵国三代君王，结局依然与历史上所有的三朝元老一样，一生襟报还是毁在国君手上。如果廉颇再晚生几十年，就能赶上赵国救国战争，那时候，就是再老，也有他老人家发挥战力的机会。可惜，他出生的早了点儿，在后辈赵奢的光芒照耀之下，他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再一个后辈，李牧，成了日暮赵国的战神，这时候的廉颇，早已经坟草如茵、墓林如盖了。
　　廉颇生错了地方，如果生在秦国，定会横刀跃马、纵横驰奔、豪气冲天。老秦人好战，尚武力，连王翦六十来岁的年纪，还能上阵杀敌，也许在这样的国度，廉颇才会受尊重。
　　廉颇很悲剧，中国人历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偏偏他老人家的地位是如此尴尬。在蔺相如这个书生面前，老将军很受打击，我无意贬低蔺相如，倒是觉得廉颇的坦荡磊落，与蔺相如相比不分轩轾，他那负荆一拜，拜的不是蔺相如，拜的是相如为国为民的心。如果说与蔺相如相比，老将军是武将，文武相合也是出于他的本心。可是，在武将的集团里，廉颇历来不服输。本来，憋着一肚子的劲儿，想在战场上继续建功，进一步奠定自己首席大将的地位，没料想又输给了小儿郎赵奢。虽然，太史公可怜他，在《史记》中给他留了个位置，可是怎么看怎么是陪衬，老将军的一言一行，都象是给老蔺和小赵做注脚。我不知道，太史公究竟是什么意思，给廉老将军和蔺相如作传，通篇都是在褒扬相如和赵奢及李牧，说这三人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提赵括这个白痴？难道就仅仅是为了证明老将军比这个白痴强？我不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太史公的君子之腹，可老将军的命运就是让我很难受。
　　不知道廉颇为什么得罪了郭开，他都逃难逃到了魏国，老郭还对他耿耿于怀，不惜一切代价，让人暗中诋毁他，那一句“倾之三遗矢矣”成就了谗言的最高境界，也造就了老将军的悲催结局。不得不佩服太史公，他写廉颇先后得罪过两个人，一个蔺相如，对老将军是以德报怨，另一个就是郭开。从这两个人对廉颇的态度，正衬托了蔺相如的谦谦君子形象，印证了郭开的戚戚小人嘴脸。可，如果老将军在天有灵，面对这样的描述，该作何想？
　　廉颇很悲哀，后世兵家有自比孙武、吴起的，有自比乐毅、李牧的，哪个把廉颇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现代人知道廉颇，哪个不是从负荆请罪这个典故中知道的？语文老师教导我们，从这一则故事中，充分反映了蔺相如包容谦让的君子之风。还不如戏曲家，把这段故事命名为《将相和》，就因为他老人家能够拉下面皮负荆请罪，后世把他称为“德圣”，或许能让老将军得到些安慰。
　　廉颇打了一辈子的仗，经年为赵国守边，面对强秦的虎视眈眈，从未敢有稍许疏忽，一直期盼赵国能立于强国之林。或许老将军一怒奔魏之后，也是悔恨交加，如果不是这样，还能有重新出山的机会，不至于连骸骨回乡都不可得了。或许老将军本人都不知道对于赵国，自己有多重要，他的被绌与逃亡，揭开了赵国灭国的序曲。后世司马光说的好：“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

哥，等年后闲暇了，整理整理，当正式文章发了吧！

在你如此辉煌的才学面前，小妹不敢出声了，惊艳！

哥哥，哥哥，我都成哥哥的超级粉丝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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